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个叫王兆山的“山东作协副主席”一夜成名，因为他“代死去的难民”发表幸福感言，“纵做鬼也幸福”。
紧接着大名鼎鼎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含泪劝告”死难学生的父母，要他们别再喊冤添乱，要“将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
这两个人很快成为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网友总结为“南有余含泪，北有王幸福”。这种看上去是“从大局出发”“稳定压倒一切”的“文化助拳”，透露出对于生命的极度冷漠，严重超出了正常人的情感阈值，因而成为过街老鼠。
无行文人在愚民和媚权方面之所以常常用力过猛，多是因为别无他长，于“建功立业”和“文治武功”难有实质性建树，所以必须要在一些重要节点上把握机遇，不仅带头吹牛拍马，而且一律往顶格走，完全来不及照顾最起码的常识和最基本的逻辑，自然也顾不上自家最后的一点点脸面。
无行文人更大的危害，就在于他们一步步拉低社会底线，降低人们对于无耻的敏感度。比如说，教育人们吃草皮树叶比吃米饭馒头更幸福，必然让人义愤填膺，但再往后就得说吃垃圾泥巴最光荣才能让人如此生气，而只要持续如此这般胡说八道下去，到某一天就是说吃便便才是人生赢家，也都没人反驳了。
所谓的“岁月静好”，就是由无耻文人“代人幸福”和“强灌鸡汤”共同营造的。
评价人物常以“大节”“小节”而论，“大节”者，多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比如文人再怎么献媚犯贱，但只要没有投敌卖国，都算“大节无亏”。而如周作人之类汉奸文人，无论文章学术如何高标清隽，个人生活如何清正廉洁，都是板上钉钉的“大节有亏”。
投敌叛国之所以让人深恶痛绝，是因为它会给同胞带来灾难，降低整个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标高。从更宏大的角度而言，事实上也是人这一物种低劣的一个明证。
但是，献媚取宠就真的比投敌叛国危害更小吗？
譬如南辕北辙，如果驾车者仅仅是为了牟利，或者因为违心迎合，那或许还不算多大的罪恶。但如果这车上乘坐的是一乡之父老，或者引领的是一地之生民，则这阿谀迎合或者“沉默是金”事实上就是最大的罪恶，就是“大节有亏”。
再譬如你明明是个有科学常识的人，但你为了表忠心，论证“一个人是可以背起一座泰山的”，那你tmd还不是“祸在当下罪遗千秋”？
前几天写了篇文章，批驳某教授对于杜甫《石壕吏》的解读。其主要的观点就是为“石壕吏”洗白，说他是为“咱们的军队”征兵，所以是正确的。甚至将老妪的苦难悲惨解读为英雄主义，这种美化苦难讴歌牺牲的说辞，本质上是鼓励非人性的东西。其危害之巨大之剧烈，比三鹿奶粉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算三鹿奶粉，在其兴起、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当中，多少人为其摇旗呐喊和游说说情，这些人就不是“大节有亏”？
洗脑背书，刻板说教，本质上是降低一个民族的智商，迷乱一国国民的心智。为了讨好权力，获取现实利益，却将一种不诚信、不内省、不独立思考的风气遗留给子孙后代。还有比这更大的危害吗？
如果我们仅仅将吹牛拍马、邀宠献媚视为“小节”，则我们这个民族断无进步之可能。而如果我们仅仅将讳疾忌医视为一种需要护卫的“家丑”，则我们这个国家断无文明之未来。
当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当秦桧和赵构议定“莫须有”罪名的时候，当慈禧太后决定对黄毛蛮夷“大加挞伐”的时候，当袁大头决定黄袍加身的时候，那些因为胆怯而不敢吱声的人或许可以原谅，但鼓唇摇笔、争相称颂的，才是真正的民贼和国贼。其祸害还不仅仅限于当时，更将这种完全不要脸的气质融入了某种传统。
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难免助纣为虐。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良知尚存的“说客”。请努力不让我们自己融为黑暗的一部分。
暮色四合，栖身乡野，吟诗一首：
位卑岂敢言忧国，山雨秋风硬如铁。
书生济世长贻笑，斑斑竹简头颅血。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常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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