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六四”鎮壓後爬上權力頂峰。在其當政的十三年間，香港實現主權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中國貪腐泛濫，政治改革停滯，鎮壓法輪功更導致人權法制急劇倒退。回首中共建政歷史，江澤民留下了什麼樣的足跡，又帶來怎樣的影響？
1989年6月3日夜間到4日凌晨，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在北京發生。短短二十天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京召開。
善於投機的技術官僚 靠鎮壓學運爬上權力之顛
中國官媒報道稱：「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並選舉江澤民為新任總書記。五個月後，江澤民成為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成為國家主席。
對於江澤民登上權力頂峰，旅美時事評論員橫河告訴本台：「他爬上去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技術官僚（向上爬）的過程，他並不是一個政治家。技術官僚的話, 在政治上他就要投機。」
江澤民的身世之謎
公開資料顯示，江澤民於1926年出生於江蘇揚州一個富裕家庭﹐祖父江石溪中年棄醫從商，育有七個子女。老大江世俊，即江澤民生父；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並成為新四軍元老之一，1939年被地方武裝打死時才二十八歲。後來，江澤民一直稱自己在十三歲時就被過繼給其叔父「江上青」 的遺孀王者蘭，屬於「紅二代」，但旅美時事評論人士橫河說：「這個事情其實一直到最後都沒有被證實。」
公開資料還顯示，江澤民曾就讀於揚州中學，1943年考入在日占區南京復辦的中央大學 電機系，之後轉到上海交通大學同系，1947年畢業。之後，他加入美國人擁有的上海海寧洋行任工程師。在中國官方傳記中，經常忽略江澤民在南京淪陷期間的學習經歷，堅稱他當時是一名熱心的共產黨員，積極參與反日學生活動。另一些人則說，江澤民最早是在1946年（日本戰敗一年後）加入共產黨的，當時他還在上海讀書。
意外登上權力巔峰
江澤民的政治崛起與鎮壓學運密切相關。自1985年起，江澤民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及市委書記，而在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學潮期間，江澤民就接見過上海的學生代表，並把學運打壓下去。橫河告訴本台，中共黨內當時曾要求觀看江澤民訓斥學生的講話，他自己也曾看過該視頻。
不過，把江澤民直接送上權力巔峰的還是整肅《21世紀經濟導報》事件。當時正值八九學運初期，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率先查封了敢講真話、支持學生的《21世紀經濟導報》。橫河說：「就是在全國所有的省市領導人都在觀望、沒有做出決定的時候，他（江澤民）是唯一一個站出來，對相對來說自由派的思想和跟這次學生抗議活動有關係的（進行）鎮壓的人。」
強力鎮壓讓江澤民贏得了實際掌權的鄧小平的信任。同時，他還擁有「紅二代」 身份。很快，原已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就被鄧小平欽點進京，並踏着「六四」學生的鮮血飛黃騰達。
不過，剛剛接任總書記的江澤民謹慎、保守，甚至一度採取向左轉政策，令鄧小平非常不滿。「如果繼續回到左的這條路線上去，實際上是對鄧小平的全面的否定。」 旅美時政評論人士蔡慎坤對本台表示，「這是鄧小平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當時他才發動了一場南巡，由軍隊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實際上，這對江澤民來說是極大的震懾。」
看到風向不對，江澤民立刻轉向，表示堅決擁護改革開放，這也體現了他投機分子的本色。
以腐敗治國 強化對軍隊的掌控力
「你們比西方記者跑得還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都too simple（太簡單）, sometimes naïve（有時很幼稚），懂了嗎？……中國有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喜歡這句話，就是最好的。」 這是2000年10月，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時的一段講話。
「六四」鎮壓後，為了保住中共政權在政治上不受挑戰，江澤民採取了「悶聲發大財」的方式，推動人們把注意力轉向經濟生活，專注於發財、致富和搞錢。橫河說：「這是江澤民時期治理的一個重要方式，類似於黑金政治，你可以去發財，但是不要去碰民主、自由這種東西。」
「悶聲發大財」的具體表現就是「放手腐敗、鼓勵腐敗」。蔡慎坤指出：「尤其是軍隊，後來為什麼買官賣官成風？那就是江澤民為了保持對軍隊的掌控力，放任軍隊搞腐敗。首先，他自己帶頭搞腐敗，下面的百官都必須要腐敗，不腐敗你怎麼進貢呢？」
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改革主要由總理朱鎔基主持。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在寫給本台的特約評論中曾指出，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來推動國有企業改革。這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同時，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也開始於江時代，並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成就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對私有經濟，當局也採取了開放態度。
雖然經濟向好，但蔡慎坤指出，正是從那時開始，中國形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和壟斷利益集團牢牢捆綁在一起的模式，彼此輸送權力與利益：「他們形成的一個複雜、互相循環的一個模式。」 他說，在這種模式下，當局出台的所謂「改革」主要嘉惠於這兩大特殊利益集團，而並非惠及到全體民眾。這也讓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此走上一條「邪路」。
鎮壓法輪功 徹底摧毀中國人權法制
中國的人權法制在1980年代時尚在初步發展階段。江澤民上任之初，情況還在按照慣性前進。「真正的出問題是出在了江澤民的對法輪功開始動手之後，人權法治就基本上被摧毀得一乾二淨了。」 蔡慎坤說，「打擊法輪功，實際這是江澤民在政治生命中最大的一個硬傷，也是他一直耿耿於懷、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
法輪功是一種佛家修煉大法，於1992年5月在中國吉林省公開傳出，短短7年，修煉人數就達7000萬至1億。而中共始終把一切宗教信仰都視為對其統治的挑戰，江澤民更是將法輪功視為眼中釘。
橫河說：「有很多後來的文件來證明，就是在(1999年）4月25號（中南海上訪事件）到7月20日（法輪功被取締）之間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在策劃。當時在政治局常委裡面沒有支持他的，但是他一個人就決定了，因為他說『這是在和共產黨爭奪群眾』。」
江澤民一手製造了對法輪功的鎮壓運動，其殘忍血腥和影響之廣遠超當年「六四」事件。直到今天，這一鎮壓政策依然存在。江澤民也被指為大規模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魁禍首。蔡慎坤指出，為鎮壓法輪功，中共從上到下成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610辦公室」，完全目無法紀，並明確要求任何律師不准受理法輪功案件：「你想想，這還有什麼法治呢？我們看到後來高智晟這樣的人，他不就是接了法輪功的案子，給領導人寫了公開信，最後導致他現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是不是？」
江澤民在任期間，因人權踐踏行為而在多國遭到起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法輪功學員在阿根廷起訴江澤民一案。該國聯邦法官最後判定江澤民犯下「反人類罪」。雖然中共後來通過政治運作令該法官被撤職，案件也被否決，但影響依然頗深。橫河說：「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中共的領導人，在國際上被判反人類罪，這個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連毛澤東都沒有過。」
喜愛外交做秀 出賣國土給俄羅斯
江澤民時代，中美關係走出「天安門」鎮壓後的低潮，並逐步進入一種蜜月期，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也相對融洽。在其任期內，香港與澳門主權順利移交，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WTO），並獲得2008年奧運主辦權。
蔡慎坤說：「那個時候西方國家對中國是沒有戒心的。而且，我認為江澤民也沒有要統治世界或者給世界指明方向的這種野心。在國際上，就沒有形成太多的對中國的制約。」
不過，在江澤民任內，也發生第三次台海危機和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事件，導致中美關係一度緊張。
（江澤民在訪問菲律賓時演唱貓王的「Love me tender」）
江澤民喜歡吹拉彈唱，曾在會晤外賓時表演唱歌、彈吉它、拉二胡，還時常大秀英文。他也曾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著名記者華萊士等的專訪。不過，這些訪問報道最後反被認為是中國對外宣傳的「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江澤民在受訪中一直為中共專制制度、以及「六四」鎮壓和迫害法輪功等辯護。
(江澤民回答華萊士：「中國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體系，我們確實有新聞自由……」)
「他不是一個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領導人。他的表演欲比較強。」橫河指出，江澤民除了做秀，實際在任內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外交成果，加入世貿及申奧成功等也只是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他的「賣國」事跡卻影響更深更廣。
在江澤民任內，他與俄羅斯簽訂了多項邊界協定，但國內媒體的相關報道都低調而模糊。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的旅美學者嚴家祺撰文提出，江澤民任內十三年，在對俄關係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個半世紀以來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並以這些條約造成的邊界狀況，劃分中俄兩國國界。嚴家祺提出，應追究江澤民的賣國責任，重新審議相關條約、協定和有關議定書。據統計，江澤民總共出賣的中國領土高達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海外政論刊物《北京之春》榮譽總編、本台特約評論員胡平分析背後原因時說：「那個時候，中共因為剛剛經歷過『六四』，受到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強烈制裁，江澤民就急於和俄國搞好關係，建立所謂戰略夥伴關係。」 但也有評論指，江澤民這樣做是為一己之私，他一直擔心鄧小平隨時會把自己撤掉，因此希望拉攏俄羅斯，從外部全力幫他鞏固權力。
最近，台灣的總統賴清德公開質問，中共如果真的在乎領土完整，為何不拿回清朝《璦琿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中國土地。北京方面啞口無言，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則發表回應，稱莫斯科與北京已於2004年解決了邊界相關爭議。橫河：「正好說明這個賣國千真萬確就是落實在江澤民頭上，而不是滿清的頭上。」
當政十三年 掌權二十年: 江澤民為何遲遲不願下台？
江澤民當政十三年，但外界普遍認為，他實際掌權二十年，因為在後來的胡溫時代，江澤民還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垂簾聽政」。橫河指出，江澤民的目的是為使其政治遺產不被否定，包括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為此，他打破了黨內兩個政治規矩，一是把政治局常委從七人變成九人，即形成所謂的「九龍治水」；另一個就是在胡錦濤上台以後兩年多，他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位。
蔡慎坤表示：「胡溫想搞政治體制改革搞不動，也就是因為江澤民已經定下這個框框。他是『九龍治水，各自為政』。你即使是總書記，也不可能再去管其他常委分內的事情。這就是的制約了胡溫他們手上的權力。」
橫河也提到，政治局九個常委當中，大多都是江澤民的馬仔，其中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排名最後，權力卻是最大的：「這個實際上就是為了確保胡錦濤上台以後不會否定他的迫害法輪功的政策。」
江澤民時代，政治上提出「三個代表」並將其寫入黨章，也由此開放了資本家入黨的先例。蔡慎坤說：「這相當於摻沙子，不像現在的習近平的呢，要純潔黨的隊伍。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有幫助作用的。」 不過，橫河認為，「三個代表」實際上是一種統戰策略，旨在將改革開放後新湧現的各界精英納入共產黨體制，以防止他們提出政治訴求，挑戰共產黨統治。但此舉理論影響力不大，也沒有被真正貫徹下去。
同時，江澤民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隔代挑選了習近平為胡錦濤的接班人。蔡慎坤指出，其本意是要保護其家族和江派集團的利益：「因為他的家族的利益到後來實在是太大了，他身邊的馬仔、跟班的實在是太多了，他要保護這批人的利益。所以，他想選一個沒有能力的人，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從胡錦濤的手上接過旗幟，最後選了習近平這樣一個人。」
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即展開反腐運動，並竭力清洗江派勢力，還把政治局常委從九人變成七人，重新集中權力。他在各領域向左轉的政策也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的全面倒退。這一結局恐怕也是江澤民當初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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