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二代」現象正在蔓延？

近日，北京郵電大學15名研究生聯名舉報導師壓榨學生。在這份長達23頁的舉報材料中提到，被舉報的這位導師，在女兒中考前，先後派遣兩位同學為其女兒的科研創新比賽出謀劃策，但結果卻是失敗告終。

國內頂尖雙一流211的研究生，參加初中生科研比賽卻連榜單都沒上去，他們的對手得是什麼水平？一些網友找出了參賽的項目，發現很多題目及其專業和深奧，根本不是初中生能夠掌握的範圍，看上去有槍手代為參賽的嫌疑，因此這類小學生和中學生科技競賽甚至被認為是「代理人戰爭」。

姑且不論這些比賽中明顯的違規行為，即便是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這些科技含量超標的競賽背後需要的家庭資源，也讓普通人玩不起。 

在當下的教育界，「學二代」現象正在悄然蔓延。

想進名校，先拼爹媽？

「學二代」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名詞，但它描述的現象確實存在。

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三期數據的一項研究，證實了高等教育中「學二代」現象的存在。這項研究發現中國存在着明顯的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現象，父母輩接受高等教育等級越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就越高。

具體來說，父代最高學歷為專科、本科和研究生學歷時，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為46.31%、63.48%和83.33%。當父代最高學歷為專科時，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分別為22.66%和11.77%，但父母最高學歷如果是研究生，那子女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概率，就會增長為為49.06%和20.83%[1]。

這項研究從統計上指出了中國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現象，這也符合大家通常的印象，父母學歷高的情況下，子女會更容易取得更好的成績，這些學生理所當然地被看作「學二代」。

可是，他們和同學的差距是如何拉開，從什麼時候拉開的？在這一點上，上海紐約大學御風全球社會科學講席教授吳曉剛和復旦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胡安寧的一項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發現。

這項研究討論了文化資本如何影響中國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可能性。按照既有的研究，家庭出身（例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和家庭收入）與文化資本占有之間存在持久且正向的聯繫，越是優勢的家庭，文化資本越是豐厚。這種文化資本的分層可以歸因於許多因素，包括但不限於養育方式、家庭學術氛圍等。

來自優勢家庭的人擁有更優秀的文化資本，這種優勢隨後轉化為更好的學校成績。在這個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到文化資本再到教育成果的因果鏈中，文化資本發揮着中介作用。

一項利用北大、清華和人大自主招生數據的研究就發現。自主招生破格錄取的學生更有可能來自父母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點高中。可從人才選拔效率的角度來講，獲得自主招生破格錄取學生的學業表現、社會活動能力、非認知能力、畢業後的計劃和實際去向，卻和統招學生並無顯著差別[2]。

胡安寧在另一篇論文中也提到了文化資本在教育路線選擇上的作用。他認為到了高中階段，在相對封閉的校園環境中，其實無論是父母還是家庭背景對成績作用都會非常有限。但如果追溯到更早的階段，比如幼兒園和小學，文化資本的作用會更突出。它發揮作用的關鍵在於學生的教育過程的管道（pipeline），而不是在促進學生在某一階段發力完成躍遷。

用比較簡單的說法來解釋，如果都在標準化考試的框架下競爭，「學二代」們其實未必在實力上更優秀，他們的優勢在於父母更擅長為他們選擇賽道，去繞過高考這根獨木橋。而且這種賽道選擇是越早越好，甚至是從學前就開始了。

可以說「學二代」是真正贏在了起跑線上，因為他們的家庭會去選擇起跑線。我們看到各類中小學科技競賽里的神仙打架，是因為「學二代」太多，賽道已經不夠用了。因為高考外的升學方式的名額更為有限，所以註定會越來越卷。

不過這也算是一種奢侈的煩惱，因為對於很多家庭來說，這些競賽路線對他們都是封閉的，他們沒有參與這種新式內卷的機會，只能死磕高考。因為在更複雜的評估體系中，獲取許多關鍵材料的機會往往與家庭背景和文化資本密切相關，而這些資源對於弱勢家庭來說通常難以獲得。

文化資本更隱秘的影響在於，它與一個人的性格、價值觀和習慣密切相關，不是說改變就能改變的。有些家長意識不到還有其他選擇，或者意識到了也很難跟上新變化。

謝愛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階段在文化資本上的投入，會影響學生在大學中探索，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出路。不同家庭教養風格的不同，導向了不同的大學生活。比方說帶不帶孩子去博物館，去科技館或者去旅遊，會不會讓孩子去聽音樂會，去看體育賽事；家裡有沒有藏書，會不會帶孩子一塊閱讀。

這項研究發現：家庭的這些活動越多，文化資本的積累越多，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學裡會越容易有歸屬感，他對大學的知識和認識就越多。越是相反，對大學的歸屬感就越差。現在城市父母在這些方面的投入不會少，但農村家庭就相對薄弱。這就無形中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劃出了難以跨越的文化邊界。

這道文化邊界在世界各國都存在。一項研究發現，即使在跨越多種文化的跨國比較中，文化資本在推動教育不平等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優勢和弱勢家庭的兒童之間的差距可能比以前更大，而且這種差距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文化上的差距也在拉大。

學術圈裡的學二代

如果說要進名校，更多的是家庭的文化資本的影響，學二代在學術圈的情況，可能是一種對教育不公平極端狀況的預演。

2022年8月發表於 Nature 的一項研究，考察了2017-2020年間美國7204名 STEM、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終身教職教師，發現他們父母擁有博士學位的可能性大概是平均水平的25倍。在各學科中，超過一半 (51.8%) 的教師至少擁有一位有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家長。

近年來，國內的學術界曾多次發生身為研究人員，利用手中資源為子女鋪路的案例。更有甚者，會通過手中的權力，剝奪權力下位者的成果放在自己子女身上。

2023年12月5日，中山大學乳腺腫瘤中心副主任、中山醫學院免疫教研室副主任蘇士成團隊團隊在Cell 在線發表題為「Choroid plexus mast cells drive tumor-associated hydrocephalus」的研究論文。

這篇論文發表後引發了大家的關注，不是因為論文的內容，而是因為署名。在12月5日發表的研究中，蘇士成是通訊作者，剛剛讀研的宋世鍵被列為共同第一作者。

蘇士成是前一段時間「中山二院乳腺外科課題組疑受實驗試劑影響多人致癌」事件的當事人。而宋世鍵正是蘇士成的導師中科院院士、中山大學醫學部主任宋爾衛之子。2022年，宋世鍵剛剛以初試最低分，複試最高分的成績錄取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臨床醫學碩士生。本次發布的論文於2023年4月9日被接收，當時宋世鍵僅入學半年左右。

在此之前，宋世鍵在高中時期就發表了3篇SCI論文，單位均為廣東省實驗中學。2017年夏天，蘇士成團隊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發表了一篇論文，將宋世鍵列為第二作者。在2017年8月和2018年1月，宋世鍵又被分別列為兩篇文章的第四作者和第五作者。

2017年6月，蘇士成和宋士鍵還共同申請了《CCL18或者CCL18受體作為靶點在特選或製備抑制鼻咽癌轉移的藥物中的用途》的專利，蘇士成為一作，宋士鍵為二作[4]。

2017年也是宋世鍵的高中畢業，升入大學的一年。中山大學公布的《中山大學2017年自主招生考核資格名單公示》顯示，宋士鍵於2017年獲得中山大學自主招生入選資格。宋士鍵入學後，還在蘇士成的指導下獲得第五屆全國大學生基礎醫學創新論壇暨實驗設計大賽一等獎，中山醫學院的新聞中提到，這項競賽的一等獎在部分高校作為推免的直接指標[5]。

2020年，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小學的兩名學生在第 33 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榮獲小學組三等獎，獲獎項目名為「茶多酚的抗腫瘤實驗研究」。主要內容為用綠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作為受試藥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臟腫瘤疾病模型中的體內藥效。

這兩位小學生的父親，是時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李紅良。雖然李紅良最初堅稱自己並未參與，孩子是在一位湖北省人民醫院一位技術員指導下獨立完成的，但他最終還是被免去武漢大學動物實驗中心主任和武漢大學ABSL-Ⅲ實驗室主任職務，並且辭去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一職。

也是2020年，天津大學化工專業退學碩士研究生呂某，在網絡實名舉報該校化工學院教授張裕卿實驗和論文造假。其中，張裕卿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實驗成果、論文內容，署上其女兒的名字發表出來，甚至在其女兒還上高中時，以「女兒參與修改了論文」為由，在其研究生的論文中為女兒掛名[6]。

該事件在媒體上受到關注後，天津大學和張裕卿解除了聘用合同。

本次北郵舉報導師事件中，也有導師依仗權力，讓學生替自己的女兒參與科創比賽的嫌疑。在北郵舉報導師事件不久，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簡稱上海青創賽）的博士級別課題又遭到大家質疑，現在相關部門正在調查。

無獨有偶，這類學二代違規事件在全球範圍內時有發生，2018年，首爾國立大學的一位學者被發現為一名兒童掛名論文，隨後的政府調查揭示，在82篇學術論文中出現了學者將子女或親戚列為共同作者的情況，而這些所謂的「共同作者」大多數還是初中生或高中生。

後續調查中，韓國教育部利用幾大引文數據庫（SCI、Web of Science、Scopus）中的作者姓名數據，對7.6萬名韓國全職教職員工的親屬進行姓名交叉檢查。他們還將此數據提交給各高校的學術道德委員會[7]。

後續處理上。韓國教育部承諾，如果署名的學生未參與研究，則學者將面臨紀律處分，包括解僱。針對學生，任何未參加科研活動卻被列為合著者的學生，都將被取消大學錄取資格。

這是那些侵占資源，靠掛名進入名校的學二代們應有的處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