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崩溃的边缘”:被困在武汉的澳大利亚居民

黎辰
2020-03-01  更新: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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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无撤离湖北其余澳大利亚人的计划,主要障碍是外交上的。图为武汉1月23日宣布封城后空荡荡的火车站。(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7岁的丹尼斯·刘(Dennis Liu)已经有5个星期没看到外面的天空了。 30岁的斯科特·郭(Scott Guo)即将用完他的胰腺炎药物。 38岁的艾菲·彭(Effie Peng)说,她不敢告诉孩子们,她仍然被困在武汉。

自武汉封城至今已将近40天了,还有超过150名澳大利亚居民和公民仍被困湖北——冠状病毒(Covid-19 )爆发的中心。湖北的感染人数占中国国内总数的80%,据中共公布的数字,已有近3000人死于该疾病。

澳洲联邦政府目前尚无第3次撤侨的计划。澳大利亚居民Min(闵 )被困在黄冈的新华村,“幸运的是,我们家储存了一些猪肉和鱼“。闵说,他所在的村已经与湖北其他地区完全隔离,而且超级市场没有开门,也没有送货服务。

“我的儿子总吃这些东西,经常腹泻,没有其他新鲜食物可选择。”

他们的食物快吃完了。闵的兄弟试图带回更多的肉,但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阻止进村。该村的村长亲自负责支配微薄的补给。

墨尔本的物流专家彭说:“我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她于去年12月参加母亲葬礼,而后被困在武汉。

彭在匆忙从澳大利亚赶赴母亲后事时忘了戴眼镜。当地的眼镜店没有开门,而她的隐形眼镜用完了眼药水。“我无处可买。” 她说。

“我不敢告诉孩子们我还在武汉。他们知道我在中国,因为我告诉他们我还要去山东和沈阳。但是我在第一站武汉就被困住了。”

在他们位于武汉的公寓里,刘(Leo Liu)正在和他8岁的儿子丹尼斯玩耍。他们与世界的其它地方隔绝了,一个多月来,刘、他的妻子雷尼和她的父母成为丹尼斯的唯一玩伴。

“他想念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日子,想念Canterbury公立学校丰富多彩的生活,想念与同学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念自由的运动,打网球、游泳以及在家里弹钢琴的美好时光。”刘说。

“现在,他被封闭在一个如此狭小而孤立的世界中,连外面的天空都看不到。”

丹尼斯通过写信来练习英语。他说:“我想回家,因为我担心我们会永远待在这里。”

两个孩子的母亲金亚斯(Jin Yasi)说,她担心对小学年龄段孩子的影响以及回澳大利亚后其他人会怎么想他们。

她说:“孩子的心理压力将越来越大,重返学校后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不舒服。”

悉尼银行职员沈(Tim Shen)一个月没见过他的儿子艾森了。他们之间有286公里的距离,警察、检疫车和温度检查装置将他们隔开不能相见。

艾森说:“我想念我的朋友,我想念我的老师,我想回到澳大利亚。”

这个8岁的孩子原本一月份应该在悉尼北岸的Turramurra公立学校上学。

而现在,他与祖母被隔离在湖北中部的荆门,而他的父亲则在武汉,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去寻找病床,他妻子的父亲感染了冠状病毒。

“我和我的妻子在悉尼有全职工作,面临抵押贷款和保住工作的压力,”沈说。 “我们已经两次申请撤离,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公民而被拒绝。”

这是被封在湖北的100名澳大利亚居民、50名澳洲公民所处的困境,在之前的两次撤侨中,他们有的没有申请,有的申请未被批准。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一位澳大利亚政府消息人士说,如果一个家庭中只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而没有一个人是澳洲公民,中国政府则不允许他们离开当地登上撤侨飞机。因为允许他们离开被视为“丢脸“,承认它(中共政府)无法保证其本国公民的安全。

来自悉尼的30岁英语老师郭也是其中一位。他去年才获得永久居留权。他患有高脂血症,可引发有生命危险的急性胰腺炎。

他原计划在中国待25天,但现在已经过去了50多天,他的药几乎用完了。

由于所有药店现在都关门,现在很难买到药品。”他说。他住在黄石市,该地区迄今已确诊了1000多例冠状病毒病例。

“如果我得了胰腺炎,我必须住院。但是我也担心我会在当地医院感染肺炎。”

无奈之下,一些错过了大学开学的国际学生和澳大利亚居民和正试图组织前往圣诞岛的包机航班,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他们隔离后回澳。

他们尚未收到政府的回复。

外交部在给30岁的Coles营销人员王(Tracy Wang)的电子邮件中说:“我们对仍在湖北的澳大利亚人的建议是,遵循地方当局和smart traveller的建议,直到旅行限制取消。”

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无撤离其余澳大利亚人的计划,主要障碍是外交上的。第2次撤侨被视为是意外的成功,第3次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更加大了宣传力度,以示民众,随着超过5000万人被封闭,它已越来越控制了疫情局面。

但是,澳洲政府目前也面临政治上压力,迫使他们撤出滞留的澳大利亚人。由刘发起的请愿书现已获得近900个签名。

请愿书说:“这些滞留的人应与已经安全返家的702名澳大利亚人同等对待,包括湖北的532名和日本邮轮的170名。”

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佩妮(Penny Wong)说,她已写信给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询问莫里森政府帮助他们的计划。

自由党国会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说,政府为使澳大利亚人脱离武汉所做的工作,让她“充满了感激之情”。她拒绝评论那些被遗忘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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