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22日刊登一篇名为“西方人赴中国旅行因拘留威胁而变谨慎(Westerners Grow Wary of China Travel Over Threat of Detention)”的报导，引述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数据指出，中国使用“强制外交”等手段胁迫他国，类似事件2019年有57件，而今年前8个月达34件。报导也援引西方商务人士说法表示，很多同行开始“惧怕”去中国。
彭博社援引美奇金投资谘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联合创办人兼研究主管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与一名不具名的高级商务人员的说法，以及上海美国商会收到的会员询问，显示出商务人士对于赴中国的担忧。
其中除了中国之外，10多名企业高管、外交官、咨询师和学者的在《彭博》采访中透露出对香港施行“港区国安法”后，他们前往香港的忧虑也增加了。
美奇金投资谘询公司创办人杨思安向媒体表示，她很关注2018年底两名加拿大人及澳洲籍华裔记者成蕾（Cheng Lei）先后被中国拘留的消息，而她在COVID-19疫情爆发前，她过去几乎每个月都会从美国到中国出差，但即使疫情缓解，她仍对重返中国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此前她在中国生活了25年，并在6年前与中国配偶及小孩搬回了美国，她认为“即使成为他们决定拘留的那个人的机会很小”，但仍不值得冒险。
杨思安同时指出公司已经将信息分类，以保护公司本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被错误地理解”。
1名匿名高级商务人员也透露，他跟许多同行，特别是那些在谘询商任职的前政府官员，都越来越担心，他提到“我认识很多商人，他们现在都不在中国，非常害怕回去”。
风险机构Verisk Maplecroft亚洲分析师主管布瑞南（Hugo Brennan）表示，北京为报复他国政府而对个人进行拘留的纪录，应该是“所有高级商务人员”都要注意的“地缘政治风险”。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季恺文（Ker Gibbs）上个月表示，已经有商会成员对任意拘禁的行为表示担忧，而商会的观点是“机率很小，但不为零”。
报导中援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简称ASPI）收集8类中国政府“强制措施”的数据，包含任意拘留、民众抵制、对特定公司施压、政府发出的威胁，以及对公务旅行、投资、贸易和旅游的限制的情况，有所增加。
彭博驻北京新闻处中国籍员工范若伊（Haze Fan）被指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本月7日彭博社指，当事人上午曾与北京分社编辑联络，之后就在北京家中，被便衣公安带走。
今年9月份两位澳籍驻华记者遭中国警方午夜探视后，在澳洲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给予帮助下，搭机回到澳洲。8月份任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澳大利亚藉知名女主播成蕾因一起高度敏感的案件在中国北京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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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控危及国家安全遭中国当局拘捕，并以间谍罪遭起诉，两人至今仍在狱中。该事件发生在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当局指控，拘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之后，因此普遍被认为是中方的“人质外交”。
不过中国当局从来未承认有关“强制外交”或“人质外交”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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