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嘮叨

張奧列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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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想,我又不怎麼嫌父親嘮叨了。也許,他是不想失憶,而我也不想一代人集體失憶啊!(圖片來源:Piqsels)

         父親93歲了,他常常自誇:咱們張家宗親,沒人比我更長壽了。每次和我通電話,總是說:你有機會,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這把歲數了,見一次就少一次。

         我和父親遠隔萬里,我在南半球的悉尼生活,他在北半球的廣州頤養天年。早些年,我們當子女的曾想讓父母來澳安享晚年,可他們不願意。我明白,他們的生活記憶,人脈關係、離休待遇都粘在那片故土,習慣了,覺得舒服,就不肯挪窩。母親前些年染疾先走了,父親獨居,便請了個保姆照料,過得也還舒心瀟灑,就是常催促我多回家走走聊聊天。

         年逾古稀的父親,說起話來還是中氣很足,不管對來訪的友人或家人,一開口,就像是上班發號施令,或對下屬諄諄教導。我提醒他,您都離退了多年,就省點力氣,補補神吧,真是老糊塗了。他哈哈一笑:我清醒得很,現在還能寫文章呢!

          的確,他80多歲的時候,還發表文章,86歲那年,還一筆一划用手在稿紙上撰寫了五、六萬字的家史。我還是第一次知道張家的歷史,包括祖宗和族人的名字,清代民國的軼事,還有家族的很多細節及人物故事呢。他老人家的腦袋的確還不糊塗。他微顫顫地拿出身份證遞給我,說:你可以考考我身份證號碼呀!於是他一五一十報出了一長串的數字。果然,18位數一個不拉一個沒錯。這倒讓我刮目相看,我連自己的電話號碼、賬號密碼之類,也常常是記不清楚的。

         他對人生很多事情的細節記得很清楚,但有個毛病,昨天跟我聊了半天的故事,今天又興致勃勃地說同一個故事。我說,這個故事我聽過了,他哦了一下,但明天,他還是會一本正經重複着這個故事。我都煩了,說:您這麼反反覆覆說,還不老人痴呆症?他告訴我,醫生給他做了腦部掃描,還好,只是有那麼一點點腦部萎縮。他問醫生,那怎麼辦?醫生答,無礙,這是人體衰老的常見狀態,不可逆轉,只能控制其發展緩慢一些。他追問,發展下去又會如何?醫生老老實實告知,如果發展快了,就會老人痴呆症啊!他笑對醫生說,我每天還看書看報看電視看時事分析節目,怎麼會痴呆呢?

        人的記憶是很奇妙的。有些事情剛剛發生了,你一轉身就忘得一乾二淨,而有些陳年老事,你總會揮不去抹不掉;有些宏大敘事,你就是記不住,而有些芝麻綠豆瑣事,你總嘮叨上心。這可能就是人們所說的選擇性記憶吧。父親的選擇性記憶是很明顯的。明明昨天看過的電視節目,今天電視台重播了,他還一眼不眨地盯着看。我打斷他:您昨天看了嘛,現在是重播,浪費時間。他斷然說,沒有,是新的。我無奈,這會不會是老人痴呆的前兆呢?最考驗我耐心的,就是他不厭其煩重複說一些往事逸聞,而且對細節的記憶是驚人的,每次說的幾乎都不走樣。我也只能老老實實聽他說,陪他聊,倒也讓我記住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對他的個人經歷也有了一些立體印象。

         我對父親,其實了解並不多,我們父子的生活常常處於錯失狀態。小時候,我在廣州讀書,他在北京工作;後來我上山下鄉到海南當知青,他也流放到河北幹校勞動;他調回廣州任職,我也回城讀書但卻是寄宿,不與父母同住;等畢業工作了,我又去北京進修了四年,回來後單位分了住房,不久又移居澳大利亞。所以,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不是與父親一起過日子的。對他人生閱歷的了解往往很骨感,缺乏血肉。看了他寫的家史,我才知道張家的許多事情,知道他的一些個人經歷,但也發現了一個疑點。

         我說,清代民國的事情,上輩人的事情,您年少的事情,您倒寫得很詳細,記憶很清晰,但到了共和國,您自己身邊的事,卻寫得比較簡略,特別文革那段,您幾乎略而不談,為什麼呢,是記憶問題?他搖搖頭說,哪會記不住呢!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人們的經歷大同小異,都沒有什麼值得炫耀,反而是不堪回首,寫在家史裡面,也不能為張家增光添彩,不寫也罷。他還「呵呵,你懂的」,連潮語都用上了。我反駁他,家史就是留給後人的真實記錄,留白了,不遺憾嗎?他不語,還是沒有增補的意願。

         雖然沒去補寫什麼,但他卻喜歡跟我閒聊,重複往事,似乎怕我不用心,似乎怕我不理解,似乎怕我沒記住,其實,是他根本無法忘掉罷了。他的嘮叨,確實讓我記住了一些細節。父親的前半生是個新聞工作者,後半生才是個學者。他說:我當記者時傷害過一些人,當然也被別人傷害過;我也幫助過一些人,當然也獲得過感恩。而他最感內疚的人,就是他的梅州客家同鄉羅潛教授。

         羅潛是藥理學家、德國醫學博士、民國時期中山大學醫學院院長,新中國後出任中山醫學院教務長。五十年代反右風起,開始是上頭鼓動黨內外人士向黨提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羅潛是知名民主黨派人士,當然也是媒體宣傳報道的對象。父親是黨報記者,慕名採訪了羅潛。當時羅潛直言,黨提出的外行領導內行,不符合客觀規律。我們是醫院,給病人做手術,當然是由醫生、院長決定醫療方案,難道由不是醫科畢業的書記來決定開不開刀,怎麼開刀?這怎能對病人的生命負責?他認為醫學與政治是兩回事,應該由教授治校。父親覺得很有道理,如實作了報道,文章題目就是《外行人辦不了內行事》。這本來是對上層傳遞正面的信息,也是對社會民意的一種真實反映。沒想到,大鳴大放不到兩個月,風向急轉,名曰「引蛇出洞」,強力回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不用說,羅潛也因言論被戴上「右派「帽子,監督改造。文革平反後,父親與羅潛有一次在戲院偶遇,雙方打了個招呼,都有點不好意思。羅潛可能認為自己當年的表達是正確的卻落得個名譽掃地,而父親覺得,如果不是自己的報道「白紙黑字」坐實了羅潛「向党進攻」的罪名,這位醫學權威就不會蒙受不白之冤,因此很有歉意。

         有一位作家也有同樣遭遇。他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他們部門開會向領導提意見,父親也去聽會作採訪。大家暢所欲言,處長興起時發起牢騷:兩位正副部長工作中經常有不同觀點,我們下面的人都不知該聽誰的,如何執行?父親把這話也寫進報道裡面。副部長看後對處長有點生氣,說:這麼糊塗,一個正一個副,即使意見不一致,當然要聽正的啦。後來劃分右派,處長自然被戴帽子並下放到外地去了。多年後處長獲平反調回省作家協會主持工作,剛好是我的上司,我卻一直不知他跟父親的這段往事。父親現在才告訴了我,才知他們因工作有時在公眾場合見面,雙方都有點尷尬,但都明白是那個年代惹的禍。

         父親很內疚地說,那個年代「栽」在他文章下的何止一兩個。《蝦球傳》《七十二家房客》的作者黃谷柳,參加過淞滬會戰、抗美援朝,立過戰功,與父親相熟。他們曾一起下鄉同住一屋,父親是去採訪,黃谷柳是去體驗生活。反右中黃谷柳的言論並不突出,但在父親的筆下上過報紙。因各單位都要按上頭布置的比例來劃分右派,他自然也「落網」了。也許後人很難明白,定罪右派,不是看其行為表現,而是按上頭分配的比例去攤分,但這確實是那個時代的特色。父親曾任職的省報第一任社長曾彥修,來自延安的老革命,娶了嶺南大學的校花,後來上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反右初期為該社的「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組長。運動後期上面布置劃分右派任務,要求領導班子五人中要劃出一個右派。他覺得劃哪一個都很為難,以為自己有「延安」這層保護衣,可以保護別人和自己,上報右派名單時就自報第一名。沒想到一報上去就批覆了,當上右派沒商量,鬧得老婆離了婚。這種荒唐的事就出在那個荒唐年代。

         在那種大環境下,父親自己也好不到哪裡去。有一次報社學習會,討論大躍進後人民生活如何提高了,這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思潮下的表態文化。但父親實話實說,認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沒有改善,布票還是每人十八尺,糧票還是24斤,而且是幹部的定量,住房沒新蓋,馬路沒也見新開。他說,有人指農民瞞產藏起糧食,他作為工作組成員,特意進了粵北農民的家揭開鍋蓋,真的什麼都沒有,米缸看了也沒有什麼糧食,公社化吃大鍋飯是個問題。結果這些話被記錄下來,風向一變,有領導在思想鑑定書上寫着:該同志思想動搖,動搖幅度較大,從衣食住行對大躍進作系統性攻擊,值得注意。幸虧當時單位的右派名額已滿,逃過一劫,但升遷受到影響。若干年後,父親看到自己的檔案,才知道曾有這個鑑定結果,嚇了一身冷汗。還好,那位領導當着父親的面,用印報紙的黑油墨把鑑定結論塗掉,以示改正,算有了交代。

          父親在北京《光明日報》曾主持文藝副刊《東風》,推介了不少著名作家藝術家,因而結交了不少文化人。文革一來,文化人落難,被掃地出門,一些人資產被凍結,工資停發,有時連吃飯都成問題。父親雖然也受所謂的「5.16」審查,但相對還可自由行動,便經常去拜訪落魄的藝術家,安慰他們、聊天解悶,主要的還是請他們吃頓飽飯,也給予點生活費用,因而成了知心朋友。文革後他們翻了身恢復地位,門庭若市,但也沒有忘記父親。書法家會寫個條幅,畫家會描幅山水,送給父親感謝當年的雪中送碳。這也讓父親意外得了一些名家墨寶,晚年他也捐出部分書畫給家鄉母校,助建圖書室激勵學子。

         家裡至今仍掛有一塊橫匾「竹齋」,就是出自著名書法詩詞家鄭誦先的手筆。鄭先生是二十世紀書法大師群中的巨星,曾是張學良的秘書,參與創辦了新中國的第一個書法研究社——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出任秘書長。其章草古拙厚重,「隨手落筆,圓滿天成」。他聽說父親的書房取名為「竹齋」,便送上古樸蒼勁的字幅。父親大喜,刻成木匾,掛在書房門頂上。

         咱們張家祖居地處貧困山區,但清末年間也出過舉人、秀才,張家圍屋「敦睦堂」因而建有書齋「師竹山房」。每當清晨夜晚,都可聽到竹葉沙沙,流水潺潺,這是祖宗寄望子孫後代書齋飄香。父親因而刻苦攻讀,考取了省城大學,參加了地下黨。新中國後從廣州軍管會轉行到報社,文革後又轉到社會科學院,大半生一直從文,直至離休還兼職教授。我每次回父親家,不僅看到門上的「竹齋」,映入眼帘的還有牆上鄭誦先寫給父親的條幅「多思」。這兩個飽滿雄渾的字體,不正體現出文人的為學之道,為人之道嗎?!

          中國花鳥畫大師王雪濤也很感謝父親曾經的接濟。他是北京畫院院長,能以色助墨,妙含天趣,其花鳥蟲魚技藝,至今無人出其右。別人求請墨寶,他大都是隨手撿送。但對父親,他卻認真地問,你想要什麼畫?父親說,你筆下的鳥蟲栩栩如生,花草色彩斑斕,我就給你出個題:春意鬧,如何?王大師說聲「好」,欣然命筆。只見兩隻蝴蝶翩翩飛舞,三隻彩雀歡聲啼叫,杜鵑花開絢爛炫目……近四平尺的畫作完成之後,畫家笑問:你覺得這春意夠「鬧」了嗎?父親贊曰:果然鮮活多姿,情趣盎然。

         父親收藏的名家書畫中,還有吳作人、關良、黃胄、黃永玉、李苦禪、啟功、周懷民、許麟廬、關山月等大家的作品。而郭沫若的那幅字,是題傅抱石遺作《千山雲起》。郭沫若常在《光明日報》發表詩詞、書法作品,每每發表之後,總會謹慎地向報社索回原稿。這幅字中因補書了兩字,郭老終覺不妥,重新寫過一張,便將這張補書的原作留贈時任副刊負責人的父親。

         其實父親只不過是對藝術家多關注一點,多支持一下,是一種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種人性的自然流露,但他們總是莫大感動,以書畫相贈。比如黎雄才,雖然與關山月同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大師,其《瀟湘夜雨圖》上世紀三十年代就獲比利時國際博覽會金獎,《武漢防汛圖卷》也被中國美術館收藏,畫松尤為一絕,但其全國影響力遠不及有巨畫掛在人民大會堂的關山月。父親有心在《東風》副刊第一版撰文推介黎雄才,並刊登其畫作。在全國性重要報紙的第一版位置,將一位地方性畫家推向全國,在當時的美術界是沒有先例的。父親與黎雄才的友誼也由此延續了半個世紀。黎老曾鄭重地告訴父親:「我給你的畫,一定是精品。「他甚至97歲時還提筆作一畫贈予父親,並在畫上題識:」余久不作畫「了,可見其人老情在而趣生。

         與父親交往的還有書法篆刻家魏長青。魏老最令人稱道的一件傑作,就是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周恩來總理題辭的鐫刻。紀念碑近40米高,需要找人在碑石上鐫刻碑文,當時碑石已建成豎起,直立臨摹鐫刻150字的鎏金碑文難度很大,招募了三個月都無人敢接這活兒。魏長青挺身而出,用九宮格式定位,逐字雕鐫,在石碑上還原了周恩來渾厚的筆跡,成一時佳話。魏老不僅擅長顏體臨摹,更專長治印,其調製的「八寶印泥」獨攬京華。魏老在京城琉璃廠帶出了兩個弟子, 一個是治印造詣蒼勁連綿的徐煥榮(柏濤),一個是書法篆刻名家李文新。記得當年我在北京讀書,曾代父親登門向徐煥榮和李文新送上手信,他們兩人還親自為我這個晚輩雕刻印章贈予,而我到今天才聽說他們與父親的故事,理解他們對父親的感激之情。

         父親嘮嘮叨叨說的何止這些,有時我很怕給他打電話,因為電話中問了他的身體狀況、生活情況,再說幾句時政之後,他就轉而滔滔不絕又扯上重複過的往事,甚至把整個家史,單位的事情反覆說着,越說越精神,我都很難打斷他,想擱也擱不下電話。不過,有記憶就有生命力。父親這輩人的記憶,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保存下來就是歷史,因而彌足珍貴。

          如此一想,我又不怎麼嫌父親嘮叨了。也許,他是不想失憶,而我也不想一代人集體失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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