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杰祖籍广东，在1998年来到澳洲后便一直致力于民主运动。他先后创办了《天安门时报》和“中国民主学校”，并坚持至今。然而，他这么做的“代价”之一则是，被列入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这20多年来再也没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
每年的6月4日，阮杰都会参与举办六四纪念日活动。他表示，应该将这一天定为“纪念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日”。
“共产主义破坏整个全球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期间造成1亿多人的死亡。”阮杰说：“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澳洲，特别是民主国家，40岁以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残暴与邪恶基本上了解的很少，如果以后都能有这样一个日子，这一天不仅能为受难者们发声，还能将共产主义所做的事情展现给后人，以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认清共产主义，这样做很有意义。”
为何投身民主运动？
六四事件发生时，阮杰还在中国大陆。在当时大环境下，他接触到一些自由的思想。阮杰曾在国内读了大学与研究生，但直到来到海外，才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学生们都是接收著共产党的办学逻辑与宣传，来到海外后才发现原来国内很多宣传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他说。
童年与青年时期的两场事件令阮杰久久不能忘怀，也是他一直坚持民主运动的动力。他讲述：50年代时，邻居家的小儿子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被打成右派，还被关了27年。27年后，小儿子终于恢复自由身，然而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哥哥姐姐们已成家立业，只有他自己孤身一人。每每到了阮杰放学回家的日子，他就会守在路口，然后跟著阮杰回家，讲述自己对中国历史，如辛亥革命等的看法。
那时候，他来到阮杰家里还自带棉被等，阮杰觉得这个人很实诚，不愿意多贪别人的东西，这样好的人为甚么会被关到监狱呢？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邻村，阮杰讲道，文革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触目惊心。当时有个人是生产队的大队支书，文革时，他斗死了好几个人；文革后，他被劳改。但因他害死多人，整个村的人都很恨他，村民们拿他两个儿子出气，致使两个儿子都被打到残废，最后被打得神志不清，甚至痴呆了。“两个儿子因病离世，他与他七十多岁的老伴要抬两个孩子，最终他夫妻俩选择自杀。”阮杰说。
阮杰表示，文革之后，整个社会都变了，人们没有了同情、互助之心；种种事件对我的影响太大。“一开始，大家只是想让共产党变好，杜绝贪官、腐败，我们怀著一腔热血来做事，后来我在海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真相，看到了那些前辈为祖籍国的文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
“我也是海外华人群体中的一员，也许我们也做不到像辛亥革命这些前辈们这样献出生命，但还是想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中国人都害怕共产党、人们担心不能回国做生意等等，那真改变不了甚么；但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即便最后没能成功，我们也付出了。”阮杰说。
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阮杰坦言，“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自由，我能够自由地回到我的故乡，在母亲的坟前跪下，说声：妈妈，我对不起您。”提及母亲，阮杰止不住流泪，他说，每当想到这件事，他都非常痛心。
2000年阮杰母亲过世，家中所有的孩子都围著母亲，唯独少了阮杰。那时他不能回大陆，后来姐姐告诉他，母亲过世那天，她一直向门外看，不断在问：“阿杰回来了没有？阿杰回来了没有？”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历史，早在1949年前，中国是个文明、很有正气的民族。我们中国在亚洲也曾是最接近民主的国家。但共产主义这个海外来的组织，在其统治之下，历次运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伤害与灾难，每个人都不站起来说话，每个人都自我利益至上而让共产党继续作恶，那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阮杰说。
“我创办的华文媒体没有政治色彩”
阮杰于2009年创办《天安门时报》，他希望用这样一份报纸来加深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探索，旨在弘扬正义、批评邪恶。
阮杰说，近十几年来，共产主义对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天安门时报》是个普通的华文报纸而已，不参与/干涉政治选举，不带有政治色彩，且原来是有华人客户的，但在中国领事馆的“干涉和劝诫”下，现在主要的客户是澳洲当地人。“我的华人客户受到共产势力不同程度的‘干扰’，有信件告知，也有电话，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也有被‘请喝茶’等现象；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在澳洲，那就与当地的社区联系，继续将真相陈述出来。”
有人说，六四、文革都已成过去式，但阮杰认为，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还在，很多现象都在不断向后来人发出警告，后代要警醒。“作为海外华人的一员，在中国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父母朋友，”阮杰说，“我们是希望那片土地能走向民主自由，我们最终也能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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