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六四國殤34周年祭

一年一度拜祭六四亡靈的日子又已到來，又一次感受心靈深處那無法撫平的傷痛。手上沾有六四屠城鮮血的中共政權和竊國大賊，依然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為非作歹。國運不濟，吾儕命途多舛。蒼天有眼，當助吾儕早日討還公道。

34年前，投身八九民運的億萬男女老少，沒有人會想到中共強加給中國的極權制度會延續這麼久。投身這一運動的老中青三代人幾十年來飽經風霜，當年的老年已花果凋零、當年的中年已白髮蒼蒼、當年的青年才俊稚嫩少女也已華容不再。

1989-1991年間，世界十幾個共產政權在「蘇東波」中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相繼坍塌，這種歷史劇變曾給世人帶來狂喜。人類在17世紀以降建立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紀遭遇兩大勁敵的嚴峻挑戰，一是共產主義、一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挑戰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徹底失敗。1989-1991年間世界十幾個共產政權的崩潰被世人視為共產主義挑戰的徹底失敗。由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分別以種族理論和階級理論支撐的烏托邦都已灰飛煙滅，哲學家福山當時合乎邏輯地宣告「歷史的終結」。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核心價值和制度上已經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極限，別無選擇、無可替代，任何別的選擇都只能是令人鄙夷的低劣選項。

不過，於今回眸人類30餘年來的歷史進程，我不得不說，中共政權1989年通過六四屠城而生存下來、發達起來，這一事變對世界的影響力，至少與蘇聯的崩潰旗鼓相當，甚至於更大。

「蘇東波」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冷戰

蘇聯及其衛星國共產政權的崩潰使「自由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民主政治居主導地位的世界各國）大喜過望，朝野上下陶醉於「不戰而勝」的狂歡。的確，這種地緣政治的劇變解除了區隔兩個世界的政治鐵幕，使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遍布全球、無遠弗屆。自由世界匆忙宣告「冷戰的結束」，熱烈擁抱自天而降的經濟機會、盡情享受滾滾而來的市場紅利，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在歡歌笑語中四面出擊。

然而，「冷戰的結束」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彌天大謊。「蘇東波」所展示的事實是，早就走上「修正主義」道路、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踏上從良之途的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崩潰了，而最野蠻、最頑固的共產主義政權在中國、北朝鮮、越南、老撾和古巴依然存在。既然冷戰被定義為共產政權與自由世界在避免正面熱戰的格局中進行生死較量，那麼，在中國等五個共產政權仍然與自由世界進行生死搏鬥、終極較量的當口，怎麼能夠宣告「冷戰的結束」？！中共政權調動十四個集團軍、二十幾萬野戰部隊鎮壓在八九民運中和平請願、爭取懲治腐敗結社自由等有限目標的學生和市民，而且在六四屠城之後對體制內外的自由民主力量進行全面系統的清算，難道還不足以向自由世界展現這個政權與自由民主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邪惡本質？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寧願交出政權也不動用軍隊屠殺示威民眾，中共政權對並沒有提出政權訴求的和平請願民眾卻大開殺戒，難道還不足以向自由世界表明中共政權在共產主義世界裡更為歹毒？

實際上，中共政權統治集團以牛力殺雞、動用幾十萬野戰軍和機槍坦克在北京城瘋狂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正是為了製造中國民眾和自由世界對它的恐懼，從而不敢正面挑戰這個邪惡政權。中共統治集團如願以償，成功地擋住了「蘇東波」，中國也就取代蘇聯而成為世界專制政權挑戰自由世界的大本營。顯而易見，冷戰並沒有終結，而只是以新的陣勢和新的方式展開。「蘇東波」最多只是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冷戰的結束，接踵而來的是第二次世界冷戰。在第二次世界冷戰中，自由世界體態依舊，只是陣營擴大了、戰鬥意志衰退了；共產主義陣營縮小了，而且大本營從莫斯科轉移到了更加狡詐的北京。

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本是為了阻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弔詭的是，鑑於全球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中共政權在依靠血腥鎮壓和紅色恐怖穩住陣腳之後，在非政治領域向中國民眾和自由世界做出重大讓步，特別是正式為「市場經濟」正名、將「計劃」和「市場」都當成實用的中性工具。而且，為推進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鄧小平下令禁止「姓資還是姓社」 的爭論，為後極權黨國資本主義大開綠燈。

中共統治集團確實是將「計劃」和「市場」都當成鞏固中共政權的工具，而不是在價值層面真心誠意地擁抱以私有產權以及其它基本人權為基礎制度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中共經濟路線的這一轉變，其效果立竿見影。就中國國內而言，從20世紀90年代起，為紅色恐怖所籠罩的廣大中國民眾選擇了明哲保身的政治冷漠，在中共黨國所出讓的經濟空間裡苟且偷生。資本主義的神奇力量居然在黨國體制中也促成中國經濟的迅速起飛，億萬民眾憑藉他們的智慧各顯神通、迅速脫貧而加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中共政權在共產主義已經失魂落魄的世代，竟然能暫時獲得長期的政治安全。

中共政權在國際上的收穫更大，居然在第二次世界冷戰中占上風。而中共政權之所以能夠占上風，無疑是因為在實力上占有絕對優勢的自由世界喪失了迎戰共產邪靈的政治意志。自由世界在當時迫不及待地宣布「冷戰的結束」、歡喜若狂地將共產中國接納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去，只有兩種解釋。一是被市場誘惑、發財機會和經濟全球化蒙住了雙眼，對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本質模糊不清。一是雖然對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本質瞭然於胸，但唯利是圖、急功近利而故意執行綏靖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

窮凶極惡的中共政權與唯利是圖的自由世界聯手，中國的自由民主力量當然不是對手。這樣一來，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迅速轉入低潮，海外民運也被迅速邊緣化，而且因為資源的極度貧乏而陷入無休止的內鬥、分化和分裂。堅定的民運人士在這種惡劣的生態中高擎自由民主旗幟苦支殘局、苦鬥求存、百折不撓，彌足珍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等團體風雨不改、每年六四紀念日都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聲勢浩大的燭光晚會，表達「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五大政治訴求，舉世矚目。

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迂迴路徑與最後衝刺

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在六四屠城十年之後重返議事日程。1998年下半年，浙江、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民運人士相繼發起組建「中國民主黨」，揭櫫「 實現直接民主選舉、建立憲政民主政治體制」等宗旨，在共產中國開正式創建反對黨之先河。1999年4月，全國各地上萬法輪功信眾匯集到國家信訪局所在地北京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請願，預示大規模民眾街頭運動將重現神州。1999年中共執政50周年前夕，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在網絡上發表，大聲疾呼必須以體現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徹底取代禍國殃民而且被世界歷史淘汰的馬列主義思想體系，標誌着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成熟和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的形成。中國自由主義陣營雖然無法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但是共享自由主義核心價值，有自由知識分子、黨內自由派（民主派）、民運異議人士、基督教自由派、維權律師、草根維權人士等六路人馬。他們既在實體世界扮演中國民間的領導力量，也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 成為能夠呼風喚雨的「意見領袖」。

進入21世紀，被中共後極權黨國鎮壓下去的中國民主運動以新的陣容、新的思想武裝、新的話語、新的行為模式，浩蕩呼嘯於大江南北。基於新的環境和條件，新的中國民主運動在相互呼應的兩條戰線上展開。一條戰線是依託互聯網以及《南方周末》等開明傳統媒體，展開中國自由主義深入而系統的思想啟蒙，使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憲政等理念廣泛傳播、深入人心，大幅度提高了中國人的觀念水位。另一條戰線是遍及城鄉各行各業、結合民生和政治各種具體議題的維權運動。「群體事件」在一些年頭高達20萬起，一些「群體事件」的規模高達在萬人以上。2003年港人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50萬人「七一大遊行」、2008年3月14日藏人為紀念1959年3月10日武裝起義49周年而在拉薩等地舉行集體示威、2009年7月5日維吾爾人在新疆烏魯木齊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要求中國政府善待在沿海地區打工的維吾爾勞工，都是維權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由主義思想啟蒙運動和維權運動相結合，有力地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

當然，政治變革並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那種認為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促成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想法，當今已被視為「中國幻覺」廣受詬病。這種詬病的事實依據是，自由世界接納共產中國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讓共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製造業搬到共產中國，將資金和技術轉到共產中國，向共產中國敞開市場，促成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卻沒有帶來中國政治民主化。相反，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積累，使中共政權所能收割和支配的資源倍增，也使中共政權鞏固自己的信心倍增。中共政權將它所收割的民脂民膏用於暴力維穩，用於數碼極權，用於支持國際上的專制政權，用於大外宣，用於對自由世界的思想和政治滲透，用於樹立依靠專制政治和低人權優勢在全球化時代迅速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中國模式」，用於對自由民主的觀念和制度的全面挑戰，與世人所期待的政治民主化完全背道而馳，俄羅斯等一些本來已經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國家反過來向共產中國看齊而陷入政治倒退。相比之下，自由世界反而要嚴重依賴專制國家，依賴中國製造業、依賴中國市場、依賴俄羅斯能源。與此同時，讚譽「中國崛起」、唱衰「西方沒落」的聲音即便在自由世界也甚囂塵上。

支持中國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否天真幼稚？自由世界接納中國變成養虎為患，是否咎由自取？應該說，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實有促成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潛力。伴隨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形成的中國公民社會，以中國公民社會為社會基礎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和中國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廣大民眾日益增長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轉化為爭取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類權益的維權運動，都表明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潛力。但是，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並不會必然或自動地促成中國政治民主化。民主化是政治，是基於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的政治行動的結果。自由世界在過去30多年所犯的重大錯誤在於，以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中國政治民主化為藉口，幾乎是無條件地與中共政權合作而謀取不義之財，沒有將中國和中國人民區別開來、沒有給中國民主運動提供必要支持。

實際上，2012-2013年習近平接任黨、政、軍大權的時候，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啟蒙運動和遍及全國各地的維權運動都達到高峰，可以說是形成了於後極權中共黨國相抗衡、與中共黨國的維穩體制勢均力敵的局面。維權運動的原初目標，是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從事個案行政訴訟和群體抗爭、落實各種具體的利益訴求，進而逐步推動中國法治的進步。但是維權人士在與維穩體制的反覆博弈中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沒有整體的政治民主化，各種公民權利的制度保障根本無法實現。從2008年《零八憲章》的發表到2013年春天在中國官媒上展開的憲政之爭，中國社會形成了廣泛的憲政共識。當時很多人將憲政民主視為未來中國的唯一選項，形成中國思想界自由主義憲政、儒家憲政和憲政社會主義三大憲政思潮相互激盪的動人局面。如果形成良性朝野互動，中國當年便可朝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方向高歌猛進。

不幸的是，中共政權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落入了頑固的極權主義者之手。習近平立穩腳跟之後，為了保住中共黨國的紅色江山、阻斷只有一步之遙的中國憲政民主轉型，全面啟動中共黨國的極權機制、竭力重建中共黨國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控制、實施極權復辟。這廝集黑幫頭子和邪教教主於一身，執政十年以來一直禍國殃民、惡貫滿盈。他帶領其僚屬僕從、爪牙打手胡作非為，推行嚴刑峻法、迫害政敵無辜、摧殘公民社會、窒息公民言論、激化民族矛盾、惡化台海局勢、摧毀香港自治、親自部署隱瞞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大瘟疫、使中國經濟陷於絕境、使中國與文明世界尖銳對立。

習近平的極權復辟，對中國和中華民族造成了極大傷害。而這位獨裁者始料未及的是，他按照極權邏輯變本加厲、肆無忌憚的對內專制和對外擴張，遭遇強力反彈。在國際上，自由世界終於如夢初醒、亡羊補牢，開始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區別開來，告別投降主義和綏靖主義錯誤路線，聯手回擊作惡多端的中共政權。2017-2018年是自由世界應對中共政權戰略轉變的分水嶺，其標誌是澳大利亞政府制定主要針對中共政治滲透的《外國影響透明法案》和美國政府制定將中國確定為戰略對手的《國家安全戰略》。此後是實際上承認第二次世界冷戰的現實，以不宣而戰的方式迎戰中共政權，涉及貿易、投資、科技、信息、情報、外交、軍事等一切方面。2021年12月美國政府主辦官方全球民主峰會，與在丹麥舉辦的民間民主峰會相映成趣，更明顯不過地表明自由世界正在結成世界民主聯盟，在全球範圍內與專制陣營、特別是中共後極權黨國展開全方位較量。

在中國國內，面對中共黨國竭澤而漁的野蠻掠奪、沒完沒了的蒙昧折騰和令人窒息的監控封控，面對資源枯竭和千瘡百孔的生存環境，面對破產失業等各式各樣的民生災難，面對備受欺凌而無法言說無處伸冤的悲慘遭遇，覺醒的民眾再也忍不可忍。2022年10月13日民間意見領袖彭載舟在北京四通橋上掛出「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等橫幅，立即在全國各地以及全球華人社區得到廣泛呼應。2022年11-12月間以「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兩大口號驚動世界的「白紙革命」，迅速波及全國21個省市的近100個大中城市，而且在留學生及華人移民聚居的世界各大城市得到熱烈的響應。這些政治行動表明，中國已經完全具備爆發「顏色革命」的社會條件和群眾基礎。當然，「白紙革命」與「顏色革命」還有相當距離，還沒具備成功的「顏色革命」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特別是擔任動員和協調責任的強大公民社會組織，以及由政治反對派、體制內外知識精英、新興社會階層和體制內開明派組成社會大聯合、形成扭轉乾坤的合力。

總而言之，面對中共暴政，覺醒的中國人仍然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戰。而且，這支反對中共暴政的隊伍，除了遭受中共政權戕害的各類冤民，在前些年的經濟增長中改善了經濟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還有很多人因為權利意識和憲政觀念的生長而視習記中共黨國為寇讎。即便是在中共上層，在不同程度上認同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派，與完全無視個體人格尊嚴的習近平極權派，也已經同床異夢、離心離德。習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恢復黨魁終身制並裝神弄鬼大搞個人崇拜，更是招致天怒人怨。我一再強調，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終究心勞日拙、內外交困，無法將中共黨國傳給難成氣候的紅三代，無法改變中共黨國二世而亡的命運。習近平登基以來的一切倒行逆施，只不過是極權主義者在窮途末路上的垂死掙扎。繼承八九民運未竟事業的中國仁人志士，正滿懷必勝信心創造朝野上下聯手倒習倒共、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新契機。

關鍵還是在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盪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習近平登台以來，一直倒行逆施、摧殘中國公民社會和健康力量，使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習近平無法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註定是亡國之君。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盪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202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