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大師之間：劉再復紀念夏志清，高度讚揚他沒有中國大陸學人那種「精神奴役的創傷」， 也表示並不完全接受他對整個中國現代小說的整體評價。
（接前文）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在紐約去世，享年九十二歲。2014年2月，曾經作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先生撰寫<夏志清先生紀事>長文，後來發表在北京的《愛思想》及其他各地的網站上，以表紀念。在文章中，劉再復高度評價夏志清，但也表示一些不同意見。
劉再復指出，夏志清的「道」，最寶貴的是沒有中國大陸學人那種「精神奴役的創傷」。他敢於面對文學事實、文學真理，該說就說，不情願說的就不說，但又是很負責任地說。關於這一點，劉再復分兩方面說明。從「正面」着眼，夏志清先是熱烈肯定張愛玲、沈從文等，後又熱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說高行健的《車站》比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讓人意外，但這是他的由衷之言。從「負面」着眼，夏志清尖銳批評魯迅、丁玲、趙樹理，自己難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劉再復回憶，他在離開中國之前讀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很有保留；而出國之後讀了他的<曹禺訪哥大紀實>一文，則大為欽佩。夏志清在<紀實>中對曹禺的批評與對老舍的批評均毫不含糊，鋒芒四射。他敏銳地感到，曹禺這位在年青時代就寫出《雷雨》《日出》的傑出劇作家，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滄桑之後，完全變成一個只有「官腔」的政治傳聲筒了，不僅只會創作《明朗的天》這種毫無文學價值的宣傳品，而且在美國的演講本身也是宣傳品。作為一個率性的文學批評家，夏志清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居然喊出了你「騙得了誰」？！劉再復說，他讀了這篇<紀實>，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這是多麼難得的天真！這是在諾大中國廣闊土地上多麼難以聽到的真聲音、真批評！劉再復的心頭驚過一陣傷痛，覺得應當想想，為什麼一個最善於言語的劇作家會失語？會墮入官腔八股腔？會被改造成一個只會說套話、說廢話甚至說謊話的只有面具沒有自己的乖孩子？這是多麼值得質疑、多麼值得反省的現象。
劉再復發自肺腑，說：
作為一個中國文學批評者，我不是沒有看到這種現象，而是看到了這種現象之後不敢說出來，寫不出來。因為自己身上畢竟帶着精神奴役的創傷！即使想說出來，又有哪個報刊敢於發表，敢於質疑呢？那些編者和背後的領導者哪一個不帶着「精神奴役的創傷」呢？
不過，劉再復並不完全接受夏志清對整個中國現代小說的整體評價。
夏志清的整體評價，主要表現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劉再復說他對夏先生這部大著仍然很有保留，這種「保留」，不是因為政治，而是從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寫作着眼，不贊成他的過於偏激的「褒此貶彼」。一些不同看法，劉再復藏在心裡，多次產生與夏志清討論的衝動，也多次壓制住。但在1995年8月的一次訪談中，劉再復還是憋不住，作了一次關於張愛玲的表述，反對把她「創造」得過於神奇。
如果說那次的表述是「溫和」的，那麼，五年後，在2000年10月香港嶺南大學召開的張愛玲學術研討會上，劉再復與夏志清發生了比較劇烈的學術衝突。劉再復的發言提綱長達一萬五千字，只能簡短講一下要點。他先是真誠地肯定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開掘「被歷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讓張愛玲、沈從文等「重見天光」，其歷史功績巨大；然後「鄭重地」講明他的幾個觀點：
（1）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一場語言實驗，成績雖不理想，但出現了魯迅、張愛玲、沈從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說家。如果需要在這些小說家中投票選出「誰為第一」，那麼，他將把票投給魯迅而不會投給張愛玲。原因是魯迅的小說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豐富的精神內涵。
（2）張愛玲的青年時代寫出了與左翼文學的大思路（表現「革命」、「時代」等大話題）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鎖記》與《傾城之戀》。可惜，在1950年前後（以《小艾》為標誌）革命大潮的衝擊下，張愛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學觀，到了香港、美國之後所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完全喪失原先的風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國之後張愛玲的文學悲劇，乃是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的悲劇。中國現代文學中兩玲（丁玲與張愛玲）的悲劇，其性質是一樣的。一個從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成《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個從右的方向把《金鎖記》《傾城之戀》寫成《秧歌》和《赤地之戀》。兩人都從「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話語吞食了文學話語。與二玲相比，在現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蕭紅守持了人性立場和文學語言格局。
劉再復發言後，夏志清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講話。劉再復這樣回憶：
夏志清的講述雖用英文，但很好聽，我大體上聽得懂。我感受到，他雖有些激動，但並沒有全盤反駁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說，他除了喜歡張愛玲之外，還喜歡蕭紅。蕭紅很了不起，丁玲怎麼能與蕭紅相提並論？更不能與張愛玲相提並論。說到這裡，顯然是針對我而發了。
在那次香港研討會後三、四年裡，劉再復賭氣斷了與夏志清聯繫，出了新書不給他寄，過年過節，也不再打電話問候了。最後，是夾在老師與父親之間的劉劍梅為他們解了結。其實他們都是惺惺相惜。2004年他們恢復了聯繫之後，便進入關係的「蜜切期」。劉再復說：他和夏志清辯論魯迅與張愛玲，面對的是義理。論辯中他沒有一刻忘記夏先生不僅是劍梅的老師，而且也是他的老師；夏先生不僅是大家尊敬的文學史家，而且也是他衷心敬佩的文學批評家。
在我心目中，劉再復先生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學批評家、理論家。在我撰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博士論文中，我用整整一個篇章（第八章）論述1986年4月中發生的「劉再復事件」的演變，我極力推崇他的「文學主體性」理論和他對人道主義的弘揚。劉再復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時，我曾經幾次登門拜訪請教。高行健200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劉再復起了很大作用，我非常讚許。關於對魯迅的評價，劉再復這篇在2014年撰寫的<夏志清先生紀事>中，也表示他及他們很多人對魯迅確實「神化」了，魯迅的局限和失誤他們往往視而不見，仔細想想，夏志清的話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夏志清也對他半個世紀前出版的大著作了一些反思）。
不過，劉再復先生似乎沒有更改他對所謂「兩玲悲劇」的看法。關於這個所謂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兩玲悲劇」，我不得不斗膽說一句：其性質絕非一樣，而是完全相反，因而這個概念本身也不成立。對丁玲來說，把《莎菲女士日記》《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成獲得斯大林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確實是一個莫大的悲劇，是思想墮落，也是文學上的墮落；而張愛玲把《金鎖記》《傾城之戀》寫成《秧歌》和《赤地之戀》，則絕非悲劇，而是一種升華，不單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學上的突破。如果說《秧歌》和《赤地之戀》有政治傾向，恰恰是其強大的政治批判力量譜寫出人性的頌歌，深刻地表達回歸人性的痛徹心扉的渴望，其永恆的非凡的人道主義光輝甚至連作為作者的張愛玲本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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