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唠叨

         父亲93岁了，他常常自夸：咱们张家宗亲，没人比我更长寿了。每次和我通电话，总是说：你有机会，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这把岁数了，见一次就少一次。

         我和父亲远隔万里，我在南半球的悉尼生活，他在北半球的广州颐养天年。早些年，我们当子女的曾想让父母来澳安享晚年，可他们不愿意。我明白，他们的生活记忆，人脉关系、离休待遇都粘在那片故土，习惯了，觉得舒服，就不肯挪窝。母亲前些年染疾先走了，父亲独居，便请了个保姆照料，过得也还舒心潇洒，就是常催促我多回家走走聊聊天。

         年逾古稀的父亲，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很足，不管对来访的友人或家人，一开口，就像是上班发号施令，或对下属谆谆教导。我提醒他，您都离退了多年，就省点力气，补补神吧，真是老糊涂了。他哈哈一笑：我清醒得很，现在还能写文章呢！

          的确，他80多岁的时候，还发表文章，86岁那年，还一笔一划用手在稿纸上撰写了五、六万字的家史。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张家的历史，包括祖宗和族人的名字，清代民国的轶事，还有家族的很多细节及人物故事呢。他老人家的脑袋的确还不糊涂。他微颤颤地拿出身份证递给我，说：你可以考考我身份证号码呀！于是他一五一十报出了一长串的数字。果然，18位数一个不拉一个没错。这倒让我刮目相看，我连自己的电话号码、账号密码之类，也常常是记不清楚的。

         他对人生很多事情的细节记得很清楚，但有个毛病，昨天跟我聊了半天的故事，今天又兴致勃勃地说同一个故事。我说，这个故事我听过了，他哦了一下，但明天，他还是会一本正经重复着这个故事。我都烦了，说：您这么反反复复说，还不老人痴呆症？他告诉我，医生给他做了脑部扫描，还好，只是有那么一点点脑部萎缩。他问医生，那怎么办？医生答，无碍，这是人体衰老的常见状态，不可逆转，只能控制其发展缓慢一些。他追问，发展下去又会如何？医生老老实实告知，如果发展快了，就会老人痴呆症啊！他笑对医生说，我每天还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时事分析节目，怎么会痴呆呢？

        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有些事情刚刚发生了，你一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而有些陈年老事，你总会挥不去抹不掉；有些宏大叙事，你就是记不住，而有些芝麻绿豆琐事，你总唠叨上心。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选择性记忆吧。父亲的选择性记忆是很明显的。明明昨天看过的电视节目，今天电视台重播了，他还一眼不眨地盯着看。我打断他：您昨天看了嘛，现在是重播，浪费时间。他断然说，没有，是新的。我无奈，这会不会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呢？最考验我耐心的，就是他不厌其烦重复说一些往事逸闻，而且对细节的记忆是惊人的，每次说的几乎都不走样。我也只能老老实实听他说，陪他聊，倒也让我记住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对他的个人经历也有了一些立体印象。

         我对父亲，其实了解并不多，我们父子的生活常常处于错失状态。小时候，我在广州读书，他在北京工作；后来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当知青，他也流放到河北干校劳动；他调回广州任职，我也回城读书但却是寄宿，不与父母同住；等毕业工作了，我又去北京进修了四年，回来后单位分了住房，不久又移居澳大利亚。所以，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与父亲一起过日子的。对他人生阅历的了解往往很骨感，缺乏血肉。看了他写的家史，我才知道张家的许多事情，知道他的一些个人经历，但也发现了一个疑点。

         我说，清代民国的事情，上辈人的事情，您年少的事情，您倒写得很详细，记忆很清晰，但到了共和国，您自己身边的事，却写得比较简略，特别文革那段，您几乎略而不谈，为什么呢，是记忆问题？他摇摇头说，哪会记不住呢！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人们的经历大同小异，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反而是不堪回首，写在家史里面，也不能为张家增光添彩，不写也罢。他还“呵呵，你懂的”，连潮语都用上了。我反驳他，家史就是留给后人的真实记录，留白了，不遗憾吗？他不语，还是没有增补的意愿。

         虽然没去补写什么，但他却喜欢跟我闲聊，重复往事，似乎怕我不用心，似乎怕我不理解，似乎怕我没记住，其实，是他根本无法忘掉罢了。他的唠叨，确实让我记住了一些细节。父亲的前半生是个新闻工作者，后半生才是个学者。他说：我当记者时伤害过一些人，当然也被别人伤害过；我也帮助过一些人，当然也获得过感恩。而他最感内疚的人，就是他的梅州客家同乡罗潜教授。

         罗潜是药理学家、德国医学博士、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新中国后出任中山医学院教务长。五十年代反右风起，开始是上头鼓动党内外人士向党提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罗潜是知名民主党派人士，当然也是媒体宣传报道的对象。父亲是党报记者，慕名采访了罗潜。当时罗潜直言，党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符合客观规律。我们是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当然是由医生、院长决定医疗方案，难道由不是医科毕业的书记来决定开不开刀，怎么开刀？这怎能对病人的生命负责？他认为医学与政治是两回事，应该由教授治校。父亲觉得很有道理，如实作了报道，文章题目就是《外行人办不了内行事》。这本来是对上层传递正面的信息，也是对社会民意的一种真实反映。没想到，大鸣大放不到两个月，风向急转，名曰“引蛇出洞”，强力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不用说，罗潜也因言论被戴上“右派“帽子，监督改造。文革平反后，父亲与罗潜有一次在戏院偶遇，双方打了个招呼，都有点不好意思。罗潜可能认为自己当年的表达是正确的却落得个名誉扫地，而父亲觉得，如果不是自己的报道“白纸黑字”坐实了罗潜“向党进攻”的罪名，这位医学权威就不会蒙受不白之冤，因此很有歉意。

         有一位作家也有同样遭遇。他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他们部门开会向领导提意见，父亲也去听会作采访。大家畅所欲言，处长兴起时发起牢骚：两位正副部长工作中经常有不同观点，我们下面的人都不知该听谁的，如何执行？父亲把这话也写进报道里面。副部长看后对处长有点生气，说：这么糊涂，一个正一个副，即使意见不一致，当然要听正的啦。后来划分右派，处长自然被戴帽子并下放到外地去了。多年后处长获平反调回省作家协会主持工作，刚好是我的上司，我却一直不知他跟父亲的这段往事。父亲现在才告诉了我，才知他们因工作有时在公众场合见面，双方都有点尴尬，但都明白是那个年代惹的祸。

         父亲很内疚地说，那个年代“栽”在他文章下的何止一两个。《虾球传》《七十二家房客》的作者黄谷柳，参加过淞沪会战、抗美援朝，立过战功，与父亲相熟。他们曾一起下乡同住一屋，父亲是去采访，黄谷柳是去体验生活。反右中黄谷柳的言论并不突出，但在父亲的笔下上过报纸。因各单位都要按上头布置的比例来划分右派，他自然也“落网”了。也许后人很难明白，定罪右派，不是看其行为表现，而是按上头分配的比例去摊分，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色。父亲曾任职的省报第一任社长曾彦修，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娶了岭南大学的校花，后来上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反右初期为该社的“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运动后期上面布置划分右派任务，要求领导班子五人中要划出一个右派。他觉得划哪一个都很为难，以为自己有“延安”这层保护衣，可以保护别人和自己，上报右派名单时就自报第一名。没想到一报上去就批复了，当上右派没商量，闹得老婆离了婚。这种荒唐的事就出在那个荒唐年代。

         在那种大环境下，父亲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报社学习会，讨论大跃进后人民生活如何提高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思潮下的表态文化。但父亲实话实说，认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没有改善，布票还是每人十八尺，粮票还是24斤，而且是干部的定量，住房没新盖，马路没也见新开。他说，有人指农民瞒产藏起粮食，他作为工作组成员，特意进了粤北农民的家揭开锅盖，真的什么都没有，米缸看了也没有什么粮食，公社化吃大锅饭是个问题。结果这些话被记录下来，风向一变，有领导在思想鉴定书上写着：该同志思想动摇，动摇幅度较大，从衣食住行对大跃进作系统性攻击，值得注意。幸亏当时单位的右派名额已满，逃过一劫，但升迁受到影响。若干年后，父亲看到自己的档案，才知道曾有这个鉴定结果，吓了一身冷汗。还好，那位领导当着父亲的面，用印报纸的黑油墨把鉴定结论涂掉，以示改正，算有了交代。

          父亲在北京《光明日报》曾主持文艺副刊《东风》，推介了不少著名作家艺术家，因而结交了不少文化人。文革一来，文化人落难，被扫地出门，一些人资产被冻结，工资停发，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父亲虽然也受所谓的“5.16”审查，但相对还可自由行动，便经常去拜访落魄的艺术家，安慰他们、聊天解闷，主要的还是请他们吃顿饱饭，也给予点生活费用，因而成了知心朋友。文革后他们翻了身恢复地位，门庭若市，但也没有忘记父亲。书法家会写个条幅，画家会描幅山水，送给父亲感谢当年的雪中送碳。这也让父亲意外得了一些名家墨宝，晚年他也捐出部分书画给家乡母校，助建图书室激励学子。

         家里至今仍挂有一块横匾“竹斋”，就是出自著名书法诗词家郑诵先的手笔。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书法大师群中的巨星，曾是张学良的秘书，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书法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任秘书长。其章草古拙厚重，“随手落笔，圆满天成”。他听说父亲的书房取名为“竹斋”，便送上古朴苍劲的字幅。父亲大喜，刻成木匾，挂在书房门顶上。

         咱们张家祖居地处贫困山区，但清末年间也出过举人、秀才，张家围屋“敦睦堂”因而建有书斋“师竹山房”。每当清晨夜晚，都可听到竹叶沙沙，流水潺潺，这是祖宗寄望子孙后代书斋飘香。父亲因而刻苦攻读，考取了省城大学，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后从广州军管会转行到报社，文革后又转到社会科学院，大半生一直从文，直至离休还兼职教授。我每次回父亲家，不仅看到门上的“竹斋”，映入眼帘的还有墙上郑诵先写给父亲的条幅“多思”。这两个饱满雄浑的字体，不正体现出文人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吗？！

          中国花鸟画大师王雪涛也很感谢父亲曾经的接济。他是北京画院院长，能以色助墨，妙含天趣，其花鸟虫鱼技艺，至今无人出其右。别人求请墨宝，他大都是随手捡送。但对父亲，他却认真地问，你想要什么画？父亲说，你笔下的鸟虫栩栩如生，花草色彩斑斓，我就给你出个题：春意闹，如何？王大师说声“好”，欣然命笔。只见两只蝴蝶翩翩飞舞，三只彩雀欢声啼叫，杜鹃花开绚烂炫目……近四平尺的画作完成之后，画家笑问：你觉得这春意够“闹”了吗？父亲赞曰：果然鲜活多姿，情趣盎然。

         父亲收藏的名家书画中，还有吴作人、关良、黄胄、黄永玉、李苦禅、启功、周怀民、许麟庐、关山月等大家的作品。而郭沫若的那幅字，是题傅抱石遗作《千山云起》。郭沫若常在《光明日报》发表诗词、书法作品，每每发表之后，总会谨慎地向报社索回原稿。这幅字中因补书了两字，郭老终觉不妥，重新写过一张，便将这张补书的原作留赠时任副刊负责人的父亲。

         其实父亲只不过是对艺术家多关注一点，多支持一下，是一种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但他们总是莫大感动，以书画相赠。比如黎雄才，虽然与关山月同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大师，其《潇湘夜雨图》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武汉防汛图卷》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画松尤为一绝，但其全国影响力远不及有巨画挂在人民大会堂的关山月。父亲有心在《东风》副刊第一版撰文推介黎雄才，并刊登其画作。在全国性重要报纸的第一版位置，将一位地方性画家推向全国，在当时的美术界是没有先例的。父亲与黎雄才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了半个世纪。黎老曾郑重地告诉父亲：“我给你的画，一定是精品。“他甚至97岁时还提笔作一画赠予父亲，并在画上题识：”余久不作画“了，可见其人老情在而趣生。

         与父亲交往的还有书法篆刻家魏长青。魏老最令人称道的一件杰作，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恩来总理题辞的镌刻。纪念碑近40米高，需要找人在碑石上镌刻碑文，当时碑石已建成竖起，直立临摹镌刻150字的鎏金碑文难度很大，招募了三个月都无人敢接这活儿。魏长青挺身而出，用九宫格式定位，逐字雕镌，在石碑上还原了周恩来浑厚的笔迹，成一时佳话。魏老不仅擅长颜体临摹，更专长治印，其调制的“八宝印泥”独揽京华。魏老在京城琉璃厂带出了两个弟子， 一个是治印造诣苍劲连绵的徐焕荣（柏涛），一个是书法篆刻名家李文新。记得当年我在北京读书，曾代父亲登门向徐焕荣和李文新送上手信，他们两人还亲自为我这个晚辈雕刻印章赠予，而我到今天才听说他们与父亲的故事，理解他们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唠唠叨叨说的何止这些，有时我很怕给他打电话，因为电话中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再说几句时政之后，他就转而滔滔不绝又扯上重复过的往事，甚至把整个家史，单位的事情反复说着，越说越精神，我都很难打断他，想搁也搁不下电话。不过，有记忆就有生命力。父亲这辈人的记忆，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保存下来就是历史，因而弥足珍贵。

          如此一想，我又不怎么嫌父亲唠叨了。也许，他是不想失忆，而我也不想一代人集体失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