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女婿见老丈人时都理应恭恭敬敬，恪守礼节；如果老丈人是皇帝，那女婿就更要谨言慎行了。但从另一方面讲，作为长辈兼国君也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有时胡言乱语或举止失礼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年就曾发生过一起由老丈人言行无礼引发的惊心动魄的刺杀未遂事件。该起事件的主角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以及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壮士贯高。
这起刺杀未遂事件要从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说起。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讨伐匈奴，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时候，那有一座山名叫白登山，匈奴的冒顿单于带领40万骑兵把刘邦包围在此山，可谓围得水泄不通，汉军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也没能突围出去。后来在陈平的建议和阏氏的帮助下，刘邦总算逃出白登之围。
对刘邦而言，白登之围相当于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而且是奇耻大辱，脱困后心情自然不好，满腹怨气。刘邦回长安的路上途径赵国，当时的赵王张敖是他的女婿。贵为皇帝的老丈人来自己家做客，当然要盛情款待，事实上张敖确实认真行女婿之礼，表现得非常谦卑。
但刘邦的态度大不一样，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加之本性难移，不仅骂人发泄，而且摆出了箕踞的坐姿，即坐的时候两腿是张开的，极不礼貌。面对老丈人如此傲慢无礼的言行举止，张敖依然保持谦逊，恪守君臣之礼，毕竟刘邦既是长辈，亦是天子。
虽然赵王能忍，但他的属下表示不能忍！当时以赵国的国相贯高和老门客为首的一批臣子对刘邦的言行非常不满，同时也吐槽赵王张敖太懦弱，说“吾王孱王也！”他们不光私底下吐槽，还劝赵王张敖行不忠之事。据《史记》记载，他们是这么劝的：“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意思是，“当初天下各地豪杰纷纷崛起，有本事的人先立为王。如今您侍奉陛下如此恭敬，而陛下对您却如此无礼！请您准许我们为您把他杀掉！”
听完下属这番激愤之言后，赵王张敖什么反应呢？张敖果真是个守规矩的好女婿、好臣子，他当即咬破手指，流著血驳斥说：“你们怎么能说这种话！我爹曾经亡了国，是因为陛下的圣恩我们才能够复国，陛下的恩德泽及子孙，我们的一丝一毫都是陛下给我们的！希望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这里要提及一段背景故事：张敖的父亲叫张耳，项羽曾把赵地北部分给张耳，并立张耳为常山王，但在陈馀反对之下，张耳失去了王位，后来刘邦又封张耳为赵王，等于说刘邦对张家有复国之恩。张敖对此恩情一直牢记于心，不单单是忠君和孝敬岳父的原因。
那么，贯高等人被老板张敖训斥一顿后就此打住了吗？他们一看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吧。贯高等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确实是我们错了。咱们的王有仁者之风，他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事。殿下他有他忍辱的原则，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呀！我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殿下受侮辱。如果刺杀刘邦成功，雪耻的成果就归殿下所有；如果刺杀失败，我们就自己承担全部罪责！”于是，汉初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自此开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贯高等著等著，终于等来了机会。刘邦后来路过赵国的柏人县，贯高得知消息后便派人埋伏在厕所里，打算趁刘邦上厕所的时候行刺。或许老天看刘邦命不该绝，特意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暗示。刘邦原本计划在柏人县留宿，但在第六感的作用下突然感到心动不安，于是就问这县叫什么名字，没想到这一问竟然救了自己一命。他一听这地方叫“柏人”，马上就联想到了“迫人”，觉得这县名不吉利，因此立刻离开了柏人县。贯高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公元前198年，贯高的仇人向刘邦告密，刘邦听后非常愤怒，马上想到贯高此谋必有上级指使，便下令把张敖和贯高同时逮捕。当时赵国一些大臣想立刻自尽，贯高却大声呵道：“如果我们都自杀了，谁为我王洗清冤名？！”因为刘邦坚信张敖是幕后主使，所以贯高遭到严刑逼供。贯高是条硬汉，始终咬牙坚称此阴谋与张敖无关。
刘邦以为贯高宁死不屈，同时敬佩他是个壮士，便想，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于是派贯高的同乡去套话。贯高对老乡说：“只要是个人都有感情，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小呢？如今我因此事被判灭族，难道我会用全族的性命去换赵王一命吗？是因为赵王确实没有谋反啊。”刘邦听说后才相信赵王张敖是被冤枉的，贯高只是实话实说。死罪虽免，但张敖毕竟对属下管理不力，被褫夺了赵王封号。
尽管贯高之举无疑死罪，但刘邦很欣赏贯高的精神，因此赦免了他。然而，贯高接下来的言行不仅出乎众人意料，亦名垂青史，令后人感叹千年。
《史记》记载了贯高生前最后一席话：“所以不死一身无馀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意思是，“我之所以不死，遍体鳞伤，就是为了给我王洗冤。如今我王已被释放，我的责任和使命也完成了，现在死也没有遗憾了。作为臣子有弑君的罪名，有何颜面再侍奉皇上？！纵然皇上不杀我，我内心就不愧疚吗？”说罢，贯高断颈自尽，留下一段悲壮的历史。
当世及后世对此评价褒贬不一，可谓颇有争议。刘邦称赞贯高忠义；而东汉史学家荀悦专门写过一段“贯高张敖论”，说“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他认为，贯高虽然讲信义，在受刑时依然敢于证明赵王的清白，但这种“小亮”不足以掩盖大逆不道的弑君之谋。
但站在一定高度来看，这起弑君未遂的政坛风波最早的问题起源于刘邦未能约束言行，自己给自己种下了祸因。那时的人把受辱看得很重，主上受辱更为严重，《国语》说“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假使没有贯高等人采取激进做法，即使刘邦位居万人之上，这般不守君礼、侮辱诸侯，也迟早会失去臣心，招致祸害。古代其实对天子的要求非常高，现代人说封建君主可以为所欲为只是非常片面的观点。刘邦文化修养不高，虽善于纳谏用人，但其修养缺陷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不能慎言，容易讲出雷人的话，例如“功狗功人”论，虽然一语中的但太刻薄。在慎言方面他就不如他儿子汉文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此事评论得既客观又精辟：“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刘邦把怨气发泄到无辜的赵王身上，无意中刺激贯高犯罪；贯高虽自称为赵王尽忠，其实是帮倒忙拉赵王下水。
笔者认为，贯高仅知小义而不知大局，有小勇而缺大智，小不忍而乱大谋。引用苏轼《留侯论》里的一段话：“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贯高有敢做敢当之勇，但意气用事，无深谋远虑与大局意识，没考虑到所谓的尽忠雪耻只会让赵王置于不义，说不好听点便是愚忠；也没考虑到但凡皇帝有点政治敏感度都会怀疑是异姓诸侯谋反；也没考虑到私人恩怨升级后可能出现的蝴蝶效应，而在汉初百废待兴的时期，君臣百姓最需要的是稳定无乱，少惹事生非。
《周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过去圣贤君子的处世态度往往是非常谨慎的。刘邦和贯高在此事件中的言行失当，也给历史留下了要慎言慎行的深刻教训。至少对于现在的日常生活，再到亲友家做客时是要约束好自己的言谈举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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