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他6月上交「八萬言書」以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他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 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一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淇、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志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志丹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徵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建國以後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一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 。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斗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和高崗沒有任何關係的饒凁石捆在一起稱為「高饒事件」。在這場鬥爭中,高崗被打成反黨分子憤而自殺身死。 《劉志丹》的作者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他也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一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一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志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着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 。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實際上,習仲勛只是審閱過書稿,提出過修意見,而且反對寫高崗。但是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幾位陝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一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劉少奇或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或是出於其它考慮,他對毛澤東的關於階級鬥爭的提法立即緊跟和附和,有些言論,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那裡知道,這些話,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雛形,也正是為劉少奇設下的墳墓。
1962年10月後,各省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複辟的材料。四川、山東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台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運動」。
四、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總想在村里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1960年12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 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帶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着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着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 「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 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後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裡,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匯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匯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書里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3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1960年12月22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1960年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 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 ,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 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1960年到1961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1958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 「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着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後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1958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着寫道:
主席講,恐怕90%是好人(後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10%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准走,不准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匯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匯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後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匯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眾。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裡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 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裡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142人,有12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31%的人有貪污行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占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占有數可查的,有糧食36000多斤,豬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占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裡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
1961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1958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1960年同1958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21%,勞動力減少了24.7%,大牲畜減少了30.5%,糧食產量減少了71%,商品糧減少了84%,社員收入減少了94.7%。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1958年以來,全社共有300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60多戶。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1961年2月15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 中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13名委員當中,有6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15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幹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污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1960年就吃了12頭豬,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11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後,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着《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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