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與中國的競爭 背後有美國的助力

今年年初，美歐日等國的投行界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象坐過山車，莫衷一是。但最近兩個月，美國金融界與商界一致信奉的《華爾街日報》接連發布有關中國的各種利差消息，從中國地方債、房地產市嚴重萎縮直到外資撤出，再到經濟增速，無所不包。加上高盛7月上旬公布的研究報告稱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第二，認為印度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投資寶地正成為國際投行界的多數看法。

印度成為西方眼中的第一投資寶地

美國高盛的研究報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而美國將下降為第三名，屆時印度的GDP總量將達到52.5萬億美元，比同期美國的GDP總量高出一萬億美元。這份報告的主要負責人印度經濟學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還解釋了原因：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億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優勢之外，資本投資預計也將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印度優勢例如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已經成為現實：印度人口被預測將在2023年超過中國，同時印度的人口結構比中國要更健康（相對年輕化）。但52年之後的GDP總量預測，基本可以忽略，因為對如今的高科技時代來說，半個多世紀實在太漫長了。

在印度急起直追之後，中國方面花了不少時間研究中印兩國的長項與短板，其中一篇《快速竄升的印度製造業，對中國實際威脅多大？》做了相當實在的分析。這篇文章寫作之時，還未發生郭台銘撤資印度之事，因此未談及印度對外資的法律使該國成為跨國公司的墳場，也未談及印度勞動力素質（產品合格率低）、工會力量強大（中國沒有工人自己的工會）等因素，純粹只是產業分析，應該說中國與印度各有所長。

那麼，這麼多外資齊刷刷地看好印度而減少在中國的投資，究竟是出於何種原因？

中國面對印度競爭壓力的反思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年度《2022世界投資報告》，2021年印度實際吸收外資高達820億美元，中國為1,734億美元，約為印度的1.8倍；《2023世界投資報告》稱，2022年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額增加了5%，達到1891億美元，居於亞洲地區首位，投資大多來自歐洲的跨國企業，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報告同時指出，中國仍然是該地區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印度聯邦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部資料顯示，2022-23財年，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22%，至46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資來自幾十個國家，其中美國資本赴印投資總量僅次於新加坡，位居第二。

儘管中國仍然保持亞洲第一吸引外資大國的地位，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經濟體量是印度的5倍左右，這個數字反映了印度吸引外資的勢頭很迅猛，因此中國非常在意，加強了印度經濟的研究，並開始總結自身的缺陷與印度的短板——中國宣傳部門的職責是文飾太平，但經濟部門職責是全國飯碗所系，不能自個哄自己。

近些年來頻頻傳出外國產業鏈離開中國的消息，其中不乏如蘋果、東芝等行業領軍品牌；還有逐漸將生產鏈的重心轉移到國外如三星、亞馬遜、樂天、Uber等外企。這些企業在中國即使還有未完成的專案，「去中國化」的進程也在不斷加快之中。蘋果的主要生產商富士康撤出中國，對中國震動尤其大。中國方面開始反思總結，認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吸引外資的政策不力（稅收高，以國家安全理由打擊外資資訊產業），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高漲），中美交惡。

上述三方面原因當中，政策一項是中國政府可以調整的；成本上升則相對困難，但還有通過減免稅收來抵消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調整餘地。只有中美交惡帶來的世界產業鏈重組，背後原因是地緣政治衝突帶來的國際利益格局大調整，中國除了因應之外，並無他法可想。

中美交惡，美國圍繞「去中國化」進行產業鏈重組

近幾年，中美兩國衝突頻發，中美關係進入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儘管美國多次聲明「不會與中國脫鈎」，「脫鈎不現實」，但政策導向是要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美方走棋的第一步，就是在疫情來襲時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取代原來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的「離岸外包」（off-shoring）；以降低產品供應鏈的脆弱程度。就地理條件而言，拉美國家是美國實行供應鏈近岸轉移的天選之地，墨西哥與美國為鄰，美墨供應鏈「近岸外包」更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由於工人熟練程度與社會治安等原因，從川普總統任上開始的墨西哥近岸外包，歷經拜登政府兩年仍然進展蹉跎，目前這條供應鏈正在略顯艱難的磨合形成過程中。

近年來，隨著中美競爭的加劇，美國拜登政府努力推行「印太戰略」，開始考慮以「價值觀」為核心的「友岸外包」，構建東西並舉、兩線並行的供應鏈同盟體系就成為美國的戰略目標。在「美國後院」拉美，拜登一直努力拉近南美國家的關係，力推「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除墨西哥外，其他一些拉美國家，例如由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和巴拿馬組成的「民主發展聯盟」向美國自薦，稱其是美「近岸外包」的理想選擇，可參與泛美外包供應鏈體系。

但對中國製造業形成更大威脅的，是美國有意在中國周邊打造平行供應鏈體系的意圖。「印太經濟框架」將供應鏈韌性納入其四大支柱之一，很清楚地展示出顯示出美國「印太經濟框架」的藍圖。這一框架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不包含關稅豁免和市場准入談判的基礎上，希望亞太國家接受美方高標準的貿易安排。但除了印度之外，其他亞太國家基本是觀望態度。2023年3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會上的講話表現了這一點。李顯龍建議，亞洲國家從三個維度加強合作以應對當前挑戰。一是繼續促進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和友好關係；二是亞洲各國深化彼此間的合作，建立緊密、相互交織的關係網，加強彼此依存度、增強區域韌性。三是亞洲應該一直保持開放，在促進亞洲各國合作的同時也應與歐洲和世界各國加強聯繫。

這個談話雖然面面俱到，但顯然將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放置於重要地位。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李顯龍在峰會開幕時的講話其實代表了亞洲各國的真實想法：不要讓東南亞各國選邊站隊，他說，「我們想和兩邊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動避免選邊站，實際上是主動要求不被迫選邊站。」亞太國家在「鷹」與「龍」之間不肯選邊站的表態，實際上是緣於世界力量格局正在由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轉變為多極世界，這種情況讓華府政治圈感到焦慮。

印度與中國在吸引外資上將面臨長期競爭

最後回到印度與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變化這一話題上來。

美國是世界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總部所在地，這些公司與高盛等對各國信用的評級，會對國際資本流向發生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美國的去中國化產業鏈重組會對中國產生很大壓力。但產業資本轉移與風投資本不同，產業鏈的重置往往需要數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而且資本承接國的技術能力、法律環境、基礎設施等都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

因為上述原因，按照世界銀行最新推出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排名，中國排名全球31名，印度排名63名，這一報告顯示中國的營商環境依然明顯好於印度。2022年12月，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文章《為何印度不能取代中國》（Why India Can’t Replace China）指出：如果印度不解決「投資風險過大、政策內向性過強、宏觀經濟失衡過大」這三大障礙，或將錯失跨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確實道出了印度發展經濟的瓶頸。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