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百零二)

杨继绳
202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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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网络)

(接上期)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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