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百零二）

（接上期）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