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把张爱玲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如果说他对《金锁记》的至高评价是锦上添花；那么，他盛赞《秧歌》和《赤地之恋》则可谓石破天惊，具有颠覆性的震撼力量。
（接前文）毫无疑问，“重写文学史”运动中，重见天光的张爱玲成了最中心的人物，她最被关注，也争议最大，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张爱玲是夏志清的挚爱。《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二十六页论述鲁迅，却花了四十二页如此之大的篇章论述张爱玲。夏志清甚至认为：鲁迅的小说比不上张爱玲。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重要最优秀的作家。……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夏志清并指出：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她同简•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都成妙文。
上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1943到1945那几年，对张爱玲来说，无疑是非常光彩夺目的。二十几岁的她，居然一下子写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大批优秀小说。这是让她“出名要趁早”的一个高峰期，为她取得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地位。但是张爱玲还有另外一个小说创作高峰期。1952年，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至1955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三年里，她一边帮美国驻香港新闻处做翻译工作，一边通宵达旦地写作《秧歌》和《赤地之恋》。1954年，这两部长篇小说开始在香港《今日世界》双周刊上连载，后来分别又出了英文和中文的单行本。如果说，夏志清把张爱玲于1943年出版的《金锁记》视为“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是至高的评价，但还算锦上添花，因为这部中篇发表后即获好评，大都认为是张爱玲一部最优秀最令人心灵震颤的作品；那么，夏志清盛赞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则可谓石破天惊，具有颠覆性的震撼力量。
《赤地之恋》以大学生干部刘荃毕业以后接受组织分配的经历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大陆农村的“土改”运动、城市的“三反”运动，以及朝鲜战争等等纷纭的政治局面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刘荃参加土改，面对现实的残酷恐怖，非常震惊而又无能为力。他感到茫然无助，唯有和同伴黄娟的恋情给了他一些安慰。后来，刘荃被调到上海参加“抗美援朝”的文宣工作，堕入资料组组长戈珊的情欲之网。黄娟回上海后，刘荃又因为上司赵楚在“三反”中被诬陷枪毙，而受其牵连被捕入狱。黄娟无奈之下求戈珊帮忙，结果戈珊利用一石二鸟之计，骗黄娟投入新华社分社长申凯夫的怀抱。刘荃被救出后，得知黄娟为救他而舍弃了自己，万念俱灰之下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远赴朝鲜作战，希望战死沙场来解脱痛苦。最后，刘荃做了战俘，被遣返时，选择回大陆做他立志要做的事情。
《秧歌》描绘的是1951年夏历年底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两个月的惨烈的生活。这是主线，与此交叉进行的是另外一个故事。电影编剧顾冈按组织要求下乡体验生活，写一个关于土改的电影。他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饱。但是，他昧着良心把饥饿写成欢乐，把农民与政府冲突写成农民反抗地主压迫。他对农民烧掉政府粮仓的熊熊大火印象极为强烈，感到火焰的绝望和力量，但是他把这把火写成农民对国民党特务和地主的愤怒……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在内地无法存身只得避居香港时的作品。如夏志清指出，从1949年到1952年，张爱玲默默地观察上海和附近村镇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生活，她把自己所直接观察到的真实情形和共产党官方在戏里电影里杂志里散布的谎话对比，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内地的惨状。
夏志清坦言自己“反共”，但作为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者，他更有独到的文学眼光。他认为，张爱玲这两本书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为它们巧妙地保存了传统小说对社会和自我平衡的关心。而且，更难得的是，这两本小说既没有滥用宣传口语，也没有为了方便意识形态的讨论而牺牲了现实的描写。夏志清也指出，和《秧歌》相较起来，《赤地之恋》的风格没有那么完整（这是因为张爱玲野心太大，要包括更广阔的范围，企望把共产党暴政的形形色色和盘托出来）。虽然《赤地之恋》在描写暴政的恐怖是成功的，但是《秧歌》却有古典的完美，篇幅虽短，但是它却替我们把共产党统治下的悲剧，很好地做了一番提炼的工作。特别是，夏志清指出：“《秧歌》所表现的，不仅是人民反饥饿，争取最低生存的要求，而且是人民如何在暴政胁迫下，还努力保持人性的尊严和人类关系之间的忠诚。”
张爱玲选用“秧歌”作为全书的标题，得到夏志清十分赞许。他说：这就是要表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共产党的歪曲和贬抑。戏本来是假的，又可以说戏比日常生活更能表示人生的真谛。张爱玲用“秧歌”这个意象，一方面显出共产党所制定的“礼乐”是多么的虚假和僭妄，同时又着重“人生如戏”这一可怕的真理。当农民和民兵起冲突的时候，戏变成了现实。假戏真做和“人生如戏”的可怕，这两点一直维持到全书的最后，此时“秧歌”也进入了中世纪图画中“死亡之舞”的行列。
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在书里除了用戏来象征当下的生活方式之外，她更经常的把凄凉的农村写成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蜮。她借用了中国神话和古老传说的鬼故事，把里面离奇的景象覆印到在死亡和饥荒笼罩之下的现实世界上面去。小说开头两页描写农村的污秽和荒凉，就超过自然主义纯客观的写法。戏台或鬼故事式的暗示全书随处可见，许多描写都带着这一种阴森的鬼气。张爱玲并非一味去描写共产党种种暴行，而是更写出一幅中国民族文化的全景。她之所以借助神怪，目的不止是加强恐怖气氛。神怪故事本来是古老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农民的想像中，随时都会出现的，现在用在这里，正好和共产党的“非人”世界作一映照。小说写出好几个世界，最受注意的是简朴的农民世界，他们的天伦之爱和他们的生死，现在都面临摧残。张爱玲在这本小说里，把共产党的世界置于一种鬼森森的气氛之中，用鬼怪幻觉来暗射共产党，实在是很适当的讽刺。共产党是一个怪物，它的残暴超过舞台上最血淋淋的戏，超过了人们想像中的地狱，出乎人类想像的极限。
夏志清这样总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部不朽之作。它研究了共产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描画出关于人性的令人震惊的不可忘记的画面。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共产党不容的人类理想的悲剧。（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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