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死》——中共治下荒谬而残酷的审查制度

慕容雪村
2022-06-13
image
图为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2015年我应邀参加Dangerous Idea Festival,在悉尼歌剧院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胎死》,讲一部电影如何胎死腹中,讲中国共产党治下那种荒谬而残酷的审查制度,以及它可能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当时在英语和法语的报刊上发表过,不过中文版无处可发。7年后再看,感觉文中的观点也并不是很过时。

《胎死》

一年多之前,一位影视公司的老板找到我,请我帮助策划一部麻将电影。我的第一反应是,“别扯了,你有钱给我多好,何必浪费在这种不可能的项目上?”

麻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运动,在成都、广州这样的城市,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家或多家麻将馆,无数人昼夜不停地鏖战在此,可中国大陆却几乎没有跟麻将有关的影视剧,一个原因是这项运动没什么惊险动作,拍出来不好看,但最重要的还是那无所不在的审查与管制。

麻将运动跟赌博有关,中国政府名义上禁赌,虽然禁得并不认真,但它还是极不喜欢在影视中看到赌博的画面。从这一点说,我们的政府有一种极为天真的品质,只要没看到,它就可以假装没发生,同时还假设别人不知道。

这是中国审查制度的第一个事实:它不是法律,但比法律更有威力。在中国,不是每一条法律都被人尊敬,但关于审查,虽然没有多少明确的标准,但人人都能心领神会,尽量不去触碰那些禁忌和敏感事物。在2013年,我的一位好朋友试图向中国出版社推荐一本书,讲一个女人杀死丈夫的故事,出版社开始还很感兴趣,但一听说讲的是穆斯林家庭,就纷纷表示“不敢出”,“不能出”,“穆斯林不能碰”。而查遍档案,也找不到一条这样的规定。同样,也并没有哪条法律说不能在电影中出现赌博画面,但这么多年来,却几乎没人敢于尝试拍一部麻将电影。

在中国的审查体系中,电视剧的级别最高,电影次之,报纸杂志再次之,书籍又次之。最宽松的是网络,但在近两年,网络上的审查也日益严苛,数百万账号被注销,有许多人因其网络言论被捕,其中最著名的是我的好朋友,律师浦志强,就因为他在网上发布的28条信息,他于去年5月被捕,一直羁押至今。

如果你要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那么第一步就是申请立项,要向政府提交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剧本梗概,如果涉及特殊题材——大量的题材都可以说成是特殊题材,比如关于孔子,或者那位12世纪的天才将领——岳飞,或者,你的主要人物有和尚或道士,或者涉及犯罪⋯⋯这些都是特殊题材,都要经过格外的审查。

根据我的经验,与麻将有关的电影第一步就无法通过,那位老板却很自信,说他认识广电总局的官员,立项不成问题。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这话背后的含义:如果你说某位官员会帮你的忙,那么要么你准备给他送礼,要么你已经送了礼,要不然他就是你的亲戚。

这是中国审查制度的第二个事实:审查不仅与言论自由有关,在许多时候,它都是审查官牟利的工具。这些年中,我听了大量类似的故事:某部电影久久通不过审查,最后制片方找到某位官员,结结实实地送了一笔钱,然后就顺利过关。在某些时候,光有钱还不足以打发这些贪婪的审查官,他们还会要求女演员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

据我推测,这位老板所认识的官员级别并不高,因为他的还是透露出一丝担忧,说立项虽然不成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讲赌博。

打麻将而不赌博,那就只能是比赛了,然后我们开始策划麻将大赛的故事,首先确定时代和背景,有人建议放在国共战争时期,一位正义的共产党间谍通过打麻将破获敌人的间谍网络。老板当即否决,说不行,虽然间谍剧前些年很热,但广电总局后来下了文件,现在不能拍了。又有人建议放在某位王爷的府邸之中,一位才貌普通的妃子通过打麻将获得王爷的宠爱。老板连连摇头:“你这不是正能量啊。”然后告诉我们,清宫戏虽然一直很火,但广电总局最近也发文限制了,想别的吧。

6月份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谈中国的审查,认为审查并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自我审查。这话没说错,这话没说错,只是过于轻巧了。我们可以站在安全距离之外,道德感十足地指责人们缺乏对抗审查的勇气,或者也可以去体会一下那些自我审查者所处的环境:那无所不在的压力,以及巨大的、难以克服的恐惧。

这些人,影视公司老板、策划人、编剧,并非陷入迫害妄想的病人,他们根据现实和理性做出判断,他们也了解电影的审查过程,知道其中有多么大的风险:不需要正式的决议,也不会发布正式的公告,只需要某位审查官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几千万元的投资化为泡影。

这是中国审查制度的第三个事实:权力运行在黑暗之中,没有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程序,却有着极大的伤害能力。 戈培尔博士的中国信徒们很清楚地知道如何让人们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查禁书籍、查禁电影,将言论者逮捕入狱,甚至会像黑社会一样去恐吓和殴打作家,更重要的是,从来不会有人对这些事负责,没人知道是谁做的决定,因为什么而做的决定,突然之间,一本书就不见了,一部电影就不见了,一个人就不见了。

在这故意制造的恐怖之中,自我审查其实已经成了最不得已的选择,它是中国审查制度的必然后果,也应当视为是原初制度设计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位与表达和创作有关的人:记者、作家、编辑、出版人和影视制作人都会不自觉地从审查对象变成审查官。

最后,我们把场景设置在四川省的某个小镇,3位在城市打工的青年为了振兴家乡经济,决定举办一场麻将大赛。他们筹措资金、寻找场地、联系人员,搞出许多笑话。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电影肯定不是最差的,最差的那些你们甚至无法想象。就在最终定稿之前,老板却开始长久地犹豫,虽然一直没有说明原因,但我猜想,他大概是忽然意识到了一部麻将电影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大约两个月之后,一位广东的老板又对这废弃的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第一位老板不同,这位老板拍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算是资深的业内投资者。他喜欢这个乡镇麻将大赛的故事,加进了许多自己的设计,并且开始准备送审文件,开始联系导演、演员和一应的工作人员。

在中国,一部电影的审查极为漫长和艰难,有时需要向几十个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申请许可。许多电影就死于这艰难的审查路上。幸运者可以拿到最终的公映许可证,业内称之为“龙标”,“每次拿到龙标,我的感觉就像是从躺满死尸的战场中走出来,”这位老板告诉我,“不容易啊,九死一生啊。”

大约一星期之后,他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这电影不能拍了,先放一放吧。我问放多久,他不说话。我又问为什么,他叹了口气,说你去看新闻吧。

那是2014年10月30日,就在前一天,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要坚决禁止党员集中打麻将。中国之外的人们很难理解两者的关系:《人民日报》说的是党员,我们的人物又不是党员;《人民日报》只是一家报纸,又不算什么政府机构,为什么它的社论一出,我们的电影就要放弃?

那位老板这样解释:《人民日报》和广电总局都归党管,《人民日报》反对打麻将,那就是党反对打麻将,党反对打麻将,电影和电视剧就要反对打麻将。不要纠缠什么党员和非党员了,连党员都不能干的事,你一个非党员有什么权利去干?

就这样,一部电影还没有开始就过早地结束了。在几个月中,我们花费了大量心血,录了几十个小时的音,写了厚厚的一摞文件:人物小传、故事梗概、各种商业预案,但只因为某个文件、某句话,这一切都全都化为泡影。用业内术语,这叫“胎死”。

我不知道有多少影视创意胎死于这不见天日的审查制度之下,但我确确实实感觉到它正在伤害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有人或许会说:审查没什么了不起的,美国有审查、英国有审查,澳大利亚有审查,每个国家都有审查。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各位:澳大利亚有审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审查就是正确的。而不管你有多么愤世嫉俗,都不应该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审查是同样的。

而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国政府的企业纷纷跨越国境,当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落成,当世界各国纷纷争抢“中国订单”,中国审查制度也将走出国门,它的阴影将不仅覆盖我们,还将笼罩你们——那些生活在遥远之处、自以为安全的人们。

在过去这几年中,每当我谈起中国政府,总会有些天真的西方人这样回应:那个政府确实不好,可是,也不见得会坏到这种程度吧?或者:那个政府确实很坏,可它还没有那么强大,没必要过分担心。

在1997年之后,许多香港人也是差不多的想法。现在18年过去了,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座700多万人的城市,现在几乎已经没有独立的报纸和电视台,议员和政客越来越像共产党的书记;抗议北京的游行常常会有帮会成员前来骚扰;敢于公开批评北京媒体人和艺术家会遭遇刺客袭击……

我希望能让各位明白,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善意的想象都可能是错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强大已经有可能影响你的生活。

在大约两年之前,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杂志向我约稿,我在他们的网页上发现了许多赞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这和我的作品风格不太一致,我追问原因,编辑告诉我:没办法,我们也要生存。我们最重要的几家广告客户都是中国公司,如果我们刊载太多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文章,那么他们就会停止投放广告。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以及遥远的非洲。在悉尼,已经有超过6家华文报纸和杂志,它们大多亲近中国政府,或直接受中国政府控制,所刊发的报道和评论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文稿如出一辙,常常不遗余力地赞美和歌颂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自由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依然对此置若罔闻。

今年5月,美国笔会出具了一份报告,证明美国的出版工业和某些作家已经受到了中国审查制度的影响。

而在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澳洲广播公司事实上已经默许他们的合作方——中国——审查他们的节目。同时,如果我们还没有那么健忘,应该记得2009年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在那时,中国领事馆曾要求电影节取消放映热比娅(Rabiye Qadir)生平的纪录片。 

这事的意义远不止一场电影,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审查官已经走到了你们中间,并且代替你们做出了选择。此类事件不会就此停止,而且,和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一样,那些机灵的中国审查官将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隐蔽。

有些人会觉得,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生意。事实上,所有做中国生意的澳洲公司都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影响,在最近一年多,中国政府的防火长城越来越强大,它不仅彻底屏蔽了谷歌、facebook,还阻断了gmail等境外邮件服务网站,每天都有大量的vpn通道被阻隔或切断。一个禁止你与之联系的政府,对你的生意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是的,中国的审查离你还很遥远,还不会很快地影响你的生活,但如果在某一天,你发现报纸上的中国“负面报道”越来越少,学者和媒体纷纷赞美中国的制度,某些政客开始明显地维护中国政府的利益,请记得我在此时说过的这些危言耸听的话:

人类的文明是一个整体,当一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摧残文明、禁锢文明,那将不仅是此国国民的损失,那是全人类的共同损失;

在这样的时代,言论自由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如果我们坐视一国政府在其国内肆意焚书抓人、钳制言论,甚至与这样的政府默契同行,心安理得地成为它的贸易伙伴、合作盟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说服自己,说我们依然是有道德、有良知的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猜你喜欢

编辑推荐

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