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嘮叨

         父親93歲了，他常常自誇：咱們張家宗親，沒人比我更長壽了。每次和我通電話，總是說：你有機會，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這把歲數了，見一次就少一次。

         我和父親遠隔萬里，我在南半球的悉尼生活，他在北半球的廣州頤養天年。早些年，我們當子女的曾想讓父母來澳安享晚年，可他們不願意。我明白，他們的生活記憶，人脈關係、離休待遇都粘在那片故土，習慣了，覺得舒服，就不肯挪窩。母親前些年染疾先走了，父親獨居，便請了個保姆照料，過得也還舒心瀟灑，就是常催促我多回家走走聊聊天。

         年逾古稀的父親，說起話來還是中氣很足，不管對來訪的友人或家人，一開口，就像是上班發號施令，或對下屬諄諄教導。我提醒他，您都離退了多年，就省點力氣，補補神吧，真是老糊塗了。他哈哈一笑：我清醒得很，現在還能寫文章呢！

          的確，他80多歲的時候，還發表文章，86歲那年，還一筆一划用手在稿紙上撰寫了五、六萬字的家史。我還是第一次知道張家的歷史，包括祖宗和族人的名字，清代民國的軼事，還有家族的很多細節及人物故事呢。他老人家的腦袋的確還不糊塗。他微顫顫地拿出身份證遞給我，說：你可以考考我身份證號碼呀！於是他一五一十報出了一長串的數字。果然，18位數一個不拉一個沒錯。這倒讓我刮目相看，我連自己的電話號碼、賬號密碼之類，也常常是記不清楚的。

         他對人生很多事情的細節記得很清楚，但有個毛病，昨天跟我聊了半天的故事，今天又興致勃勃地說同一個故事。我說，這個故事我聽過了，他哦了一下，但明天，他還是會一本正經重複着這個故事。我都煩了，說：您這麼反反覆覆說，還不老人痴呆症？他告訴我，醫生給他做了腦部掃描，還好，只是有那麼一點點腦部萎縮。他問醫生，那怎麼辦？醫生答，無礙，這是人體衰老的常見狀態，不可逆轉，只能控制其發展緩慢一些。他追問，發展下去又會如何？醫生老老實實告知，如果發展快了，就會老人痴呆症啊！他笑對醫生說，我每天還看書看報看電視看時事分析節目，怎麼會痴呆呢？

        人的記憶是很奇妙的。有些事情剛剛發生了，你一轉身就忘得一乾二淨，而有些陳年老事，你總會揮不去抹不掉；有些宏大敘事，你就是記不住，而有些芝麻綠豆瑣事，你總嘮叨上心。這可能就是人們所說的選擇性記憶吧。父親的選擇性記憶是很明顯的。明明昨天看過的電視節目，今天電視台重播了，他還一眼不眨地盯着看。我打斷他：您昨天看了嘛，現在是重播，浪費時間。他斷然說，沒有，是新的。我無奈，這會不會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呢？最考驗我耐心的，就是他不厭其煩重複說一些往事逸聞，而且對細節的記憶是驚人的，每次說的幾乎都不走樣。我也只能老老實實聽他說，陪他聊，倒也讓我記住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對他的個人經歷也有了一些立體印象。

         我對父親，其實了解並不多，我們父子的生活常常處於錯失狀態。小時候，我在廣州讀書，他在北京工作；後來我上山下鄉到海南當知青，他也流放到河北幹校勞動；他調回廣州任職，我也回城讀書但卻是寄宿，不與父母同住；等畢業工作了，我又去北京進修了四年，回來後單位分了住房，不久又移居澳大利亞。所以，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不是與父親一起過日子的。對他人生閱歷的了解往往很骨感，缺乏血肉。看了他寫的家史，我才知道張家的許多事情，知道他的一些個人經歷，但也發現了一個疑點。

         我說，清代民國的事情，上輩人的事情，您年少的事情，您倒寫得很詳細，記憶很清晰，但到了共和國，您自己身邊的事，卻寫得比較簡略，特別文革那段，您幾乎略而不談，為什麼呢，是記憶問題？他搖搖頭說，哪會記不住呢！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人們的經歷大同小異，都沒有什麼值得炫耀，反而是不堪回首，寫在家史裡面，也不能為張家增光添彩，不寫也罷。他還「呵呵，你懂的」，連潮語都用上了。我反駁他，家史就是留給後人的真實記錄，留白了，不遺憾嗎？他不語，還是沒有增補的意願。

         雖然沒去補寫什麼，但他卻喜歡跟我閒聊，重複往事，似乎怕我不用心，似乎怕我不理解，似乎怕我沒記住，其實，是他根本無法忘掉罷了。他的嘮叨，確實讓我記住了一些細節。父親的前半生是個新聞工作者，後半生才是個學者。他說：我當記者時傷害過一些人，當然也被別人傷害過；我也幫助過一些人，當然也獲得過感恩。而他最感內疚的人，就是他的梅州客家同鄉羅潛教授。

         羅潛是藥理學家、德國醫學博士、民國時期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新中國後出任中山醫學院教務長。五十年代反右風起，開始是上頭鼓動黨內外人士向黨提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羅潛是知名民主黨派人士，當然也是媒體宣傳報道的對象。父親是黨報記者，慕名採訪了羅潛。當時羅潛直言，黨提出的外行領導內行，不符合客觀規律。我們是醫院，給病人做手術，當然是由醫生、院長決定醫療方案，難道由不是醫科畢業的書記來決定開不開刀，怎麼開刀？這怎能對病人的生命負責？他認為醫學與政治是兩回事，應該由教授治校。父親覺得很有道理，如實作了報道，文章題目就是《外行人辦不了內行事》。這本來是對上層傳遞正面的信息，也是對社會民意的一種真實反映。沒想到，大鳴大放不到兩個月，風向急轉，名曰「引蛇出洞」，強力回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不用說，羅潛也因言論被戴上「右派「帽子，監督改造。文革平反後，父親與羅潛有一次在戲院偶遇，雙方打了個招呼，都有點不好意思。羅潛可能認為自己當年的表達是正確的卻落得個名譽掃地，而父親覺得，如果不是自己的報道「白紙黑字」坐實了羅潛「向党進攻」的罪名，這位醫學權威就不會蒙受不白之冤，因此很有歉意。

         有一位作家也有同樣遭遇。他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他們部門開會向領導提意見，父親也去聽會作採訪。大家暢所欲言，處長興起時發起牢騷：兩位正副部長工作中經常有不同觀點，我們下面的人都不知該聽誰的，如何執行？父親把這話也寫進報道裡面。副部長看後對處長有點生氣，說：這麼糊塗，一個正一個副，即使意見不一致，當然要聽正的啦。後來劃分右派，處長自然被戴帽子並下放到外地去了。多年後處長獲平反調回省作家協會主持工作，剛好是我的上司，我卻一直不知他跟父親的這段往事。父親現在才告訴了我，才知他們因工作有時在公眾場合見面，雙方都有點尷尬，但都明白是那個年代惹的禍。

         父親很內疚地說，那個年代「栽」在他文章下的何止一兩個。《蝦球傳》《七十二家房客》的作者黃谷柳，參加過淞滬會戰、抗美援朝，立過戰功，與父親相熟。他們曾一起下鄉同住一屋，父親是去採訪，黃谷柳是去體驗生活。反右中黃谷柳的言論並不突出，但在父親的筆下上過報紙。因各單位都要按上頭布置的比例來劃分右派，他自然也「落網」了。也許後人很難明白，定罪右派，不是看其行為表現，而是按上頭分配的比例去攤分，但這確實是那個時代的特色。父親曾任職的省報第一任社長曾彥修，來自延安的老革命，娶了嶺南大學的校花，後來上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反右初期為該社的「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運動後期上面布置劃分右派任務，要求領導班子五人中要劃出一個右派。他覺得劃哪一個都很為難，以為自己有「延安」這層保護衣，可以保護別人和自己，上報右派名單時就自報第一名。沒想到一報上去就批覆了，當上右派沒商量，鬧得老婆離了婚。這種荒唐的事就出在那個荒唐年代。

         在那種大環境下，父親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一次報社學習會，討論大躍進後人民生活如何提高了，這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思潮下的表態文化。但父親實話實說，認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沒有改善，布票還是每人十八尺，糧票還是24斤，而且是幹部的定量，住房沒新蓋，馬路沒也見新開。他說，有人指農民瞞產藏起糧食，他作為工作組成員，特意進了粵北農民的家揭開鍋蓋，真的什麼都沒有，米缸看了也沒有什麼糧食，公社化吃大鍋飯是個問題。結果這些話被記錄下來，風向一變，有領導在思想鑑定書上寫着：該同志思想動搖，動搖幅度較大，從衣食住行對大躍進作系統性攻擊，值得注意。幸虧當時單位的右派名額已滿，逃過一劫，但升遷受到影響。若干年後，父親看到自己的檔案，才知道曾有這個鑑定結果，嚇了一身冷汗。還好，那位領導當着父親的面，用印報紙的黑油墨把鑑定結論塗掉，以示改正，算有了交代。

          父親在北京《光明日報》曾主持文藝副刊《東風》，推介了不少著名作家藝術家，因而結交了不少文化人。文革一來，文化人落難，被掃地出門，一些人資產被凍結，工資停發，有時連吃飯都成問題。父親雖然也受所謂的「5.16」審查，但相對還可自由行動，便經常去拜訪落魄的藝術家，安慰他們、聊天解悶，主要的還是請他們吃頓飽飯，也給予點生活費用，因而成了知心朋友。文革後他們翻了身恢復地位，門庭若市，但也沒有忘記父親。書法家會寫個條幅，畫家會描幅山水，送給父親感謝當年的雪中送碳。這也讓父親意外得了一些名家墨寶，晚年他也捐出部分書畫給家鄉母校，助建圖書室激勵學子。

         家裡至今仍掛有一塊橫匾「竹齋」，就是出自著名書法詩詞家鄭誦先的手筆。鄭先生是二十世紀書法大師群中的巨星，曾是張學良的秘書，參與創辦了新中國的第一個書法研究社——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出任秘書長。其章草古拙厚重，「隨手落筆，圓滿天成」。他聽說父親的書房取名為「竹齋」，便送上古樸蒼勁的字幅。父親大喜，刻成木匾，掛在書房門頂上。

         咱們張家祖居地處貧困山區，但清末年間也出過舉人、秀才，張家圍屋「敦睦堂」因而建有書齋「師竹山房」。每當清晨夜晚，都可聽到竹葉沙沙，流水潺潺，這是祖宗寄望子孫後代書齋飄香。父親因而刻苦攻讀，考取了省城大學，參加了地下黨。新中國後從廣州軍管會轉行到報社，文革後又轉到社會科學院，大半生一直從文，直至離休還兼職教授。我每次回父親家，不僅看到門上的「竹齋」，映入眼帘的還有牆上鄭誦先寫給父親的條幅「多思」。這兩個飽滿雄渾的字體，不正體現出文人的為學之道，為人之道嗎？！

          中國花鳥畫大師王雪濤也很感謝父親曾經的接濟。他是北京畫院院長，能以色助墨，妙含天趣，其花鳥蟲魚技藝，至今無人出其右。別人求請墨寶，他大都是隨手撿送。但對父親，他卻認真地問，你想要什麼畫？父親說，你筆下的鳥蟲栩栩如生，花草色彩斑斕，我就給你出個題：春意鬧，如何？王大師說聲「好」，欣然命筆。只見兩隻蝴蝶翩翩飛舞，三隻彩雀歡聲啼叫，杜鵑花開絢爛炫目……近四平尺的畫作完成之後，畫家笑問：你覺得這春意夠「鬧」了嗎？父親贊曰：果然鮮活多姿，情趣盎然。

         父親收藏的名家書畫中，還有吳作人、關良、黃胄、黃永玉、李苦禪、啟功、周懷民、許麟廬、關山月等大家的作品。而郭沫若的那幅字，是題傅抱石遺作《千山雲起》。郭沫若常在《光明日報》發表詩詞、書法作品，每每發表之後，總會謹慎地向報社索回原稿。這幅字中因補書了兩字，郭老終覺不妥，重新寫過一張，便將這張補書的原作留贈時任副刊負責人的父親。

         其實父親只不過是對藝術家多關注一點，多支持一下，是一種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種人性的自然流露，但他們總是莫大感動，以書畫相贈。比如黎雄才，雖然與關山月同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大師，其《瀟湘夜雨圖》上世紀三十年代就獲比利時國際博覽會金獎，《武漢防汛圖卷》也被中國美術館收藏，畫松尤為一絕，但其全國影響力遠不及有巨畫掛在人民大會堂的關山月。父親有心在《東風》副刊第一版撰文推介黎雄才，並刊登其畫作。在全國性重要報紙的第一版位置，將一位地方性畫家推向全國，在當時的美術界是沒有先例的。父親與黎雄才的友誼也由此延續了半個世紀。黎老曾鄭重地告訴父親：「我給你的畫，一定是精品。「他甚至97歲時還提筆作一畫贈予父親，並在畫上題識：」余久不作畫「了，可見其人老情在而趣生。

         與父親交往的還有書法篆刻家魏長青。魏老最令人稱道的一件傑作，就是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周恩來總理題辭的鐫刻。紀念碑近40米高，需要找人在碑石上鐫刻碑文，當時碑石已建成豎起，直立臨摹鐫刻150字的鎏金碑文難度很大，招募了三個月都無人敢接這活兒。魏長青挺身而出，用九宮格式定位，逐字雕鐫，在石碑上還原了周恩來渾厚的筆跡，成一時佳話。魏老不僅擅長顏體臨摹，更專長治印，其調製的「八寶印泥」獨攬京華。魏老在京城琉璃廠帶出了兩個弟子， 一個是治印造詣蒼勁連綿的徐煥榮（柏濤），一個是書法篆刻名家李文新。記得當年我在北京讀書，曾代父親登門向徐煥榮和李文新送上手信，他們兩人還親自為我這個晚輩雕刻印章贈予，而我到今天才聽說他們與父親的故事，理解他們對父親的感激之情。

         父親嘮嘮叨叨說的何止這些，有時我很怕給他打電話，因為電話中問了他的身體狀況、生活情況，再說幾句時政之後，他就轉而滔滔不絕又扯上重複過的往事，甚至把整個家史，單位的事情反覆說着，越說越精神，我都很難打斷他，想擱也擱不下電話。不過，有記憶就有生命力。父親這輩人的記憶，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保存下來就是歷史，因而彌足珍貴。

          如此一想，我又不怎麼嫌父親嘮叨了。也許，他是不想失憶，而我也不想一代人集體失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