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符中共“正确”史观　都叫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清算的虚与实 

今年适逢中国建党百年，按照中国惯例，逢十逢百整数年是历史议题的高光时刻，中国大陆年初至今陆续展开历史学习教育，网信办也配套组织了专项清网行动，大力移除涉及历史的有害资讯以树立“正确”史观，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和指控甚嚣尘上。

虚无主义（Nihilism）原本是19世纪欧洲哲学的流派，主张人类生存没有意义，没有目标，后逐渐从哲学领域扩展至艺文领域，但并非史学用语，仅在1940年钱穆《国史大纲》一书中偶有言及“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其只言片语还是指向对“本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系抗战相持阶段提振民族精神的特设产物， 并非学术概念。

在简中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批判政论片《河殇》时开始出现，最初被界定为蔑视民族历史的文化主张，后和全盘西化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政治语汇连用，指代对象移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决定论，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更是扩大解释，违背官定史观和官修历史及其历史价值的，即为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在简中网路的使用场域，常常会引用清人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里的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同时还会举证苏联解体的案例，认为一国之灭，不是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是亡于其历史，苏联的分崩离析被归罪于赫鲁晓夫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一论证路径来自于两点原因，一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名词的创设时间，恰逢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巨变之际，二是中国的党史编纂学本身就是承袭自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1945年和1981年两份历史决议为纲，因此历史叙述被提高到攸关政权兴亡的高度。

八〇、九〇年代，中国民间对近代史中诸多陈规旧说开展一系列的反思与论争；新世纪以来，部分档案公开、海外史学著作的引入以及网路的开放性冲击了过往单线条的历史叙事范式，许多宏大叙事先后祛魅，从特定思想和言论衍生和解释的“党义经释学”影响力一落千丈，这显然影响了官方“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合法性，官方在“话语权”危机焦虑下党义宣教工作强化复归，在百年庆典之前数年就是如此，以下举冰点事件、炎黄春秋案和新清史论争三个案例。

新清史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文章分析圆明园悲剧中双方的应对得失，以及当时历史教科书未提及的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极端行为，感叹历史教育中为学生灌输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片面化”的思想定势危害之深，却被宣传部门指责为“否定近代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虽然当时双方未出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代表的颂扬“改革”的现代化史观对颂扬“革命”的官方旧论的冲击可见一斑。

第二，《炎黄春秋》的换血。文史杂志《炎黄春秋》原本是胡赵旧部所掌握的言论平台，杂志以倡导政改和反思左祸为特色，对诸多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颠覆了官方教条，愈发不为宣传部门所容忍，被批以偏概全夸大历史错误、否定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苏联模式的合理性，杂志遂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直到被接管。《炎黄春秋》与官方史学的分歧在于市场化前后三十年两个时间段断裂与延续的认知与评价，《炎黄春秋》认为市场化前后是天壤之别，强调1978年前后的断裂，官方则以“两个不能否定论”强调改革前后的连续，认为后三十年是对前三十年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2015年的新清史论争。新清史是九〇年代以降北美兴起的一种视野或思潮，将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王朝历史叙事，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研究范畴，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对不同民族的统治政策而非单纯汉化才是清的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对清适用帝国主义理论，把清对周边民族的规训和治理看做一种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新清史将清从传统的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冲击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叙事，其满洲因素、内亚视角和族群主权的论调不断被中国学界回应与质疑，其中越往后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批判，尤其是涉及族群关系和边疆治理的话语越来越被解读成对当今中国领土合法性的挑战，新清史也就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纵观以上三例，生造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概念只是为捍卫党史编纂学的稻草人和假想敌，在这种黑白二分和标签框定的猎巫思路下，对修正、变更或查证所谓历史定论的言行会被视作离经叛道，轻率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忠诚相关联。颇有见地的著述被贴上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其根据无非是官方既定的结论被新披露的可靠资料和学者考证给证伪了，对于既定认识和结论重新审视，宣传部门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发展，而会解读为对自身权威的一次攻势和自身“话语权”的一次削弱，遂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稻草人论证矫正和回复历史叙事权威。

史学成了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这种权威的历史叙事便是承袭自苏联的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一如二十世纪三〇年代由史达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史学不再是一种求知和探索真相的过程，而是追寻当前合理性的依据，成为现实的进程辩护的致用工具，内容充塞著过时的教条和机械的公式，多元复线的历史进程被决定论的化约为一元、线性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

革命叙事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马克思的五段史观，即中国同样经历了马克思理论中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为了对应上这五种形态，生搬硬套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于欧洲的奴隶社会、秦至清两千馀年反倒变成了“封建”社会，近代再杂糅出“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趋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相对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以此完成自赋的历史使命的论证。

这是把马恩的一家之言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拗曲作直，所谓“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属不同范畴，前者是主权层面而非经济类型的描述，和“社会性质”没有必然关联；后者就是生搬硬套马恩对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性状的概括，秦至清两千馀年都并非奉行“封建”所指涉的贵族政治和领主经济，近代更不可能是什么“半封建”。而官修史书中以此为脉络寻求的“终极原因”——从中共成立到共产革命，从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化转轨皆为“必然”， 这种必然性是从现实倒退回溯，在漫长的因果链中拔高概率，归纳出带有某种目的论色彩的“规律”。

不同于物理学中的一对一必然性的因果，历史学的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必然性，人类根据切身利益及所处的环境做出选择，人的自由行动无法被设想，人类活动意义正在于不确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被安排好的“规律”中。官修史学长时段必然论的逻辑本质上就是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ation），正如自由主义旗手卡尔·波普尔揭示的，历史过程不具有自然科学的重复性，无法在长时段预见未来发展，历史假说不是全称命题，而是关于个别事件或一些事件的单称命题，试图找寻（长时段）必然关系可谓是缘木求鱼。

历史叙述本身就该存在著多元的省思与对话，而非诉诸一锤定音的权威裁定，革命叙事和党史编篡学作为官方认可的叙事架构，“话语权”为少数人所垄断，使得史学“从一个反映生动的现实和表达个性的学科，转变为对过去历史的毫无生气、千篇一律的解释”，这种情势下大概率是对史实的背离和对历史价值的消解，在欧威尔式的环境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注定成为一场悖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