据Domain网站报导，一份新报告发现，快速上涨的租金使澳洲越来越多的租房族感到压力，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又退回到疫情前水平。
最新发布的的租金可负担性指数（RAI）显示，全澳范围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正面临着中度到极度的租金压力，这促使人们呼吁对租金上涨设置上限，并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
数据还显示，除了南澳乡镇地区以外，养老福利领取者、失业人士或单亲兼职父母负担不起任何一地的中等房租。
餐饮业员工、合租的学生以及赚取最低工资的夫妇也会在多个城市感受到房租的压力。
在各首府城市中，霍巴特仍然是租房者最难负担的城市，即使是年总收入为67,900澳元的普通租户，也需要将其收入的34%用于支付租金。紧随其后的是阿德莱德、堪培拉、布里斯班和珀斯–这些城市的房租负担能力在这一年里下降幅度最大。
非政府组织National Shelter的执行官Adrian Pisarski表示，在疫情期间，租房者因为政府补贴增加，境况略微改善，如今这些优势化为乌有。
Pisarski警告，租户已经处于临界点，收入水平即使下降不多也会遇到麻烦。
例如，在珀斯，平均租房家庭的年总收入为90,700澳元，那么在该市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会发现租金还是可以接受或负担得起的，但如果他们的收入只减少2万元，可能就会发现房租无法负担。
Pisarski说：“平均数掩盖了低收入者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
在悉尼和墨尔本，普通家庭的租房负担能力在过去一年分别保持稳定和提高，并且在该指数所衡量的九年中处于最佳状态。然而，悉尼的普通家庭仍然需要从中央商务区走出15公里才能找到价格合理的两居室房屋，或者走40公里才能租得起一栋三居室。
Pisarski说，在封锁期间，这两个城市近郊的租金都有所下降，但外郊和乡镇地区的租金却在上升，这通常是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地区，给他们带来了压力。随着人口增长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租金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报告的主要作者、SGS经济与规划部合伙人Ellen Witte表示，疫情期间，人们换到海边和林间居住，导致澳洲乡镇地区的房租负担能力急剧恶化，特别是在旅游地区，因为更多的出租物业转为短期度假租赁。
Witte建议，为了帮助经济从疫情中恢复过来，需要为租金上涨设置上限，并限制在通货膨胀范围内，同时也需要扩大社会公房和可负担住房的供应。她说：“我们真的需要开始考虑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为人们找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居所，还是将住房作为一个投资市场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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