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傑祖籍廣東，在1998年來到澳洲後便一直致力於民主運動。他先後創辦了《天安門時報》和「中國民主學校」，並堅持至今。然而，他這麼做的「代價」之一則是，被列入了中國政府的黑名單，這20多年來再也沒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
每年的6月4日，阮傑都會參與舉辦六四紀念日活動。他表示，應該將這一天定為「紀念全球共產主義受難者日」。
「共產主義破壞整個全球長達半個多世紀，這期間造成1億多人的死亡。」阮傑說：「現在很多國家，包括澳洲，特別是民主國家，40歲以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殘暴與邪惡基本上了解的很少，如果以後都能有這樣一個日子，這一天不僅能為受難者們發聲，還能將共產主義所做的事情展現給後人，以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認清共產主義，這樣做很有意義。」
為何投身民主運動？
六四事件發生時，阮傑還在中國大陸。在當時大環境下，他接觸到一些自由的思想。阮傑曾在國內讀了大學與研究生，但直到來到海外，才知道了歷史的真相。「在國內的教育體系中，學生們都是接收著共產黨的辦學邏輯與宣傳，來到海外後才發現原來國內很多宣傳的東西都是不真實的。」他說。
童年與青年時期的兩場事件令阮傑久久不能忘懷，也是他一直堅持民主運動的動力。他講述：50年代時，鄰居家的小兒子剛從清華大學畢業，就被打成右派，還被關了27年。27年後，小兒子終於恢復自由身，然而他的父母已經不在人世，哥哥姐姐們已成家立業，只有他自己孤身一人。每每到了阮傑放學回家的日子，他就會守在路口，然後跟著阮傑回家，講述自己對中國歷史，如辛亥革命等的看法。
那時候，他來到阮傑家裡還自帶棉被等，阮傑覺得這個人很實誠，不願意多貪別人的東西，這樣好的人為甚麼會被關到監獄呢？
另外一件事是發生在鄰村，阮傑講道，文革中發生的冤假錯案觸目驚心。當時有個人是生產隊的大隊支書，文革時，他斗死了好幾個人；文革後，他被勞改。但因他害死多人，整個村的人都很恨他，村民們拿他兩個兒子出氣，致使兩個兒子都被打到殘廢，最後被打得神志不清，甚至痴呆了。「兩個兒子因病離世，他與他七十多歲的老伴要抬兩個孩子，最終他夫妻倆選擇自殺。」阮傑說。
阮傑表示，文革之後，整個社會都變了，人們沒有了同情、互助之心；種種事件對我的影響太大。「一開始，大家只是想讓共產黨變好，杜絕貪官、腐敗，我們懷著一腔熱血來做事，後來我在海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真相，看到了那些前輩為祖籍國的文明，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說。
「我也是海外華人群體中的一員，也許我們也做不到像辛亥革命這些前輩們這樣獻出生命，但還是想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中國人都害怕共產黨、人們擔心不能回國做生意等等，那真改變不了甚麼；但每個人都能從自己做起，讓更多人了解真相，即便最後沒能成功，我們也付出了。」阮傑說。
這樣的「代價」，值得嗎？
阮傑坦言，「我有一個夢想，我希望中國能夠早日實現民主自由，我能夠自由地回到我的故鄉，在母親的墳前跪下，說聲：媽媽，我對不起您。」提及母親，阮傑止不住流淚，他說，每當想到這件事，他都非常痛心。
2000年阮傑母親過世，家中所有的孩子都圍著母親，唯獨少了阮傑。那時他不能回大陸，後來姐姐告訴他，母親過世那天，她一直向門外看，不斷在問：「阿傑回來了沒有？阿傑回來了沒有？」
「我們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歷史，早在1949年前，中國是個文明、很有正氣的民族。我們中國在亞洲也曾是最接近民主的國家。但共產主義這個海外來的組織，在其統治之下，歷次運動為我們帶來了這麼多的傷害與災難，每個人都不站起來說話，每個人都自我利益至上而讓共產黨繼續作惡，那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阮傑說。
「我創辦的華文媒體沒有政治色彩」
阮傑於2009年創辦《天安門時報》，他希望用這樣一份報紙來加深中國人對普世價值的探索，旨在弘揚正義、批評邪惡。
阮傑說，近十幾年來，共產主義對世界各地的華文媒體均有不同程度的滲透，《天安門時報》是個普通的華文報紙而已，不參與/干涉政治選舉，不帶有政治色彩，且原來是有華人客戶的，但在中國領事館的「干涉和勸誡」下，現在主要的客戶是澳洲當地人。「我的華人客戶受到共產勢力不同程度的『干擾』，有信件告知，也有電話，他們在國內的親人也有被『請喝茶』等現象；不過也沒關係，我們在澳洲，那就與當地的社區聯繫，繼續將真相陳述出來。」
有人說，六四、文革都已成過去式，但阮傑認為，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還在，很多現象都在不斷向後來人發出警告，後代要警醒。「作為海外華人的一員，在中國還有我們的兄弟姐妹、父母朋友，」阮傑說，「我們是希望那片土地能走向民主自由，我們最終也能回到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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