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於華:這麼大的鴻溝是怎麼跨越的?

郭於華
20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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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中國的孩子出門遊玩(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出台,三胎新政策提上日程,這是中國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大決策。

面對新政策出台,將前些年的一些梳理和思考放在這裡,以期引起更多的討論:

曾幾何時,計劃生育工作是各項社會治理中最困難的任務,尤其是農村地區。我是長期以來做農民、農村研究的。從進入鄉村田野開始,就深知農民當時最怕的兩項治理就是要錢,要命,前者是指徵收稅費,計有「三提五統」;後者就是「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最早的計劃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先後下發《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辦法》和《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那是在鼓勵生育的背景下對節育和人工流產做出限制的文件。 

有人概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史,可大致分為如下階段: 

1、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倡節育 

1955年,中共中央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批示中指出:「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1956年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適當地提倡節制生育」。毛澤東也曾說過:「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提議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在1957年10月9日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計劃。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2、1970年代:晚、稀、少(最多兩個) 

到了1970年代,衛生部提出「晚、稀、少」的人口政策設想;1973年7月國務院設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強制結紮、強制墮胎甚至殺嬰等成為常用手段。 

3、1980年代:一胎化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除部分少數民族外,在全國城鄉全面實施了嚴厲的一胎政策。1982年2月9日中央發布的1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把政策表述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確定「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1982年12月通過的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第四十九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4、整個的1990年代至21世紀,各地推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並達到極低生育率 

5、2010年代:緩慢放鬆的階段 

2011年開始實行「雙獨兩孩」政策;2013年各地陸續實施「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全面實行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在嚴苛的計劃生育制度下,各地都有不少令人瞠目結舌的標語口號,堪稱絕對的中國特色。有人專門就此做了收集整理,試舉幾例: 

雲南楚雄某農村的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 

四川某鄉路邊的農舍上用白漆刷着:「該扎不扎,見了就抓。」 

四川還有地方公然寫着:「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在山東菏澤地區,計劃生育的標語竟然是:「寧可家破,不可國亡。」 

江蘇農村多處可見:「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 

湖北陽新地區計劃生育中的一條標語:「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捲風!」 

福建某地計生標語:「嚴密監視兩囡戶,深挖猛揭大肚皮!」

看似荒唐又粗鄙的口號並非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在農村,「扒房牽牛」,搶奪財物,強制結紮、引產,甚至引發血案的並不鮮見。即便在城市一些做法也令人啼笑皆非。以親身經歷為例:1990年我進入工作單位,很快就有辦公室人員前來詢問「你用什麼方式避孕?」這樣隱私性的問題在大庭廣眾下如何回答?見不答遂發放安全套等避孕工具。時過未久,又有負責計劃生育的領導來對我說,「你馬上向居住地家委會申請一個生育指標」,我說:「我沒打算要孩子,為啥要申請生育指標?」領導說:「那也必須申請,否則如果你萬一懷孕就是計劃外的,會影響全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我驚呆。 

過了不久,單位開展「二婚主動放棄二胎指標獎勵」工作,即再婚夫妻一方已經有孩子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如主動放棄單位可獎勵1千元。傳達此政策時我與著名性社會學專家李銀河老師商量,我們一胎指標都放棄了,應該獎勵至少2千元才對。於是我們跑到院裡找相關部門提出上述要求,對方楞了一會兒,說:「以前從未遇到這類問題,需要領導研究後答覆」。他們研究了幾個月後回答我們:「你們這樣高智商高學歷的不生,農村卻多生超生,這很不利於國家的人口素質,絕不能鼓勵和獎勵!」 

時過境遷。到了2018年的8月,忽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還扯上了文化:「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要進行鼓勵」。還連上了歷史:「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這世道變化太快。相比於前面的計生標語,教授的表達貫通古今,真有文化。相比於「扒房牽牛」,暴力計生,徵稅的做法和平、「文明」,但不知從制度和社會層面看,這麼巨大的鴻溝是怎麼一步跨越的?生?還是不生?由誰做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於華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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