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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份经济数据，其中16—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至20.4%，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数据令人担忧，更为严重的是，今年预计将有约1,158万大学生毕业。比2022年增加82万，同样创了历史新高。随着大学毕业生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青年人创纪录的高失业率未来将进一步恶化。
针对官方的青年失业率20.4%的数据，很多网友表示，真实失业率可能更高。有网友称，“35岁以上你调查一下，更精彩”，“真实失业率应该在45%左右”，“重点在于我国的失业是需要自己申报的，而且是城镇人口失业率嘛，农村不用管的”，“失业率才20%？怕是把慢就业和灵活就业算进去了吧”。
《华尔街日报》5月16日报道指，青年失业率达到20%显示经济复苏动力不会持久，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著不确定性。
曾在北京一家咖啡馆工作的27岁姚姓女孩，上个月辞去了咖啡师工作，因为她无法再忍受这份月薪还不到人民币3,000元（约合431美元）的苦差事。她告诉《华尔街日报》，她的同龄人的失业率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高。她还表示，看着周围年龄相仿的朋友，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现在没有工作。她说她只想躺平。
中国《经济观察报》引述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示，近几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不断攀升，加之过去几年遗留的往届未就业群体，2023年大学生求职人数持续累加，就业压力的“滚雪球”效应明显。
彭博社5月16日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说，大学毕业生带来的新的就业压力今年7月将激增，不过，未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人的失业率可能是青年人失业率高企的主因。
三年的疫情中，中共严厉的封控政策重创了中国经济，同时中共对互联网、房地产和教育公司肆意的打压，监管风暴的目的是“让私营部门听命于党”，这无疑窒息了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私企奄奄一息，走向末路，势必造成大量失业人群。
失业率的上升增加了年轻人对其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挫折感和焦虑感，以及对政府的不满。去年11月，一些大学爆发了罕见的“白纸革命”，抗议当局长期实施清零封控，他们认知到自己的努力不能换到同等价值的就业机会，约有八十所高校的学生参与了抗议活动。他们的行动也确实给当局造成了压力。两个月后，习近平宣布取消了清零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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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步履艰难。国家统计局此前出台的包括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固定投资等数据，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预期。阿里，腾讯等大厂从2019年开始就没有怎么再招聘新人进厂了，很多大企业，大公司裁员不断地发生。
青年人在社交媒体上以“我们是最后一代”自嘲。
如果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激化、常态化，大家失业都没饭吃的现状，也许一个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在年轻人当中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革命浪潮就挡不住。北京当局非常清楚，年轻一代暗藏着影响社会稳定的特殊风险。习近平则显然希望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想把年轻人赶到乡下。
5月初，习近平给一所大学的青年学生回信鼓励他们“自找苦吃”，在5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习近平发出警告说，年轻人要承担起责任，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年轻人应当去农村找工作，以振兴当地的经济。那些离开城市， 去偏远落后地区帮助扶贫的年轻人是值得赞赏的。习近平本人16岁时离开了北京，开始了在山区的生活。习近平表示：“7年的乡村生活，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时评人蔡慎坤发在推特发文评论道：“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号召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即使在毛时代，他也会讨好年轻人‘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越来越快捷，越来越透明，要年轻人自找苦吃是对年轻人的蔑视，不可思议的是，党媒为之大唱赞歌上上下下为之喝彩，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偏要让年轻人自找苦吃，这是一种什么居心？要把这个年轻人带向何处？”
也有分析说，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共产党现在还是想把本应代表国家未来的、受到教育的年轻一代，放逐到乡村去。重走毛时代“上山下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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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中期、终于70年代末，当时在中共号召和组织下，上千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去“支援”农村和边疆，远赴他乡无归期、中断学业无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那一代人的梦魇。
报道指出，在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中共的理论是为缩小“三大差别”，但实际上除了为了解决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将青年赶出城市以巩固濒临危机的中共政权。
广东省今年4月出台政策，号召30万无业年轻人前往农村找工作，为期2到3年，引起舆论关注。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有广州、深圳一线城市，又有一系列高速成长的城市，如佛山、东莞等，也曾是创造工作机会最多的省份，如今广东曾都组织30万青年下乡，显示中国青年失业率的形势非常严峻。
有专家认为，这份动员计划真正的目的，是将青年临时安置到农村，错开城市失业高峰，不让城市出现抢工作这么难看的场面。
把失业者分散安置后，就不会出现失业青年一呼百应上街，爆发新一轮“白纸革命”。
目前，中国人对于经济要活络、要赚钱顾生计的渴望与日俱增。然而，相比青年失业，中年失业更可怕。
35岁以上的中年人想进公司，几乎是没人问津，而去到厂里做普工也是不会有人要你。35岁以上的中年人，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期间。甚至有很多大厂被裁员的技术型中年人也只能去选择更低廉，更低端的就业市场。他们同时还要面临着房贷、车贷的压力，对一个有家庭的人来说，中年失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外，“就业降级”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例如大厂程序员变成外卖送餐员，部门总监变成网约车司机，曾经拿到几十万或以上年薪的高材生一下子就会沦落为低收入人群，巨大的落差让人难以接受。
以外卖“美团”和“饿了么”为例，有大批大批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都加入了送外卖这个行列。4月14日，“界面新闻”发出一篇题为《人满为患，外卖骑手这份兜底的工作也快指望不上了》的文章，引爆网络，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有个数据称，外卖小哥的本科率已达30%。不仅是外卖、滴滴，甚至连保安、保洁这些岗位，现在也同样是人满为患。以前还有说找不到工作就去送外卖，作为自己的最后一条出路，看来现在外卖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持续超出中共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测，贪官污吏横行，腐败尾大不掉，贫富差距更为悬殊，将不可避免导致社会动荡。上海市民汪先生曾表示，“犯罪率比过去经济上升的时候明显提高，造成政权动荡。因为年轻人（被）逼得绝望了以后，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什么都不怕，所以他们（中共当局）害怕了。它鼓励青年变相的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因为城市没法容纳他们就业嘛。老百姓被逼得没活路了，造成了政权不稳定。”
大陆前律师李庄：“失业率越高，犯罪率越高。犯罪的指数是直线上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习近平上台十年来把中国带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他以大撒币（大手笔对外援助）、大基建、国进民退等诸多手段，让改革开放期间相对扩张的国家财力出现严重缩水。尤其是疫情三年，中共也将为其不断加码的打压政策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造成大量失业人群的同时，也彻底压垮了中国人消费投资的能力与信心。习近平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这位号称“中共总加速师”（暗喻习近平的执政失误将会“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倒台和中共社会运作的崩溃）踩着拆了刹车的破车已经开过了山顶，开始一路向下俯冲，伴随着滚滚浓烟，正快速冲向死亡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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