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殺夫」女性辯護

去年11月，穀雨發表了《殺夫女性的真實畫像》，提到兩位女性遭受家暴後反殺了丈夫，在她們被判處死刑後，都是多虧了一位女律師的努力，才得以從死刑改判為死緩。

這個月，在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我們見到了一位這樣的女律師。她叫徐維華，今年74歲，曾在婦聯工作過，為婦女權益奮鬥了大半輩子。她留着短頭髮，說話中氣十足，是那種你一見到她，就願意把自己受到的傷害、不公的待遇講述給她的律師，你相信她會盡全力為你討得公正。

上世紀80年代初，她在全國婦聯的法律顧問處工作，為那些因家暴而反殺丈夫的女性奔走，她反覆地向法官建議：她們遭受了家暴，她們受盡了屈辱，請慎重判處死刑。

當時，儘管《婦女權益保障法》已經出台，但裡面對家暴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救助措施，法律界、公安系統，乃至整個社會都對家庭暴力缺乏認知。因此，大多數時候，徐維華的努力都失敗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條線，就是被告對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見的。」

1995年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是個轉折點，和許多婦女工作者一樣，徐維華真正了解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務事，而是一種基於性別文化的暴力，它應該由公權力介入，也需要單獨立法。

隨後，家庭暴力的概念開始出現在地方性法規之中：1996年，湖南省長沙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聯合下發《關於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規定》，這是中國出台的第一個反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文件。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明確禁止家庭暴力，並規定了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加害人的法律責任。

2012年，《反家庭暴力法》被列入國家立法規劃，並付諸實施。也是這一年，在四川，遭受家庭暴力後殺死了丈夫的李彥被省高院二審判為死刑，並上報到最高法進行死刑覆核。因為時間點特殊，這個案子進入了公共視野。有社會各界人士公開簽署呼籲書，緊急呼籲最高法「刀下留人」。也有女性發起名為「我不要成為下一個李彥」的行為藝術。

李彥的死刑被最高法發回重審。徐維華和郭建梅一起成了李彥的代理律師，她們會見李彥，走訪了當地的婦聯和社區，重新搜集了李彥曾遭受家庭暴力的證據。重審法庭上，在男方親屬此起彼伏的辱罵聲中，徐維華讓李彥舉起她曾被丈夫割斷的手指，「我說你舉着不要放，讓大家看。」

辱罵聲沉默了。

2015年，李彥案判決由死刑改為死緩。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

縱觀這段歷史，我們可以說，身為女性，徐維華為維護女性權益所做的努力，正好契合了一代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契合了不以性別，區分公平正義的時代呼聲。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一個健康社會，從上到下合力的結果。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那些曾經被視為天經地義，又或者無傷大雅的觀念、行為，正在經受拷問。表現在法律上，則是徐維華努力為之辯護的女性，她們的痛苦、無奈和傷痕也終於不再被遮蔽。

八年後，徐維華仍在工作。目前，國家對於律師從業年齡沒有限制，徐維華覺得，只要自己還思路清晰，講出來的話站得住腳，論證過程能做到有理有據，她就會繼續站在法庭上，為權益受到侵害的女性辯護下去，今年初，她還曾代理我們報道過的出嫁女周宇的案子，「就覺得作為法律人，為婦女事業儘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體現作為法律人的一點價值。」

以下是徐維華律師的講述。

我們覺得理所當然要救救這個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家暴作為一個主要的婦女問題進入了我們的視野。當時我在全國婦聯的法律顧問處工作。

當時刑法將家庭暴力（包括輕傷、重傷致人死亡）作為「虐待罪」規定，並常常被當作家庭矛盾、夫妻糾紛等私事，《婦女權益保障法》裡也沒有對家暴的定義和救助措施等。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我被安排在一個維護婦女權益的論壇做秘書長。在這個論壇上，我第一次聽說了「家庭暴力」的說法，知道那是一種基於性別文化的暴力，需要公權力介入，也應該進行專門的立法。也第一次知道了婚內強姦，當時覺得很前衛，因為它畢竟是在婚姻合法外衣的保護下的。

在婦聯接手的非常多的家暴案例中，有一類很特殊，是受到家庭暴力的女性將施暴者反殺，當時媒體稱之為「以暴制暴」。有一個發生在河北的案子，一個女孩的老公是當地企業家的兒子，很有錢，但是不務正業，還賭博。結婚之後有一天晚上，她老公回來了，沒開燈，和她發生關係，她覺得這個人和她老公不太一樣，心裡有點狐疑，還是照睡了。這樣的事情發生到第三次的時候，她有點警覺。

她突然拉開燈，發覺不是她老公，那個男的也嚇得要死，啪的滾到床底下就跪下了，說她老公跟他們一塊賭博賭輸了，用老婆來作為賭資。他說這是經過你老公同意的。但是老公同意我不同意啊，憑什麼這麼來？

她非常憤怒，第二天悄悄準備了剪刀放在枕頭底下，這就是冥冥中間的安排，下一次晚上回來，要跟她發生關係的就是她老公，但是她啪一下拿剪刀就捅過去了，捅的就是她老公，失血過多死了。

當時這個案子一審說故意殺人，後果嚴重，影響惡劣，判了死刑。有一些審判員不同意。女孩家屬向省高法上訴，也向婦聯反映，我們覺得理所當然要救救這個人。這個女孩子已經受盡了侮辱，這種情況下指控他強姦都可以對吧？女孩子要維護自己的人身權、人格權，我實施的是自衛，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接到其親屬給婦聯的求助信和材料，分別轉給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着保護婦女合法人身權利的目的，分清該女孩「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強姦自己妻子，他的行為事實上構成與他人共同強姦妻子的犯罪，當時我認為，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最高法院應當會認真對待，一定不會輕易核准對女孩的死刑。

我打電話聯繫最高法院刑庭，鄭重說明案件的情況和特殊性，提出依法對女孩不判處死刑。接電話的庭長，答應得很好，說這是最高院對本案所進行的第二次審核，我們一定會慎重，嚴格把關。我們也很放心。但待我從香港參加一個會議回來後一段時間，再聯繫他們，得知女孩已被執行死刑。內心充斥着悲痛、哀傷，很長時間都覺得我沒有能夠挽回女孩的生命。

那麼年輕的生命，在受盡了被強姦的侮辱，在丈夫再次對她進行性侵害時（因為其不能接受其夫的性行為），她反抗丈夫的侵害，行使的是保衛自己性自由、性尊嚴的正當、合法的權利，卻被判處了死刑。

這麼多年來，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讓人感覺不可以接受，也最不能接受的案子。這個案子真的讓我憋着情緒，即便反家暴法的出台與實施，都無法釋懷。

還有一個遼寧的案子，女孩子離婚跟前夫分開了，把錢都給了男的，自己帶着孩子在一個平房裡住，院牆也不是特別高。她是個老師，覺得自己獨立把孩子養大沒問題，但是前夫總向她要錢，女孩子說我已經把所有的錢都給你了。前夫說沒錢你就跟我睡覺，就擺脫不了他的糾纏。

那天清早男的翻過院牆進到她們的房間，就要跟她發生關係，女的說我已經跟你離婚了，我沒這個義務，在這個過程中，東北冬天不是生爐子，女的用火鈎子，就那種小鐵棍，一下子打過去把他打昏了，後來在做筆錄的時候，女孩子說，我一看他還有點鼻息，我就把他打死了。

就這樣，被判故意殺人。但我總覺得這跟別的殺人案件不一樣，對不對？這個男的向女的要錢，還打她，揪她頭髮，她肯定要掙扎，要反抗啊。我已經跟你離婚了，我保護我自己的性權利，這是任何法律都應當給予保護的啊。我們對這個案子的工作過程，也跟河北的那個案子一樣，最後還是女孩被判處死刑，留下了一個可憐的孩子。

有一個案子，爭取的結果還可以。是浙江有個女性，她老公在外是派出所所長，但是在家一分錢都不給她花，對下崗的妻子，長期實施冷暴力，常常因為一點小事，暴打老婆，打人時還拽着她的頭髮往他家陽台的水泥欄杆上撞。女兒說，他們家的水泥柱上，留下了母親的斑斑血跡，絲絲頭髮。後來女的實在忍受不了了，就在外面雇了幾個臨時工人，想教訓一下她老公。

這幾個人問打壞了怎麼辦？老婆就說，那算我的。結果打得太厲害了，失血過多，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這個案子後來有100多個簽名，要求嚴懲這個女性。她的弟弟急了，跑來北京向我們求助。我就聯繫了媒體，寫了內參，後來這個案子判了死緩。

大部分的案子，我們試圖「刀下留人」都失敗了。很多法官只看到一條線，就是被告對被害人施加了暴力，其他的他是看不見的。

世婦會之後，婦聯和一些社會組織都為反家暴作出了很多努力。例如「反家庭暴力網絡」，對於反家暴的宣傳、培訓、社區項目、推動反家暴庇護中心的建立等等工作，世婦會後郭建梅辭去公職，組建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開展民間婦女法律援助與服務，接到也接受了很多受暴婦女提供法律援助的要求，紮實辦理每一個案件，在婦女中，在社會上，贏得了口碑，也有較大的影響力。

「你舉着不要放，

讓大家看清楚」

從婦聯退休後，我在郭建梅老師創辦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現在的千千律師事務所，幫助做些法律援助與服務工作。

郭建梅是中國第一代公益律師。她曾和徐維華在婦聯做過同事，是多年的朋友，也是戰友。郭建梅曾在雜誌社工作，在採訪1995年的第四屆婦女大會時，受會議上一場主題為「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的演講感召，幾個月後，她就辭職，開始免費為弱勢女性群體代理案件。

在千千所，我們代理過幾起「以暴制暴」的案子，其中就有李彥案。這個案子的審判期間恰逢《反家庭暴力法》的醞釀期間，所以很典型，也在當時得到過社會各界的推動。

在四川，李彥不顧家人反對，和譚某結婚。結婚沒多久，譚某就開始打她，每個月都要爆發幾次，輕則扇耳光，重則拳打腳踢，用刀砍。李彥和她母親找過派出所、婦聯和社區，對方都互相踢皮球，沒什麼用。李彥提出過離婚，還被譚某威脅，「如果再提離婚，就讓你家破人亡」。

李彥在譚某蓋房子的工地里弄了一個小賣部，裡邊賣點方便麵，炸火腿腸之類的。那天晚上有一個工人來買方便麵，李彥很好心，給人家燒了開水，讓他泡麵，暖和一點。

譚某看見就發瘋了，覺得李彥在勾引別人。那天晚上他拿了幾粒花生米放在窗戶旁邊，李彥在洗碗的時候，他就拿自己的火槍瞄花生米，說我一槍撂死你。李彥很害怕，譚某拿着火槍槍托一下就扎在李彥的腳趾蓋上，把她的腳趾蓋給翻開了。

在這種鑽心的疼痛下，李彥覺得日子沒法過了，離婚沒成，每天都在提心弔膽，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爭執中她拿着槍管就把譚某敲暈了，後來她越想越害怕，就給譚某打死了，並對屍體進行分屍。

案發是2010年，2011年8月資陽市中級法院一審，判定李彥犯故意殺人罪。（註：法院認為李彥向派出所、婦聯反映遭受家庭暴力的情況登記，都是她獨自反映，沒得到譚某的印證，因而，家庭暴力的證據不足。）一年後的二審維持了原判。

李彥的弟弟到北京求助，跑了很多律師事務所，沒有人接，他已經非常灰心，買好回四川的機票了。後來他在報紙上看到千千代理過一個類似的案件，就給我們打電話，接電話的同事一聽，就說，這個案子的量刑重了。那邊李彥弟弟一聽有救了，有希望了，他說我馬上到你那邊諮詢一下行嗎？

他第二天過來了。郭建梅老師聽完，覺得應當接受該案，她決定她和我一起為李彥案件辯護。在李彥由最高院進行死刑覆核的階段，案件引起了各方的關注與重視，很多專家、學者，包括一些人大代表都為此發聲，這為我們進入案件辯護提供了強大的社會支持。同時，我們也到四川李彥生活、工作、案件發生的地方，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掌握了新的證據和事實，為做好辯護奠定了基礎。

當我們會見李彥時，她狀態還可以，沒有很頹廢，有求生願望，表達問題很清楚，事實說得很明白，她的感受也談得很深刻、很感人。李彥在婚內一直遭受的暴力與虐待。她常常被煙頭燙，被不鏽鋼衣架打，甚至在做完刮宮手術的當晚也被強迫發生性關係。煙頭燙在身上時，譚某就威逼她對外人撒謊，是做菜的油炸到了。她曾很隱晦地告訴社區幹部，她的陰私部位有傷，但是沒人在意，也沒有人施以援手。

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覆核沒有通過，被發回二審法院重審。

11月，二審重新開庭，我認為此次重審，事關李彥是否能夠重生，是否能夠爭取一絲希望，是否能夠打動法官，作為辯護人，必須敏銳，臨場不亂，針鋒相對，為李彥爭取所能爭取的機會，用證據改變對李彥的不利指控，全神貫注地為李彥的新生拼一把。

當向法庭展示李彥被家暴傷害時，我請求審判長給與李彥出示受傷害部位證據的機會，經審判長同意，我跟李彥說，請將你的手舉起來，給大家看看，你手上的那個斷指，是怎麼回事，向審判長、向法庭說一說，不要遺漏。李彥高高地舉起她斷指的手，開始向法庭講述斷指的情況與過程。

有朋友告知李彥，發現譚某在一個私密場所密會一個女人。李彥到那個地方，找到譚某。回家後，譚某問她，剛才你是用哪個手指指着那個女人的？李彥說，是左手。他再問，是哪個指頭。李彥伸出了左手中指。譚某站在李彥的左側，右手拿起菜刀，一刀把她左中指剁掉一節。對外人，李彥說手指是她不小心在切肉時自己砍斷的。

本來法庭上有好多譚某的親戚朋友，一直在說方言，後來審判長告訴我是他們在用很難聽的話辱罵我，我想反正聽不懂，任他們罵去又何妨。李彥把手指舉起來的時候，他們的聲音都沒了。我跟李彥說，「你舉着不要放，讓大家看清楚。」

但凡過得下去，她不會做成這樣子，她實在是忍無可忍。當然對於被害人的逝去我們表示歉意，作為一個生命，任何人無權去剝奪對吧？但是在這個案件中間，他既是一個受害人，又是加害人。

針對侮辱屍體的指控，我們認為這是李彥逃避的一種手段，她沒有主觀想要侮辱，她只是想要去逃避。我們希望司法部門能慎重考慮量刑。

2015年2月，終審判決書稱，李彥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所有的人都為此感到慶幸，深感挽救了一條生命，反家暴同樣成為審判員守護婦女的一條的利器。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了。在這之前，李彥還曾通過辯護律師提出了自己對於草案的修改意見。我沒再見過李彥，她後來還有獲得減刑。當時她特別擔心自己的女兒，我們都跟她說，你關心好自己，你好了，女兒長大後，一定能自立自強。時間很快，李彥案件一晃就過去那麼多年了。

希望像李彥那樣遭受家暴「以暴制暴」成為被告的婦女，能夠得到反家暴的保障，得到司法的守護，遠離暴力，遠離傷害。

體現咱作為人的一點價值

1971年我參加工作，在公安系統，幾年後被調去婦聯做黨政工作，當時覺得婦聯的工作婆婆媽媽的，我也沒到婦女的年齡，和婦女也沒什麼聯繫。

1977年，我被推薦上了大學，學的是法律。畢業那會，全國各個院校法學教學人員青黃不接，迫切地需要一些年輕教師，我就被分配到杭州大學教法律系刑法室。當時正趕上全國恢復刑事案件辯護制度的時間點，各地成立了法律顧問處，那時候還不叫律師，叫法律顧問。

我作為法律顧問參與的第一個案件就是為一個女性被告辯護，她長期被人在道德上污衊，把對方給殺了。開庭在蕭山的一個大會堂里，有一萬多人旁聽，還有人扒在窗戶上看。我很緊張，因為不知道辯護的流程是什麼，覺得這條人命壓在我的肩上，我背負着這個責任。

最後這個案件判決有變輕。本來是要把這個女的死刑立即執行，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去辯，最後判處了死刑，但沒有立即執行。

兩年後，我去浙江的監獄辦事，當時正在和管教聊天，很多犯人剛吃完飯，在勞動，一下子就遇到了這個姑娘。現在搞不好她已經出獄了，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再後來，全國婦聯成立了法律顧問處，這時候對婦聯沒那麼抗拒了，覺得用法律維護婦女權益是個很好的事情。

1985年，律師制度已經很成熟了，我有案件辯護、代理的經歷和經驗，經北京市司法局申批同意，獲得了律師資格。我的律師證序號是822號。

到了婦聯以後，八十年代婦聯最關注的婦女問題是拐賣，主要工作是與公安部聯合，制止拐賣，還有參與制定《婦女權益保障法》，那時候就和建梅一起。

我們從1984年開始醞釀、起草《婦女權益保障法》，經過數年的調查研討，到91年出台，我們請專家，跟全國人大立法調研，反覆修改用了6年多時間，我很有成就感。我們能做的事情，當然只能是自己職權之內的事情，我也不能挽救全人類，是吧？

而且法律不僅僅保護的是婦女的人身權利和家庭權利，還要保護她們政治上的參與權、話語權，這也特別重要，在單位里，女性參與領導崗位應該有相應的比例，這是不能迴避的。

經濟權利主要是同工同酬，然後比如說提拔，參加培訓或者是相關的工作中的權利，也應該跟男職工一樣。女性受教育的權利，現在你看女孩子上學就成了一個稀鬆平常的事情。

在婦聯工作到後期，會有種無力感，努力得多，投入得多，結果總是和自己的期待不一樣。54歲，我提前退休了。

在公安工作的時候，我覺得能在那服務一輩子，就很高興了，當老師，我也覺得能當一輩子，根本沒想到後來去做律師。工作把你像大浪淘沙一樣弄到各種地方，已經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輩子。

退休後本來想好好休息一段時間，結果建梅就問我，要不來我這？我沒猶豫就來了，就覺得作為法律人，為婦女事業儘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體現咱作為人的一點價值。反正我這人當不了官，掙不了什麼大錢。

李彥案之後，我們本來以為類似的案件都會從輕量刑，但是結果也沒有那麼樂觀，很多案子的判決還是很機械。我覺得法律雖然是冰冷的條文，但是執行法律的人你是有熱血的身軀，你的理解賦予沒有生命、冰冷的法條以生命，案件背後有更深層的家庭暴力的問題，可能別人看不見，但你能夠用你的眼睛去看見，為什麼不去做呢？

近幾年我還辦過一個「以暴制暴」的案子，是山東一個女孩長期遭受丈夫的暴力虐待，然後給丈夫服用了安眠藥，把他殺了。這個案子判了八年，還算得當。哎，這個案子記得不是那麼清楚了，越早的案件反而記得越清晰。

這兩年我還為不少「出嫁女」辯護，有一個湖北的案子，我和建梅去找市委書記，我說女性的土地權益問題不解決，當地的官員是不是盡到了責任？村裡的村支書（在出嫁女問題上）搞公投，那公投不都是男性多嗎？好意思嗎？

律師沒有年齡限制，只要我的觀點還站得住腳，論證過程中沒有胡言亂語，我表達的東西還能被別人接受，就還可以繼續。

我經常會想起河北那個被判死刑的姑娘，怎麼想起來的不知道，現在一說那就想起來，或者哪天有人來反映類似的情況，又會想起來。會想如果一切不一樣的話，這個姑娘現在可能有一個很美滿的生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