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的中国，在北方冰封、甘肃地震的同时，南方经济再次受到来自北京意识形态官僚的政策冲击，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经济萧条的气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患上了严重的冬季抑郁。他们发现，中国政治正在陷入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甚至超过1989年那个最寒冷的冬天。
政治分化与复辟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后一家自由派媒体《财新》周刊发表年终社论，以空前严厉的语气重温45年前中共改革开放之初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国际孤立和自我粉饰与文革后期相提并论。这篇社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但很快被中共自己的网管部门封杀。
只要身处中国就能感受到这篇社论的非同寻常，它沿袭着中共传统的借钟馗打鬼进行动员，反制毛主义的汹涌复辟，不啻为打破冰封政治中的号角。换言之，如果对比45年前中共政治伴随真理大讨论开始分化为拥戴改革开放的改革派和坚持两个凡事的凡事派，前者衍生的团派对之江系的节节抵抗直到最近随着前总理李克强的卸任和离世才告最终瓦解，那么素有改革派最后阵地之称的《财新》及其背后残余的改革派力量在今天发出如此信号，固然有天鹅绝唱的悲凉，却可能开启中共内部新的分化，即求是派和复辟派的对立。
所谓复辟派，也随着毛泽东130周年冥诞的纪念日讲话正式形成。中共领导人在这次罕见的纪念毛的长篇讲话中借招魂毛泽东来巩固自身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方面重提久违的民主集中制，似有让步、分责姿态，另一方面又强调统一思想，俨然以教主身份要求中共最高层做到从身体到灵魂向领袖的绝对效忠，如同毛的重生。此举，固然有意正式确立新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也因此暴露出中共领导人面对变局计无所出的权威削弱和窘迫混乱。
社会分裂与极冷
如果再看圣诞节前后中国社会的分裂，更足证过去一年北京当局对于疫后如何收拾人心、重整山河几乎毫无建树。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各地方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企事业单位不搞圣诞促销，大学严控学生参加平安夜弥撒、聚会，官方教会领导人也被统战领袖召见要求“从严治教”，各地教堂被严防死守，街市毫无圣诞气氛。在冷清之中，人民看到中国的执政党并没有汲取动态清零的教训，不在乎商业利益和宗教自由，不想修正反而强化了反西方、反国际社会的立场。在北京看来，圣诞节俨然成为又一个意识形态上甘岭。
然而，经受了去年三个月封城之苦的上海市民毫不理会这些明暗限制，商家继续圣诞促销，市民们也穿上圣诞装扮走上街头，继续着两个月前万圣节的人民狂欢。与此对照的，是南有长沙、北有丹东，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毛诞”纪念，呼应着中共的新毛主义回魂，为复辟造势，让几乎所有人在这个冬季都感受到了新文革到来前的严寒。
事实上，政治气候的极冷并非骤然而至，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过去一年里，政治混乱愈演愈重，也为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浪潮营造了最后的现实主义气氛。这些混乱，既是领导层路线摇摆带来的，也有路线失败后的党内清洗，都为年末意想不到的党内分化营造了气氛。
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自然是北京高层官员的接连落马和某些部委机关的全盘清洗，例如外长秦刚和防长李尚福的先后失踪，无论坊间传闻几何，均与中国对美外交失败有关，而且大大削弱了中国对美的对抗意志，才有今年旧金山峰会上美中之间的缓和。
然而，对僵硬的中共体制而言，哪怕此种最低限度的缓和都需以清洗两位最为“战狼”的鹰派高官为代价才可能取得，尽管无损意识形态部门的极端反美，姗姗来迟且有限的缓和无助于减轻国内外资本和中产阶级的疑虑，无助于减缓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进程，反倒驱使官僚部门以朝三暮四的机会主义加速摧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信心，造成过去一年北京先后释放出近一百条复苏政策仍无效果。
其结果，围绕民营经济和威权政治之间的内部脱钩进程已经开始，也就是国内广义中产阶级选择的去风险化道路。这是《财新》周刊背后党内求是派最为焦虑的，却是北京主政者不以为然的。后者从今年底以来试图以“经济宣传”代替经济政策，以为封闭了所有经济统计和评论就等于将经济送进了无菌病房那样安全，却不知如何急救。
“中国式现代化”？ 一场被动革命
只是，在这个闭关锁国的巨型ICU病房里，当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几乎同时间患上了严重的政治抑郁，那也意味着大萧条来临了，尽管股市和消费都以更为类似抑郁的缓慢而非1929年股灾突现的模式再现。这就是2023年的混乱结果。
然而，人们不知道这一场混乱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或许可以简单地将一切混乱和无能归咎到某个领袖，甚至新冠疫情本身，这样就忽略了中共党内在过去一年的政治分化其真正根源，也就是当下毛派复辟的现实基础。
理论上，如同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历史启示，不同于马克思，意大利的葛兰西曾经在狱中给予了消极革命的解释，类似过去4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都是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或者毛主义革命的积极革命而言的一种消极革命，对后者，尤其是过去十余年在中国发生的“继续革命”，都是无力消灭潜在领导阶级也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背景下所做的边缘化和吸纳式努力，并且以选择性现代化的方式进行，选择特定的行业和阶级予以现代化的激励，然其根本都是既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存续，也是为了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后者正是美中之间能够实现最低限度的缓和、继续保持至少名义上的开放和名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
然而，这种消极革命的本质终究是反动的，最终不可避免地因为官僚国家的任意性而得罪了几乎所有阶级，也在现代化的光鲜外表下掩盖了所有丑陋保守的沉渣，造成葛兰西所说的“一切都改变了，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也就是无论19世纪的法国还是当下的中国其政治混乱的根源——一个空有雄心却无能的专制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能造成的一切混乱和退步。
在这个意义上，曾经被讽刺为“没有一人是男儿”的中共党内自由派和改革派们，或许正是中国目前最爱党、最担心党国命运的一小群人，如同1976年的密谋者。只不过，今天他们所利用和拥有的只是残存的一点公共声音，试图唤醒党内外人民的历史记忆，而不是禁卫军。而人民，即使包括那些患上政治抑郁的精英，如何可能从清醒认知的抑郁状态中找到出路呢？他们面临的是新冠疫情后的无尽黑暗。
在大萧条的中国未来，在求是派与复辟派的斗争中，或许只有狂热的复辟主义者才能生存。对这个世界而言，那意味着真正混乱的开始。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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