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觀察到，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似乎失去了奮鬥和創新的動力。因此當下對年輕人好一點、重建年輕人的信心至關重要，其中的關鍵是幫助他們（再）就業。
近年來經濟風雲變幻，各個年齡段的人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其中年輕人遇到的困難尤其引人注目。
前一段時間，某投資銀行員工跳樓事件引發了廣泛討論。這位員工擁有高學歷，上的又是頂尖985名校，而且一直拿着高薪，實際上已經衝進了金字塔的頂端了，完全可以說是年輕人的「成功榜樣」，這樣的結局令人唏噓。
01
當年輕人失去奮鬥的動力
近期其他類似事件中的當事人，不少也是三四十歲的高學歷年輕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曾經擁有過薪酬相當豐厚的工作，但是在因降薪、失業和投資失敗等原因導致個人資產負債表失衡後，卻成了受挫感最強的一個群體，甚至在巨大壓力下崩潰。
這些名校畢業、原本拿着高薪的年輕人的悲劇，之所以特別能夠贏得人們的同情，是因為這種現象讓人產生年輕人「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底層人實現階層躍遷」這種預期破滅的唏噓。
以往，這些優秀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名校、入名企、拿高薪並定居在大城市，說明還是有可能不憑出身、不靠關係取得成功的。因此生活是有盼頭的。
但是連這麼優秀的人也陷入困頓，更何況其他年輕人呢？人們觀察到，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似乎失去了奮鬥和創新的動力，要麼拼命考公（考編）求一份安穩工作，要麼躺平甚至啃老。
當然，這與時代變遷有關。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那些年，年輕人只要肯努力並能夠抓住機會，即便成不了巨富，也有可能改變階層。現在，即便有了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實現階層躍遷也難上加難。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濟低谷也有可能孕育着新機遇並倒逼創新，因此對年輕人好一點、重建年輕人的信心至關重要。
這幾年來，社會對年輕人可能並不是特別友好。年輕人不願意結婚、不願意生育（這尤其表現為嬰兒出生率的腰斬式下降），可能是他們一種無聲的反抗。如何對年輕人「友好」一點？本文試圖從社保制度的一個細節入手分析。不過，在討論之前，為了聚焦問題，可能還需要先界定一下「年輕人」。
在中國，沒有像日本那樣清晰的不同「世代」概念，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往往只用「年輕人」和「老年人」來說事，許多人實際上是把20世紀8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都稱為「年輕人」。
但是嚴格來說，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紀出生的人，是屬於不同世代的。王明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說，這幾年雖然人們普遍感覺到過日子都難了，但是對於不同年齡段，難的程度不一樣。退休一代受影響最小，他們旱澇保收拿着養老金，依然逍遙快活地旅遊、跳舞。
1964-1974一代，大多數都有了一定積蓄，基本完整享受到了時代紅利，即使行業不景氣，也可以安心等待退休。
00後的起步雖然是殘酷的，但是他們尚年輕，可以從容調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機遇。
受打擊最嚴重的其實是80後和90後。他們積累少，抗打擊能力弱。他們要麼面臨結婚生子，要麼是上有老、下有小，經濟負擔最重。他們處於事業關鍵期，如果一個下行周期維持十來年，可能事業黃金期就過去了。
這個分析很有見地，但是有兩點值得商榷。
第一，80後與90後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1980年出生的人到2024年已經44周歲了，1989年出生的人也35歲了，而35歲在中國具有眾所周知的特別含義。因此儘管80後仍然可以說還是年輕人，但他們都成了家庭的頂樑柱，屬於最典型的「壓力世代」。相比之下，90後（特別是95後）中有一些人還不是家庭的真正的頂樑柱，因為他們的父母有不少還是壯年，因此90後萬一失業了，如果放得下身段，還是有後盾支持的。
第二，00後也沒有那麼「從容」。事實上，他們可能是更難的，因為80後、90後畢竟仍有機會抓住時代的部分紅利（或至少是紅利的尾巴），而00後則更有可能落入類似日本的「冰河期世代」的窘境。
日本的「冰河期世代」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分化，能躋身精英階層的，是為數不多的、經過激烈競爭成功「上岸」的正式工，而更多的人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因此無法保持父輩的階層地位。
有研究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日本企業長期奉行的「應屆畢業生集中招聘」，即企業每年統一招聘應屆畢業生、並集中開展職業培訓的僱傭傳統，導致「應屆畢業生」身份成了求職必不可少的敲門磚，年輕人一旦失去了這個身份便很難再找到正式工作。
這種「往屆生困境」在中國同樣存在。
如果不能以應屆生的身份正式就業，那麼以後再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的難度就會成倍增加。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無法在畢業之後立即就業，僱主可能會懷疑他的能力（同時他又沒有相關工作經驗）；另一方面，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僱主可能會覺得他不如應屆生好管理、易塑造。中國的考公（編）、考研熱，也與此相關。
因此，一個制度是不是對「年輕人友好」，也許最集中體現在了它對年輕人中頭尾兩個群體的「態度」上面：一是未能以應屆畢業生身份就業的「頭部年輕人」，二是35歲之後失業的「尾部年輕人」。
02
為什麼說社保或許是促進年輕人就業的障礙？
上面討論了，「往屆生歧視」和「35歲歧視」的存在，使年輕人中一頭一尾兩個群體的（再）就業遇到了特別大的困難。本節將討論，現有的社保制度，對這兩個年輕人群體的（再）就業可能也不是特別友好的。
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情況。全國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義增長5.8％；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義增長4.8％。
截至2024年7月16日，除了吉林、上海、湖北、西藏、新疆外，其餘26省份均已公布2023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部分城市也公布了相應數據，例如2023年，深圳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17.18萬元，城鎮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9.42萬元。
社會平均工資是稅前工資，將其換算成月薪，可以得到深圳城鎮非私營單位稅前平均月薪為1.43萬元，私營單位稅前平均月薪為7800元。
社會平均工資在中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其中一個特別關鍵的作用是：國家規定，各省份應以本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加權計算的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核定社保個人繳費基數上下限。
對於這個指標有兩點需要說明。
首先，平均工資只是在職人員的平均工資，也就是說，失業人員是不統計在內的。因此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低薪員工大量失業，同時保住工作的高薪員工也降薪，但是最終根據仍然在職的人統計出來的平均工資反而會上升。因此，平均工資的上漲本身並不一定意味着好事。
其次，按平均工資核定社保基數可能會進一步抑制就業。以某直轄市為例，從2023年7月1日起，該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為2690元，而其2024年3月起社保繳費基數上下限標準定為7310元/月和36549元/月。假設一個年輕人為了就業，願意接受最低工資，那麼僱主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用是多少呢？
根據該市的政策規定，這種情況下需要由僱主承擔包括由員工支付的部分在內的全部社保費用，僱主和個人都必須支付養老、醫療和失業三項保險費用，僱主還需要支付工傷保險（費率為0.16％至1.52％，按最低的0.16％計），那麼僱主需要承擔的全部社保費用為7310元乘以（16％＋9％＋0.5％＋0.16％）＋（8％＋2％＋0.5％）＝2643.3元。這就是說，僱主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用與員工的工資基本相當。
社保費用占比幅度如此之高，很難鼓勵僱主僱傭更多員工。
更一般地說，社保費用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一種工薪稅，根據平均工資來劃定繳費基數，並要求實際工資低於平均水平的那些人及其僱主也必須至少按最低基數繳費，相當於對收入較低的人反而要多徵稅，這也許是不公平的，或者至少是不那麼友好的，對實際收入低於最低繳費基數的那些陷入困境的年輕人尤其如此。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對年輕人最大的幫助可能是幫助他們（再）就業。把有限的財政資源投入到穩定就業上，對穩定中國經濟、幫助年輕人可能更加有效。
因此也許，通過提供財政補助、讓社保對年輕人更友好一點來促進就業，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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