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互聯網，確然有着嘲雜、網暴、非理性的種種聲音，但它並不來自於「信息繭房」，而來自於封閉、單一和偏見。
重慶男子胖貓跳江的事情，迎來了終極反轉。
5月19日，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以一個超長的通報，釐清了胖貓自殺事件的前因後果。
此前人們一再詬病的胖貓前女友譚竹，並不是諸多自媒體口中的「撈女」，她和胖貓之間，是正常的戀愛關係，期間的銀錢來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間的財務來往。
令人跌破眼鏡的是，胖貓的姐姐不僅僅侵犯隱私，虛假報警，並且發動水軍製造了譚竹「撈女」形象，企圖毀壞她的形象。
警情通報事實清楚，結論清晰，條理分明。
沒想到，通報反而帶來了一場令人意想不到的輿論返潮。有人公然說，譚竹的形象並沒有什麼變化呀，她不是順利用胖貓的錢開了花店，不還是「撈女」嗎？
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於胡底，還是人們對於一個悲劇中人難以釋懷的固執己見？
一個解釋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譚竹是撈女、情感騙子的人，因為持續不斷地主動選擇接收符合自己偏見的譚竹形象的信息，以至於形成了一種「信息繭房」，導致他們無法正確地判斷出事件的真相，從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撈女」的結論。
日常中，也總是有些人持有這樣一種論調，認為「信息繭房」讓人越來越沉迷於單一的信息來源，偏見越來越深，價值觀越來越偏執。
問題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譚竹是「撈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繭房」，還是「信息繭房」誤導事實，讓一些人堅信譚竹是「撈女」？
在我看來，對「信息繭房」一詞的誇大與濫用，可能是互聯網信息時代最大的誤讀之一。
01
「信息繭房」是什麼？
「信息繭房」一詞，為人熟知的來源是2006年美國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烏托邦》一書，是指當個體只關注自我選擇的或能夠愉悅自身的內容，而減少對其他信息的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像蠶一樣逐漸桎梏於自我編織的「繭房」之中。
在傳統時代之中，人們的信息來源多依賴於大眾媒體。而大眾媒體為了能夠更加廣泛地吸收訂戶與觀眾，往往會有意地把媒體塑造為公共論壇，提供多元化的聲音，以造就更加廣泛的用戶基礎。
但傳統媒體時代的問題在於，所有的媒體都有明確的價值觀與編輯偏好，故而媒體的信息偏見，其實十分明了。
而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藉助算法進行個性化推薦，愈來愈成為人們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繭房」的概念，遂隨之和算法進行了關聯。
但實際上，算法的目標是高效分發信息，將原本孤立的創作者、信息、人連接起來。和過去的傳統媒體、門戶網站，社交媒體的關注造成的「繭房」相比，在技術驅動下，推薦算法反而能打破「繭房」，以及在信息過載時代，高效獲取信息。
德國慕尼黑大學的研究者馬里奧·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個谷歌新聞新賬號，花一周的時間，通過搜索不同年齡、性別、教育、職業、收入的關鍵詞，模擬了四種典型的德國用戶：一位上了年紀的保守派寡婦、一位50多歲的中產階級父親、一位40歲忙於事業的單身漢，還有一位30歲的多金職業女性。
訓練結束後，研究者再使用這四個賬號，共同搜索一些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新聞關鍵詞。結果發現，在四個人的共同搜索記錄和結果中，僅出現過一次的結果占所有搜索結果的2.5%，也就是說，大家搜到的結果其實有大量重疊之處，所謂的「信息繭房」並未出現。
在美國、加拿大等學術界中，也進行過多次類似的實證研究，最終結果大同小異：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薦算法，並未造就所謂的「信息繭房」。
在中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陳昌鳳的研究指出，「信息繭房」是一個似是而非、缺乏科學證據的概念。
可以這麼說，「信息繭房」是一個未經科學驗證的社會學概念，人們更多是以這樣的一個概念，來表達對於互聯網時代個體的信息來源被單一化和格式化的擔憂。
但即便是這樣的一種擔憂，也具有巨大的風險，因為它簡單化地把互聯網時代的信息風險一股腦兒地推諉給了一種技術，並且放大這種技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進而把它當成一種真實的威脅。
「信息繭房」一詞在互聯網時代的濫用，與篤信「信息繭房」使人們堅稱譚竹是「撈女」的邏輯並沒有什麼差別：利用一個簡單的、易於理解的、臉譜化的描述，能夠快速造成互聯網流量傳播。
02
既然「信息繭房」並非科學概念，人們為什麼還總是傾向於把責任歸咎於此？因為它是互聯網時代眾聲喧譁中一個方便的替罪羊。
互聯網的普及，直接帶來了信息的爆發式增長。這種言論爆發並不僅僅是數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幾何級擴張。
信息爆炸，同時意味着信息迷失。只不過，那些對公共事務感興趣的人，從來不會依賴於單一的信息來源，而是總在試圖拓展信息的多元化來源，有意識地建立多元化價值觀的信源。
更加簡單一點講：多平台，多信源，多價值觀的信息渠道。
這原本就是在一個社會中，負責任的公民所應當承擔的自我責任。沒有一個人、一個機構、一個平台、一種算法，負有為任何一個個體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責任。
當指摘一個平台、一種算法造就了「信息繭房」的時候，其實一個人不過是在為自己的懶惰、偏執尋找藉口而已。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彪認為更應該被重視的是「社交繭房」。「我們大部分獲取信息的渠道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網，現在90%以上信息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網」。
把社交媒體當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時，個體社交的同質化，就會造成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於是信息源和價值觀日益固化，「社交繭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這段時間來，我經常使用網易雲音樂的推薦功能，尤其特別注意讓算法給我推薦意大利和日本的音樂，於是在我的曲庫中，就有了大量的意大利語和日語歌曲。
但是這只是我這段時間的偏好。在我的曲庫中，還有閩南語、西班牙語、世界音樂和影視原聲。我的曲庫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為我在過往的使用經驗中，經常變化曲風。
如果你長期只聽網絡熱歌，然後你指摘網易雲音樂的「信息繭房」導致了你的曲庫風格太單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繭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還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薦？
03
互聯網把整個世界的知識無差別地推到了每個人的面前，讓原本昂貴的知識、技術與觀念，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快速地獲得。
但是當一個人站在一個沒有邊界的圖書館面前的時候，他感受到的大約並不是喜悅，而是壓力：知識雖然觸手可及，但是選擇卻變得無比困難。
而算法恰恰就是帶領人們走出信息迷宮的北極星。算法不僅沒有減少信息的總量，反而是引導人們精準找到屬於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幫手；而從另外一個方向，算法幫助信息的擁有方，精準推送給信息需求者。
在過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國文旅有了爆發式的增長，一個接一個網紅城市刷爆全網，先有淄博的「進淄趕烤」，然後是哈爾濱的「濱至如歸」，而現在正在麻辣滾燙的是天水麻辣燙。
在鋪天蓋地的全民文旅熱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這樣的小城。這就是算法。算法總是能夠捕捉到生活中經常被人們忽略的美，並且推薦給感興趣的人。
有媒體總結，算法成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於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個互聯網上對文旅感興趣的人群，進行了精準的匹配。
美國《在線》雜誌的總編輯克里斯·安德森曾經寫過一本暢銷書，名為《長尾效應》。他認為，互聯網使許多小眾知識，能夠聚集到足夠多的相似人群，從而這條互聯網的長尾，能夠讓眾多的小眾知識，也擁有了長足的生存能力。
而這些小眾知識使這個世界上足夠的多元化能夠得以保存，知識得以傳播。而其背後的力量，依舊是算法。
關於算法如何普及科學，如何推動農產品銷售，如何幫助鄉村孩子獲取知識的案例，不勝枚舉，在深入到城市與鄉村每個角落的短視頻平台與產品，算法不僅沒有使用戶們陷入到「信息繭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讓更多的人獲取知識，拓展眼界，找到同類，參與公共話題，推動人們更加熱切地了解世界，勇敢發出聲音。
污名化算法，歸咎於「信息繭房」，無非是拒絕多元化，自我沉陷於單一價值觀中的一個藉口而已。
04
《2024抖音讀書生態報告》中，有一個令人意外的數據。
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史鐵生成為了抖音最受歡迎的作家。抖音上相關的視頻累計增長192%，視頻總時長增長415%，總分享增加了51%。
史鐵生一度是中國最火的作家，但是當時他的主要讀者是70後。而抖音的報告顯示，排名前三的讀者年齡段為：00後，90後和80後。
也就是說，越年輕的用戶，越喜歡史鐵生。
這顯然並不符合「信息繭房「」的預設。因為00後假設應該更喜歡穿越、科幻等這種爽文類型的作品。而《我與地壇》是沉悶的、內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算法應當抗拒把史鐵生推送給00後才對。
這只是短視頻時代每天都在發生的尋常案例：算法拓展了年輕一代的閱讀偏好，使看似過時然而雋永的作品，也能夠在新的代際中不斷傳承。它打破了「信息繭房」的迷思，告知了這樣一個信息：算法是多元化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信息繭房」並不會因為算法而存在，而會因為閉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維封閉的人，先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繭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價值觀上，形成對多元化的排斥反應，從而將自己困住——或者更準確地說，沉溺於其中。
濫用「信息繭房」這個概念，本身是試圖混淆技術與社會的責任。當社會普遍認同是技術造就了「信息繭房」，從而導致了人們的觀念和思維單一化之後，社會或輿論的失敗，就變成某個平台或者一種技術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廣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維的責任，歡迎更加平等的討論，就無從談起。
當今的互聯網，確然有着嘲雜、網暴、非理性的種種聲音。但它並不來自於信息繭房，而來自於封閉、單一和偏見。歸咎於簡單化、臉譜化的「信息繭房」，並不會讓互聯網世界更加美好，而只會不斷毒化它的氛圍。
偏見是這個世界的頑疾，並不是互聯網時代所獨有的。一個社會要突破被偏見綁架的現狀，並不是給予它一個簡便的藉口，而需要的，恰是長久、耐心與全面的建設：它更加需要互聯網和算法的幫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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