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的竞争 背后有美国的助力

今年年初，美欧日等国的投行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象坐过山车，莫衷一是。但最近两个月，美国金融界与商界一致信奉的《华尔街日报》接连发布有关中国的各种利差消息，从中国地方债、房地产市严重萎缩直到外资撤出，再到经济增速，无所不包。加上高盛7月上旬公布的研究报告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二，认为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投资宝地正成为国际投行界的多数看法。

印度成为西方眼中的第一投资宝地

美国高盛的研究报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将下降为第三名，届时印度的GDP总量将达到52.5万亿美元，比同期美国的GDP总量高出一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印度经济学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还解释了原因：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优势之外，资本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印度优势例如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已经成为现实：印度人口被预测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同时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要更健康（相对年轻化）。但52年之后的GDP总量预测，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对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来说，半个多世纪实在太漫长了。

在印度急起直追之后，中国方面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中印两国的长项与短板，其中一篇《快速窜升的印度制造业，对中国实际威胁多大？》做了相当实在的分析。这篇文章写作之时，还未发生郭台铭撤资印度之事，因此未谈及印度对外资的法律使该国成为跨国公司的坟场，也未谈及印度劳动力素质（产品合格率低）、工会力量强大（中国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因素，纯粹只是产业分析，应该说中国与印度各有所长。

那么，这么多外资齐刷刷地看好印度而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中国面对印度竞争压力的反思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2022世界投资报告》，2021年印度实际吸收外资高达820亿美元，中国为1,734亿美元，约为印度的1.8倍；《2023世界投资报告》称，2022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加了5%，达到1891亿美元，居于亚洲地区首位，投资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仍然是该地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印度联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资料显示，2022-23财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2%，至46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资来自几十个国家，其中美国资本赴印投资总量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

尽管中国仍然保持亚洲第一吸引外资大国的地位，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印度的5倍左右，这个数字反映了印度吸引外资的势头很迅猛，因此中国非常在意，加强了印度经济的研究，并开始总结自身的缺陷与印度的短板——中国宣传部门的职责是文饰太平，但经济部门职责是全国饭碗所系，不能自个哄自己。

近些年来频频传出外国产业链离开中国的消息，其中不乏如苹果、东芝等行业领军品牌；还有逐渐将生产链的重心转移到国外如三星、亚马逊、乐天、Uber等外企。这些企业在中国即使还有未完成的专案，“去中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之中。苹果的主要生产商富士康撤出中国，对中国震动尤其大。中国方面开始反思总结，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吸引外资的政策不力（税收高，以国家安全理由打击外资资讯产业），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高涨），中美交恶。

上述三方面原因当中，政策一项是中国政府可以调整的；成本上升则相对困难，但还有通过减免税收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调整馀地。只有中美交恶带来的世界产业链重组，背后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国际利益格局大调整，中国除了因应之外，并无他法可想。

中美交恶，美国围绕“去中国化”进行产业链重组

近几年，中美两国冲突频发，中美关系进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尽管美国多次声明“不会与中国脱钩”，“脱钩不现实”，但政策导向是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美方走棋的第一步，就是在疫情来袭时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取代原来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以降低产品供应链的脆弱程度。就地理条件而言，拉美国家是美国实行供应链近岸转移的天选之地，墨西哥与美国为邻，美墨供应链“近岸外包”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于工人熟练程度与社会治安等原因，从川普总统任上开始的墨西哥近岸外包，历经拜登政府两年仍然进展蹉跎，目前这条供应链正在略显艰难的磨合形成过程中。

近年来，随著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拜登政府努力推行“印太战略”，开始考虑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友岸外包”，构建东西并举、两线并行的供应链同盟体系就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后院”拉美，拜登一直努力拉近南美国家的关系，力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除墨西哥外，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例如由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和巴拿马组成的“民主发展联盟”向美国自荐，称其是美“近岸外包”的理想选择，可参与泛美外包供应链体系。

但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更大威胁的，是美国有意在中国周边打造平行供应链体系的意图。“印太经济框架”将供应链韧性纳入其四大支柱之一，很清楚地展示出显示出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蓝图。这一框架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在不包含关税豁免和市场准入谈判的基础上，希望亚太国家接受美方高标准的贸易安排。但除了印度之外，其他亚太国家基本是观望态度。2023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会上的讲话表现了这一点。李显龙建议，亚洲国家从三个维度加强合作以应对当前挑战。一是继续促进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二是亚洲各国深化彼此间的合作，建立紧密、相互交织的关系网，加强彼此依存度、增强区域韧性。三是亚洲应该一直保持开放，在促进亚洲各国合作的同时也应与欧洲和世界各国加强联系。

这个谈话虽然面面俱到，但显然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放置于重要地位。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李显龙在峰会开幕时的讲话其实代表了亚洲各国的真实想法：不要让东南亚各国选边站队，他说，“我们想和两边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动避免选边站，实际上是主动要求不被迫选边站。”亚太国家在“鹰”与“龙”之间不肯选边站的表态，实际上是缘于世界力量格局正在由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转变为多极世界，这种情况让华府政治圈感到焦虑。

印度与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将面临长期竞争

最后回到印度与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变化这一话题上来。

美国是世界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总部所在地，这些公司与高盛等对各国信用的评级，会对国际资本流向发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的去中国化产业链重组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压力。但产业资本转移与风投资本不同，产业链的重置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资本承接国的技术能力、法律环境、基础设施等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

因为上述原因，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推出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国排名全球31名，印度排名63名，这一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依然明显好于印度。2022年12月，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何印度不能取代中国》（Why India Can’t Replace China）指出：如果印度不解决“投资风险过大、政策内向性过强、宏观经济失衡过大”这三大障碍，或将错失跨国企业的投资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确实道出了印度发展经济的瓶颈。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