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一個計劃生育國度的複雜困境

自由亞洲電台
202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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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知名打拐志願者上官正義微博發文稱,山東青島春孕試管嬰兒諮詢有限公司和青島市美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勾結三甲醫院醫護人員非法行醫,打着試管嬰兒的名義,實則開展非法代孕,售賣出生證明等業務,業務涉及全國。(上官正義微博)

一輛黑色的奔馳車停在酒店樓下。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每天固定坐這輛車,被送到到一個裝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針,做陰超,持續數日,直至醫生判斷她們的卵泡已經成熟,可以手術取卵。

看到新聞曝光號稱「中國北方最大的代孕實驗室」後,GIGI覺得,她當時去的,應該就是這樣的實驗室。從她體內取走的卵子,應該也進入了代孕環節。

GIGI今年25歲。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從未對人提起的隱秘經歷。這個選擇,使她獲得了四萬五千元人民幣的酬勞,成為她在上海立足的「啟動資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錯的工作,如今正在尋找留學美國的機會。

但在新聞面前,她是「堅決抵制」和「代孕入刑」的無條件支持者。

近兩周過去,新聞所曝光的中國北方城市——青島市衛生健康委員僅發布了一條簡短的通報:「針對網傳該市某生物公司開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一經查實,將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中國女權主義者、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李思磐指出,地方衛健委所能依據的法規,僅是中國衛生部在2001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一條沒有匹配懲罰機制的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這只是衛生部頒布的一個管理辦法,依法依規,最後可能也只是一個非法行醫的定性。」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而且衛生部頒布的管理辦法,也管不到醫院和醫務人員以外的地方。」

飄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權利、單薄的法律規定,以及公共討論空間的喪失,在這個曾倡導計劃生育的國家裡,代孕正處於一個極為複雜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學生兼職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應是:報警。但警察告訴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這條信息時,她即將畢業,想去上海。她需要買車票、租房子以及幾個月的生活費。GIGI說自幼父母離異,祖父母也去世了,從小到大,她從沒有在經濟上獲得過來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時我覺得,這是我僅有的選擇。」

通過微信,中介問了她身高、體重、愛好、家庭成員的健康情況後,給了她一個價格:四萬五。「最重要的是學歷,我是本科學歷。」

三周之後,中介通知她有買家了,需要在線面試。

買家只有聲音,GIGI需要開攝像頭。買家尤其關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試就失敗在這裡。對方聽說她爺爺和奶奶均在六十歲左右去世後,拒絕了。「中介告訴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實話實說。」於是,第二次面試時,GIGI的回答變成了:全部家庭成員都健在。

她通過了。

中介給她買了去上海的機票,帶她在上海的正規醫院做了體檢。在這裡,她唯一一次見到了買家。「30多歲的女性,挺白的,說話很溫柔,感覺很有文化。」對方很滿意,尤其讚賞GIGI1米70的身高。

體檢結果一切正常,這個巨大的鏈條正式啟動了。

GIGI和另外兩個女孩被安排住進了酒店。女孩們不避諱地討論起價格。她回憶,其中一個非常漂亮,5萬;另一個只有大專學歷,3萬。但她們「捐卵」的目的讓GIGI有些吃驚:一個是想去整容;另一個,只是想去三亞旅遊。

黑色奔馳車每天接送她們往返於酒店和「實驗室」,這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有護士,醫生,營養師,手術看起來專業而正規。從手術中甦醒後,GIGI感到小腹脹痛,之後幾天,她迅速消瘦,沒有食慾。所幸很快又恢復了。不幸的是,另一個女孩取卵後出現了嚴重的腹水現象,在酒店裡連續輸液三天,才勉強康復。

「可能我碰到的這個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們要保證我們身體沒什麼問題,才讓我們離開。」GIGI向自由亞洲電台回憶,「後來還會在微信里問我身體怎麼樣了,也許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買家

GIGI後來還是刪掉了他的聯繫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應該是誰入刑」時,GIGI覺得,第一是買家——儘管她對那位買家印象不錯,但「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中介排第二,因為他們賺到了錢。

但在美國GSHC代孕中心創始人申佳看來,許多「買家」也是受害者。這家創辦於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個月接待一百餘個諮詢家庭,來自中國的約占六成。

申佳說,與外國客戶相比,中國「買家」有一個顯著不同的群體:失獨家庭,或在中國放開生育政策後,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條件已經無法滿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當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體。據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報道,2023年《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約為18.2%,另一個被廣泛傳播的數字是約涉及5000萬人。

但申佳說,不孕不育在中國雖然數量龐大,但有很多可以通過治療改善而無需代孕。反而是失獨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開後,希望再生育的人,由於自身年齡較大,不具備孕產的條件,成為了代孕的「剛需」群體。

至於因為害怕影響事業而選擇代孕的明星群體,申佳說:有,但非常少。

從本科到博士後,從北大清華到加州理工,申佳學的都是藥理學。直到有個中國朋友委託她在美國尋找代孕幫助,她轉了行。

聽到「代孕入刑」的說法後,申佳說,「批評別人總是容易的。但你怎麼能夠去批評別人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願望呢?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類受中國生育政策影響的群體,無法估計數量。同樣無法預估的,還有同性戀群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婦權創辦人張菁認為,至少將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討論的。「畢竟他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為什麼不能提供多一個選擇?」

但在上官正義——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來,這個口子一開,勢必會帶來無法預期的後果。「代孕一定會帶來倒賣出身證明,一定會帶來販賣嬰兒」。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採訪中斬釘截鐵地說。

上官正義是個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願者,在網絡上追蹤拐賣兒童線索時,發現了代孕產業鏈,臥底了上百個微信群後,終於揭開了層層面紗。青島地下代孕實驗室,就是他向媒體提供的線索。

販賣是一步步演變的。上官正義舉例說:你想要一個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兩個胚胎,最後兩個都活了,要麼,你再掏七十萬買下第二個,要麼,中介「送」掉第二個,有償。

申佳認為,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國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帶來的是准入機制,以及相應的懲罰措施。如果所有環節都沒有標準和規範,在金錢的誘惑下,一定會發生變異。她說,在美國,不可能發生為了保證成活率而植入多個胚胎的事情,「因為首要因素是保證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後果是增加風險」,這是違反操作流程和規範的。

如果委託方最後無法撫養孩子,在美國成熟的收養機制下,也能夠為孩子找到一個收養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這樣的例子。代孕媽媽在孕29周時發生了一點意外,申佳判斷,這個意外帶來嚴重後果的風險不大。但委託方在情感上無法接受孩子出生後還可能需要手術,希望終止妊娠。但這對申佳和代孕母親來說,也是很難接受的事實。最終,是美國這套「收養制度」使三方達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現在,申佳為這個努力感到欣慰,因為「孩子大概率是沒有問題的」。

李思磐則說她有點「騎牆」。她認為代孕有很多倫理問題,同時,她覺得中國社會應該增加更多調劑手段,比如領養,比如放棄血緣上的執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規醫院的生殖輔助中心,看看另一個真實的女性世界。「許多中國女性為了生育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醫院,吃藥,打針,用盡一切辦法,那麼卑微,那麼無可奈何。」

「我想說的是,多數中國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養育。 如果我們全面禁止一個事情的目的是保護女性,我們是否想過,事實上的結果可能是什麼?我自己並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這場討論中,這些女性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和考量。」

賣家

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國女性可能面臨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貧窮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備了生育能力,就會淪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僱主的挑選。

「在資本的刺激下,會使更多的人鋌而走險。」一個名為「新洞察」的自媒體寫道:「家庭條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沒錢娶老婆?你當姐姐的去代個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賭不掙錢,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給老子掙錢!」

這個場景使GIGI感到恐懼。「你知道嗎?湖北有一個代孕村,村裡的婦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賺錢。」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實驗室所在省——山東電視台曝光的。但多數受訪者面對鏡頭時都表示這是自願的。

一位姓練的老太太介紹,種田掙不到錢,而代孕來錢又多又快。她的女兒、兒媳婦都靠「生孩子」賺到了錢。兒媳婦已經四十五六歲了,她怕有危險,「但媳婦自己想要生,沒辦法」。

《中國新聞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調查中,也講述了一位代孕媽媽的經歷。她只有初中畢業,每月打工只有兩三千塊錢。丈夫跑運輸欠了債,聽說代孕後,她動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個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後,她用代孕賺的20萬,還了債,蓋起了新房。沒錢裝修?這次丈夫沒有反對。她出來時,還帶上了幾個村裡的姐妹。

網友的預測雖然誇張,但張菁說,代孕媽媽的自願中確實也有一種無奈。「這個社會給女性提供的機會是不夠的,但支撐家庭的責任仍然落在了每個已婚女性身上。我們試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如果務農的收入足夠,這些農村女性是不是還必然會做出這種『自願』的選擇?可能是不會的。」

即便是真實的「自願」,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風險。申佳說,「在這麼長的孕育時間裡,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從保護代孕媽媽的角度來說,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規範這個漫長鏈條的所有細節。比如:如何保證代母能按約定拿到酬勞;懷孕過程如果發生意外,代母的醫療費用由誰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體損害,應該如何賠償;如果孩子生產後發生了問題,又應該由誰來說費用……

「如果我們無法完全在中國禁止代孕,與其一邊喊反對,一邊忽略所有細節,不如將這些可能產生糾紛的環節全部提前規範好。」申佳說。

GSHC普通代孕的價格中位數是十四萬美元,約有一半將成為代孕媽媽的補償費,放在由律所掌握的託管賬戶里,在整個代孕的過程中按合同分階段支付。另一個避免糾紛的手段,是為代母及新生兒購買全方位的保險,包括醫療、切除器官、人壽等。

而這些舉措,在一個無法公開討論、也不能從法律角度規範的環境裡,無法強制實施。

自由亞洲電台試圖聯絡多家自稱地處中國的代孕機構,了解其運作過程,以及如何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有效保護代孕媽媽及新生兒的權益,均沒有獲得回應。

複雜的輿論場

在李思磐看來,對代孕這樣複雜問題的公共討論顯然不夠:到底應該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還是全部合法化,其實有非常多的層次的。

而網絡發聲是有門檻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數據,微博平台用戶中,90後和00後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戶顯著多於男性用戶,主要生活在北上廣深及東部沿海城市,受過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她們顯然不會成為代孕媽媽,也沒有生兒育女的固有觀念。相反,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觀點。

「我當然認為代孕是對貧窮女性的一種剝削,會使女性子宮成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說,「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權更多的國家暴力,國家很可能會加倍地行使這個權利,我覺得那是更可怕的。本來資本和權力都應該批判,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只知道資本是應該批判的。」

這個場景曾在鄰國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將代孕視為買賣人口,買賣同罪。委託方——許多是中國同性戀——被判刑入獄,數十名代孕媽媽也因販賣自己所生的嬰兒被捕。獲得緩刑的條件是媽媽們必須撫養孩子。這些本來渴望通過代孕擺脫經濟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離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國南方一家著名的報業集團工作十餘年,2017年後,中國女權運動受到壓制,言論空間緊縮,她選擇去學校教書,低調地生活,疫情後,又到了美國。在她看來,中國對公共言論的管控,對民間力量的壓制,以及社交媒體平台為了避免危險,有目的地扶持消費、娛樂、搞笑等內容,使得在公共空間理性討論問題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態,都是情緒」,後果則是輿論的極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達,甚至從內容中獲得名望和經濟利益的人聲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體關注的弱勢人群的聲音,卻因為新聞業的式微和社交媒體的篩選機制而更加聽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與代孕相關的法規《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已經23年未變了。

張菁認為,中國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於「沒有把人的個性和多樣性放在第一位」。「他們希望的是,讓你生你就生,不讓你生你就別生,不要提什麼額外的要求,這其實才是對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則擔心:「這樣熱鬧的討論,如果最終指向不是推動政策和制度的改變,只是變成一部分女性對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責和傷害,那真是太遺憾了。

25歲的GIGI有時確實感到混亂。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過去的經歷,她沒有感覺自己受到了剝削。「他們照顧我們還照顧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錢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沒什麼感覺。」

她支持保護女性的生育權,但當女性選擇代孕時,她又有些「恨鐵不成鋼」:為什麼一定要生?也可以選擇不生!

如果以現在的年紀再回到當時,GIGI說肯定不會做同樣的選擇,但她又強調,這個選擇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就是一個那麼幼稚的小姑娘,思考問題不成熟,身邊連一個可以商量的人都沒有。」

她提到,同時「捐卵」的另一個女孩也是父母離異,和奶奶相依為命,她說那種感覺很「孤單」:周圍的朋友,大多有溫暖的家庭,家庭有穩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為孩子的夢想買單,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換取同情,「感覺這個選擇也是一種獨立」。

那麼,現在的GIGI,會覺得過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種人嗎?她說,她要想想。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二審宣判。經過了三年兩輪審判,原告徐棗棗敗訴,她要求北大婦產醫院提供凍卵服務的請求,沒有獲得法庭的支持。這也招來不少冷嘲熱諷:你為什麼要凍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過去,有關部門的處理結果仍未公布,公眾的關心正慢慢降溫。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後,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產業鏈仍然在肆意運行,這似乎在宣告另一種形式的『合法』……我們又能怎麼辦?」中國綜藝奇葩說辯手詹青雲在微博上寫道,「有時我看得見希望,有時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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