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把張愛玲視作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最優秀的作家。如果說他對《金鎖記》的至高評價是錦上添花；那麼，他盛讚《秧歌》和《赤地之戀》則可謂石破天驚，具有顛覆性的震撼力量。
（接前文）毫無疑問，「重寫文學史」運動中，重見天光的張愛玲成了最中心的人物，她最被關注，也爭議最大，而且一直延續至今。
張愛玲是夏志清的摯愛。《中國現代小說史》用二十六頁論述魯迅，卻花了四十二頁如此之大的篇章論述張愛玲。夏志清甚至認為：魯迅的小說比不上張愛玲。對於一個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說來，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重要最優秀的作家。……憑張愛玲靈敏的頭腦和對於感覺快感的愛好，她小說里意象的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夏志清並指出：張愛玲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可是同時又是一個活潑的諷刺作家……她同簡•奧斯丁一樣，態度誠摯，可是又能冷眼旁觀；隨意嘲弄，都成妙文。
上世紀四十年代，特別是1943到1945那幾年，對張愛玲來說，無疑是非常光彩奪目的。二十幾歲的她，居然一下子寫出了《傾城之戀》《金鎖記》《紅玫瑰與白玫瑰》等一大批優秀小說。這是讓她「出名要趁早」的一個高峰期，為她取得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不容忽略的地位。但是張愛玲還有另外一個小說創作高峰期。1952年，張愛玲離開中國大陸，至1955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三年裡，她一邊幫美國駐香港新聞處做翻譯工作，一邊通宵達旦地寫作《秧歌》和《赤地之戀》。1954年，這兩部長篇小說開始在香港《今日世界》雙周刊上連載，後來分別又出了英文和中文的單行本。如果說，夏志清把張愛玲於1943年出版的《金鎖記》視為「中國自古以來最好的中篇小說」是至高的評價，但還算錦上添花，因為這部中篇發表後即獲好評，大都認為是張愛玲一部最優秀最令人心靈震顫的作品；那麼，夏志清盛讚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則可謂石破天驚，具有顛覆性的震撼力量。
《赤地之戀》以大學生幹部劉荃畢業以後接受組織分配的經歷為主線，描寫了中國大陸農村的「土改」運動、城市的「三反」運動，以及朝鮮戰爭等等紛紜的政治局面里人們的生活狀態。劉荃參加土改，面對現實的殘酷恐怖，非常震驚而又無能為力。他感到茫然無助，唯有和同伴黃娟的戀情給了他一些安慰。後來，劉荃被調到上海參加「抗美援朝」的文宣工作，墮入資料組組長戈珊的情慾之網。黃娟回上海後，劉荃又因為上司趙楚在「三反」中被誣陷槍斃，而受其牽連被捕入獄。黃娟無奈之下求戈珊幫忙，結果戈珊利用一石二鳥之計，騙黃娟投入新華社分社長申凱夫的懷抱。劉荃被救出後，得知黃娟為救他而捨棄了自己，萬念俱灰之下報名參加了志願軍遠赴朝鮮作戰，希望戰死沙場來解脫痛苦。最後，劉荃做了戰俘，被遣返時，選擇回大陸做他立志要做的事情。
《秧歌》描繪的是1951年夏曆年底上海附近的某個鄉村農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一兩個月的慘烈的生活。這是主線，與此交叉進行的是另外一個故事。電影編劇顧岡按組織要求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來到這個村莊後發現老百姓家家都吃不飽。但是，他昧着良心把飢餓寫成歡樂，把農民與政府衝突寫成農民反抗地主壓迫。他對農民燒掉政府糧倉的熊熊大火印象極為強烈，感到火焰的絕望和力量，但是他把這把火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特務和地主的憤怒……
《秧歌》與《赤地之戀》是張愛玲在內地無法存身只得避居香港時的作品。如夏志清指出，從1949年到1952年，張愛玲默默地觀察上海和附近村鎮在共產黨政權下的生活，她把自己所直接觀察到的真實情形和共產黨官方在戲裡電影裡雜誌里散布的謊話對比，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國內地的慘狀。
夏志清坦言自己「反共」，但作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者，他更有獨到的文學眼光。他認為，張愛玲這兩本書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為它們巧妙地保存了傳統小說對社會和自我平衡的關心。而且，更難得的是，這兩本小說既沒有濫用宣傳口語，也沒有為了方便意識形態的討論而犧牲了現實的描寫。夏志清也指出，和《秧歌》相較起來，《赤地之戀》的風格沒有那麼完整（這是因為張愛玲野心太大，要包括更廣闊的範圍，企望把共產黨暴政的形形色色和盤托出來）。雖然《赤地之戀》在描寫暴政的恐怖是成功的，但是《秧歌》卻有古典的完美，篇幅雖短，但是它卻替我們把共產黨統治下的悲劇，很好地做了一番提煉的工作。特別是，夏志清指出：「《秧歌》所表現的，不僅是人民反飢餓，爭取最低生存的要求，而且是人民如何在暴政脅迫下，還努力保持人性的尊嚴和人類關係之間的忠誠。」
張愛玲選用「秧歌」作為全書的標題，得到夏志清十分讚許。他說：這就是要表示，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共產黨的歪曲和貶抑。戲本來是假的，又可以說戲比日常生活更能表示人生的真諦。張愛玲用「秧歌」這個意象，一方面顯出共產黨所制定的「禮樂」是多麼的虛假和僭妄，同時又着重「人生如戲」這一可怕的真理。當農民和民兵起衝突的時候，戲變成了現實。假戲真做和「人生如戲」的可怕，這兩點一直維持到全書的最後，此時「秧歌」也進入了中世紀圖畫中「死亡之舞」的行列。
夏志清發現了張愛玲的「高明之處」。在書里除了用戲來象徵當下的生活方式之外，她更經常的把淒涼的農村寫成一種夢魘式的可怕的鬼蜮。她借用了中國神話和古老傳說的鬼故事，把裡面離奇的景象覆印到在死亡和饑荒籠罩之下的現實世界上面去。小說開頭兩頁描寫農村的污穢和荒涼，就超過自然主義純客觀的寫法。戲台或鬼故事式的暗示全書隨處可見，許多描寫都帶着這一種陰森的鬼氣。張愛玲並非一味去描寫共產黨種種暴行，而是更寫出一幅中國民族文化的全景。她之所以藉助神怪，目的不止是加強恐怖氣氛。神怪故事本來是古老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在農民的想像中，隨時都會出現的，現在用在這裡，正好和共產黨的「非人」世界作一映照。小說寫出好幾個世界，最受注意的是簡樸的農民世界，他們的天倫之愛和他們的生死，現在都面臨摧殘。張愛玲在這本小說里，把共產黨的世界置於一種鬼森森的氣氛之中，用鬼怪幻覺來暗射共產黨，實在是很適當的諷刺。共產黨是一個怪物，它的殘暴超過舞台上最血淋淋的戲，超過了人們想像中的地獄，出乎人類想像的極限。
夏志清這樣總結：《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部不朽之作。它研究了共產主義對傳統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描畫出關於人性的令人震驚的不可忘記的畫面。這部作品不僅是一部中國農民受苦受難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滿了共產黨不容的人類理想的悲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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