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生育率都在下降，但為什麼東亞降到全球最低？

如果我生活在一個教育競爭壓力這麼大的地方，我會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後，他也要面臨一個這麼焦慮的環境。那我的選擇可能就是乾脆不生孩子了。

一席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於嘉，來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領域是性別與家庭，最近幾年關注的議題主要是生育。從研究範式來看，我是利用統計數據來理解各類社會現象。

所以今天我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們如何從數據去理解，為什麼東亞、為什麼中國會成為全球的生育窪地。

兩次人口轉變‍‍‍‍‍‍‍‍‍‍‍‍‍‍‍‍‍

當我們講到生育的變化時，一個不能繞開的概念或者框架，叫作「第一次人口轉變」，指的是社會中的人口結構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變化的一個過程。

在工業革命之前，大量的社會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也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所以整個人口呈現出非常緩慢的增長。但是隨着工業革命的開始，經濟發展，醫療水平上升，人們的預期壽命也增加了。

與此同時，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生育率又沒有發生變化，於是就有了大量的新生人口。隨着這些新生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就產生了我們講的「人口紅利」。在這個過程中人口也會快速地增長，也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人口爆炸」的概念。

在第三個階段，生育率開始下降。此時人口學家們相信，生育率可能會從6、7這樣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之後就會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生育率。

什麼叫作更替水平呢？指的是一個育齡婦女，她平均一生大概會生2.1個子女。這樣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那人口總量就會保持相對穩定。

這幅動圖展示的是全球生育率的變化。深藍色表示非常低的生育率，深紅或者深橘色，代表比較高的生育率。

二戰之後的50年代，全球處於一個生育的爆發期。大量國家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包括中國在內，總和生育率可能會達到6以上。

但是進入到80年代後，大量的國家，尤其是西歐和北歐，它們的生育率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降到了1.5之下。

2020到2025年，根據聯合國的預測，除了非洲和少數一些地區外，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而到本世紀末，包括非洲在內，全球可能都會面臨一個低生育率的問題。

從這些圖就可以看出來，人口學家似乎錯了，生育率的下降並沒有止步於更替水平。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歐洲的一些國家其實已經出現了超低生育率。

與此同時，非常多新興的家庭現象出現了，比如婚前同居，比如沒有結婚就開始生孩子。所以「第二次人口轉變」的框架被提出了，試圖來解釋為什麼全球會出現這麼低的生育率。

兩個生育窪地：東亞與南歐‍‍‍‍‍‍‍‍‍‍‍‍‍‍‍

在全球第二次人口轉變中，出現了兩個生育窪地：東亞和南歐。

北歐是全球最先下降到一個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的地區。但我們如果看2021年或者2022年，北歐的生育率在全球發達國家中是屬於相對較高的狀態。換句話說，它經歷了下降之後，在這些年又有所回升。

實際上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目前是出現在東亞。在中國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中國的生育率是1.3，最近兩年依然在持續地下降。包括韓國，其生育率在2021年已經降到了0.8。我經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文章說，幾百年後韓國人可能就會從地球消失。

那為什麼全球的兩個生育窪地是東亞和南歐，這些地方有哪些共性呢？

一是它們都有非常強的家庭主義傳統。這種傳統會讓人們認為，一個孩子的出生和成長，他以後發展得是好或不好，都是家庭的責任。在這個孩子的成長中，所有的成本、責任都要由家庭來承擔。所以家庭有更清晰的對於生育成本上的認知，更大的壓力會抑制大家的生育傾向。

這種很強的家庭主義傳統，也使得東亞和南歐社會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總量較低。

講完這些共性，那東亞到底有哪些獨特性？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很強的教育焦慮；第二是緊密的婚育捆綁；第三是非常強的集體主義的影響。

我們接下來就從數據的角度具體來看這三方面的獨特性。

東亞的教育焦慮‍‍

教育焦慮首先體現在，父母對子女普遍有着非常高的教育期望。這點大家很容易理解，父母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而且並不完全取決於家庭背景。

這張圖展示了李汪洋老師和謝宇老師做的一個研究，他們想看不同國家和社會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響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圖中的黑點代表父母的教育程度與教育期望的相關性強弱。如果黑點非常靠右，就表明相關性是比較強的。

‍可以看出，在德國或者在美國的白人群體中，黑點是比較靠右的，它的相關性是比較強的。

但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甚至是美國的亞裔群體中，這些黑點都比較靠左，意味着無論父母的教育程度怎麼樣，他們對孩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

比如說在甘肅華池，父母對於0到21個月的孩子期望怎樣？其與家庭背景的相關性是極小的。也就是說，當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我們中國的家長几乎是普遍都期望他們未來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教育成就。

但是如果你們有孩子的話就會意識到，隨着孩子的成長，家長可能會變得稍微理智一點。隨着孩子到了七年級、九年級之後，家長的期望會沒有那麼高，或者說相關性會有所凸顯。

這種普遍很高的教育期望，它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呢？根據2020年我們分析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數據可以看到，如果家長的學歷在本科及以上，那麼他們期望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16.93年。如果家長的教育水平只有初中及以下，那麼他們期望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15.6年。兩者僅相差1.3年左右。

但事實上，家長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和初中及以下的教育，他們本身的教育程度可能差了6年，甚至更多。

這種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個反映，其實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補課。我們要花費大量的資源去投資孩子的教育。

下面這張圖展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15歲孩子在校外每周參與數學輔導的時間。在韓國，有超過80%接近90%的孩子，他們每周都會接受數學的課外輔導，並且平均會超過5個小時。

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和「包郵區」，包括中國香港和其他的東亞地區，孩子都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在了學校教育之外。

除了補課時長，教育期望的另一個最直接的反映，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面這張圖中，橙色表示家庭在課外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黑點是課外教育的支出費用。

很遺憾，這個調查沒有覆蓋中國大陸地區，但是它顯示出，無論是在韓國也好，在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也好，家庭的教育支出相對來說都是比較高的，也占據了家庭收入較高的比例。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教育焦慮呢？因為教育焦慮或者說教育競爭壓力，會直接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

這是我們做的一個研究。第一幅圖的橫軸是GDP總量，代表一個地區的發展程度，縱軸是這個地區的人們平均的理想子女的數量。

第二幅圖的橫軸是教育競爭壓力，我們用教育培訓機構的密度來進行計算，也就是在這個地區中，每萬名小學生大概對應多少個課外教育培訓機構。

這個研究用的是2018年的數據，是在「雙減」政策之前。可以看到，一些地區比如北京確實是非常卷，每萬名小學生大概會對應500到600個課外培訓機構，換算出來大概是20個小學生就對應1個課外培訓機構。

我們經常認為，隨着經濟發展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經濟發展和生育意願之間的關係確實一定程度上是負向的，但是其實教育競爭壓力對生育意願的抑制程度可能是更高的。

比如鶴崗，大家對於鶴崗的認知可能只是買房很便宜，5萬塊錢就可以買一個房子。從上面兩張圖里可以看到，鶴崗的經濟發展水平並沒有那麼高，它是一個很小的城市，但它的教育還是有點卷的，所以鶴崗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數量其實不是特別高，幾乎和北京上海持平。

那為什麼教育焦慮會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

我認為主要是通過兩個機制。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資源，父母就會想儘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兩個或者三個。

另一方面，其實我們在考慮生育這件事情的時候，並不僅僅考慮我當下的狀態，比如當下的收入高低、工作好壞、是否養得起孩子，我們也會考慮孩子成長之後會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裡。

如果我生活在一個教育競爭壓力這麼大的地方，我會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後，他也要面臨一個這麼焦慮的環境，我的選擇可能就是乾脆不生孩子了。

婚育捆綁

第二個造成東亞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婚姻和生育的高度捆綁。人們就像去麥當勞買套餐一樣，買漢堡就一定要搭配一個薯條。婚姻和生育這兩件事情，在東亞是非常緊密地被綁定在一起的。

一定程度上，人們進入婚姻就意味着一定要生育，或者說生孩子就是人們進入婚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這張表格是中國、韓國和日本三個國家的數據。第一行展示了2010到2015年結婚的女性從結婚到生出第一個孩子的間隔時長的中位數。

中國的間隔非常短。十月懷胎，婚後第11個月孩子就已經生出來了。韓國會稍微長一點，但也沒有長到哪裡去，是15個月，日本是18個月。

其次，在婚後一年之內中國已經有大概超過一半的女性生了孩子。中國和韓國在婚後兩年內可能有大概3/4的女性都生育了子女。

這種高度的婚育捆綁還反映在不結婚就不生孩子。其實全球的結婚率都在下降，為什麼對東亞社會產生了最強烈的影響？因為在東亞，婚姻依然是生育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這張圖展示了各個國家（地區）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就是在當年出生的新生兒之中，有多少比例的父親和母親是沒有婚姻關係的。

中國大概有10%左右，日本和韓國相對更低，可能只有3%到4%。和中國處於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拉美國家，比如在墨西哥和智利，有70%、80%的孩子都出生在婚姻制度之外。

和日本、韓國的經濟水平相類似的一些歐洲發達國家，也有很高的非婚生育的比例。

不結就不生一定會帶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因為東亞社會都在不斷推遲進入婚姻的時間，甚至有更多的人選擇了不結婚。

那我們的非婚生育比例是不是在未來也會有一些上升呢？可能並不會，因為還有一點在於，生了還要補結。

這張表格反映了中國不同出生年份的女性在婚前生育的比例在6%左右，但是這個群體中超過一半的人在生了孩子後的一年之內就趕緊補上了結婚，三年之內，2/3都結婚了。

生育捆綁的另一個體現在於，我們選擇結婚對象和生育對象的時候幾乎採用了一樣的標準。

下圖是我們做的兩個研究，想要探討中國人到底採用什麼樣的標準去選擇婚育對象。我會問，這樣的一個對象你跟他（她）結婚理想不理想？這個人他（她）作為你孩子未來的父親或者母親，理想還是不理想？

圖中的點如果位於虛線右側，代表這個條件有着正向的效應，在左邊是負向的效應，點所對應的橫軸數值則反映出這個條件的效應強弱。

‍‍‍‍可以看出，在中國，人們選擇結婚對象和生育對象的標準幾乎是一致的，甚至對於生育對象的要求更高。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國家庭的「子女中心主義」的影響，家庭的資源都是向着子代的方向去流動。

大家會覺得這不是廢話嗎？我跟這個人結婚當然要跟這個人生孩子了。但事實上只有在東亞的語境下，我們才會看到如此嚴格一致的標準。

這本書是兩位美國社會學家的研究成果。她們試圖去理解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的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會選擇在婚姻之外生育。這些女性沒有結婚就生下孩子，並且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和生孩子的對象結婚，或者很長時間都沒有進入婚姻。

在美國的一個街區做了長時間的參與觀察並且訪問了非常多的單親母親後，兩位學者得到一個發現——這些女性對結婚對象的要求遠遠高於對生育對象的要求。

對於這些單親母親來說，孩子是生命的一個延續。她們不要求孩子的父親一定要長相非常好、工作非常好，或者智力非常高，因為她們對於孩子也沒有那麼高的要求。孩子只要健康快樂地成長就可以，並不一定要是一個被精心打造的作品。

但對於結婚對象，她們會認為這是對一個成年人的要求，所以會採用一個更高的標準。比如我會要求你有經濟能力，要求你忠誠、認真負責等等。

因此，她們可以選擇跟一個不那麼理想的人生孩子，但會在後續的很長時間裡，以非常嚴格的標準挑選結婚對象。用她們自己的話來講，孩子是必需品，而婚姻是奢侈品。

當然在這裡講這個，並不是鼓吹大家一定要選擇非婚生育，只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可能性。

前幾年，好像大家在網上一聊起來生孩子這件事情，就會說「不婚不育保平安」，但是這兩年我發現大家的論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有更多的人在討論「去父留子」，其實它也是一種可能性。

女性如果真的做好了這種準備，是可以選擇在婚姻之外生育的。只是在如此嚴格的婚育捆綁的社會規範之下，她們可能不敢走出這一步。又或者我們的社會沒有提供非常好的福利支持和制度支持，來支持婚外生育的選擇。

同質化的生命歷程‍

東亞社會面臨低生育率的第三個主要原因，是我們受到了很強的集體主義的影響，使得我們會經歷非常同質化的生命歷程事件。

我們都知道要受教育再工作，然後戀愛、同居、結婚、生孩子，這是一個次序。

除了這個次序之外，我們有非常嚴格的社會時鐘。大家可能從小到大聽的非常多的一句話是「什麼年齡就要做什麼樣的事」——我講完這句話可能很多人已經開始窒息了。

這就意味着你和你同時出生的這一代人，從生到死都要卷。你們要持續地競爭，要先在一起高考，又一起找工作，現在就業也很難，然後要一起去談戀愛，一起結婚，等生出來孩子之後，孩子又要在一起去競爭。這種同質化會使得大家非常焦慮，壓力也會非常大。

而且它還會造成一個現象，一旦你錯過了這些生命歷程事件，沒有在所謂正確的年齡做正確的事情，你仿佛就被這個社會落下了，沒有辦法再追趕上去。

一旦我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就沒有辦法找到很好的結婚對象；或者我錯過了大家都認為應該進入婚姻的年齡，就沒有辦法順利地進入到婚姻中。由於不結婚就不生孩子，就會帶來生育率的下降。

這種集體主義也反映在數據之中。下表是我們做的一個研究，顯示了不同國家、出生在不同年份的男性和女性，其結婚年齡的中位數與標準差。括號內的標準差顯示了結婚年齡的變動範圍。

通常來說，平均結婚年齡越晚，變動範圍是越大的，你可以18歲結婚，也可以50歲結婚。但是從數字中可以看出，比如1960到1964年出生在日本的這些男性，平均結婚年齡是超過美國的，但是它的變動幅度是更小的。

甚至隨着時間的推移，在更年輕的日本男性群體中，標準差從5降到了2.8。也就是說社會越來越嚴格，大家結婚的時間越來越同質化，可能都集中在那兩三年的年齡範圍之內去結婚。

包括結婚之後，人們要非常快速地在一年之內、兩年之內就把孩子生出來，如果你沒有生出來，就會承受到非常多的社會壓力。這其實也是集體主義帶來的同質化的生命歷程事件。

失去「三孩」想象的中國家庭

說完東亞低生育率的三方面原因，那中國的低生育有哪些獨特性呢？

一個非常獨特的特徵在於，我們執行了40多年嚴格的計劃生育，使得人們已經失去了對大家庭的想象。

這張圖展示了不同國家、不同社會中，人們理想生育子女的數量分布，橘色代表只想生一個孩子的比例。在中國，大概有1/4的人只想生一個孩子。

我們經常講「只生一個好」「獨生子女好」，這是計劃生育對人們生育觀念的塑造。但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並沒有那幺正常。

比如韓國，它的生育率即便已經下降到這麼低的程度，仍然只有非常少的人只想生一個孩子。比如日本，有大概一半的女性都想要生三個及以上的孩子，但在中國只有不到10%。

我上課的時候經常問我的學生，在你的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最普遍的或者最典型的三孩家庭是什麼？我的學生給我的答案是《家有兒女》。但《家有兒女》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組合，它是重組家庭，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下，還得有一個孩子生在國外，才有了這個「三孩家庭」。

下面這張圖的橘色柱形和黑點，顯示了中國不同省份的生育水平和平均想要生育的子女數量。可以看到在東北地區，一方面它的生育率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大家的生育意願也非常低。

因為東北有大量的國企，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是非常嚴格的，所以產生了大量的獨生子女家庭。即便是在東北的農村，獨生子女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鄉村愛情》裡，老一輩的家庭除了謝廣坤之外都只有一個孩子。

生育觀念的塑造其實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如果你成長在一個周圍都是獨生子女的環境下，你就會認為這種小家庭是非常理想的。

除了地區差異，我們還可以看到代際間的差異。在1995到2003年出生的群體之中，有更高比例的男性和女性都只想生一個孩子，其中女性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也非常高，大概占到1/5。

中國快速下降的生育實現率

但中國當前並不是生育意願的快速下降帶來生育率的走低，而是因為生育實現率的快速下降。這是中國目前面臨低生育率的另一個獨特特徵。

生育實現率就是我們實際生育出來的數量，除以我們想要生育的數量。當實現率大於1的時候，它代表沒有滿足的避孕需求；當實現率小於1時，它反映的是沒有滿足的生育意願——比如我想要生兩個，但是只生了一個。

之前中國的生育率還可以，雖然不是特別高，但也是1.5、1.6。而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出來之後，我們突然發現，中國進入了極低生育率的國家，生育率只有1.3。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張圖中，藍色柱體是理想生育子女的數量，紅色柱體是實際生育的數量，這些圓點就是生育實現率。

我們發現從2018年到2020年，中國經歷了生育實現率的非常快速的下降，總共下降了百分之十幾。而在其他的工業化國家中，這個下降幅度是十幾年、二十幾年才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實現率這麼重要呢？因為對於個體而言，生育意願是非常難以改變的。我們每天呼籲年輕人要多生孩子，年輕人根本不會聽，還可能會有更多反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很多人的生育意願不能夠被實現，必然會面臨生育率的下降。

中國之前的生育實現率是比較高的，有90%。但如果中國降到了日本和韓國，甚至美國的水平，降到50%，我們只會面臨一個比日韓更低的生育率。

比如在剛剛這張圖上，韓國和日本雖然生育率非常低，但人們的生育意願還是挺高的。如果政府有非常大力的措施去滿足大家的生育意願，它的生育率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間。

但是在中國當下的背景里，在短期內，我們的生育率上限也只有如此了，很難再去提高，只能儘量避免生育實現率繼續下降。

我們還可以做點什麼？

這也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研究，想要去探討，哪些因素會使得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提高一些。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提供了一些條件。

結果顯示，如果有長輩來帶孩子，其對於生育二胎的促進效應，相當於這個家庭的年收入大概增加12萬，也就是每個月大概會增加1萬塊錢左右。這和我們市場中一線城市育兒嫂的價格幾乎是相當的。

所以在中國的家庭中，長輩的照料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現在又面臨延遲退休的問題，所以到底是顧老還是顧小？這也是一個困境。

市場化的育兒照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家附近有價格較低、質量較好的托幼機構，它對於生育二胎的刺激效應相當於家庭年收入增加14萬左右。

不要過分強調個體和家庭的責任

2021年中國開放了三孩政策之後，一直希望去鼓勵生育。那到底應該怎麼樣去做呢？我覺得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一個是女性友好，一個就是兒童友好。

不可否認的是，生育的大量的成本、帶來的負面影響，其實都是由生育主體也就是女性來主要承擔的。所以我們需要通過政策的層面，通過社會和國家的層面，去為她們提供一些扶持，不讓女性因為生育就沒辦法找到工作，或是因為照料子女沒辦法在職場之中有更多發展。

另一方面我認為，在家庭內部而不僅僅是社會之中推動性別平等，作用可能更大。

除此之外，現在我們每天都可以在新聞上看到大量關於兒童的衝突，比如兒童上廁所、高鐵上兒童吵鬧、飯店內有兒童跑來跑去等等。

這些到底是什麼造成的？是這些家長沒有把孩子帶好，還是這些沒有孩子的年輕人容忍程度太低了，太自私了？

我覺得既不能去怪家長、兒童，也不能去怪這些人，更多的是這個社會沒有給兒童提供更好的活動空間和足夠的資源。比如我們可能沒有足夠的母嬰廁所，高鐵上沒有兒童專用的車廂，於是就讓這兩部分人直接產生了衝突。

所以無論是在硬件設施還是在觀念上，我們都要提供一種兒童友好的環境，才不會使社會產生厭童的情緒。

最後我也想提到，不要過分強調個人和家庭的責任。在一些厭童現象中，有非常多的人會說，孩子沒有教育好就是家長的錯，如果你的家長沒教育好你，我就來教育你，社會會替家長來教育你。

這是在無限地強調父母對子女的責任，當然在中國的語境下，大家覺得就是這樣的。但事實上，兒童是一種公共品（public goods），養育孩子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我在網上經常看到有人說，窮人就不要生孩子了。因為家庭要無限制地為孩子投入，如果你不能給孩子非常好的教育資源，不能提供非常好的環境，你就不配生孩子。這其實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會抑制人們的生育意願。

所以在我們從數據的角度、論證的角度，認清了中國面臨低生育率的這些原因之後，如果依然想去提高生育率，應該讓國家、社會和政府去承擔更多的責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