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司徒雷登到布蘭斯塔德 果然沒有歷史只有輪迴

美國大使館早前發布消息稱，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將於十月初卸下其美國大使職位並離開北京。據《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泰里·布蘭斯塔德卸任後，美國駐華使團副團長傅德恩將以臨時代辦身份負責管理使館的日常工作，直到新任駐華大使抵達中國。

這條消息引發新一輪中外媒體對中美關係走向特別是全面脫鈎的揣測，本月十三號，在布蘭斯塔德宣布十月離京時，已經引發中文社交平台的熱議，有網友「浮生狂想曲」發帖說：「別了司徒雷登，再別布蘭斯塔德，果然 沒有歷史 只有輪迴。」；網友「深海」發帖說：「全面脫鈎，喜迎內循環。」；網友「呂明」發帖說：「留給中國人系統性了解世界的時間不多了。不過沒關係，我們依然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有網友擔憂，按照國家間外交關係五個級別，一級大使級，這是盟國關係，二級公使級，三級代辦級，四級斷交，五級戰爭狀態，布大使離任後，中美之間只剩第三級對代辦，這是否預示中美關係實質性的降級？是否預示熱戰即將發生？ 

一篇題為《布蘭斯塔德離任：在廢墟上建立的中美關係，正坍塌為一堆更大的廢墟》的網文這樣寫道：「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被廣泛認為是改變了世界格局的歷史大事。在外交實踐中，兩國之間有沒有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派不派大使到對方國家任職，在兩國發生衝突時有沒有召見對方大使，有沒有召回本國大使，以何種方式召見與召回大使等等，都是判斷兩國關係變化的重要標準。 

三年前，川普剛剛上任，中美貿易戰還沒有開打，川普對中國的認識還主要集中在經貿問題上，對中美在制度與意識心態上的結構性矛盾衝突，以及在地緣政治，及軍事、科技、國際領導力上的爭奪，認識還非常有限。當時的川普，只想着他關注的經貿問題，想通過談判施壓中國，增加對中國產品出口，扭轉雙邊經貿不平衡狀態。川普派遣一位與中國在官方與私人層面都很有淵源、並且被中國視為「老朋友」的州長擔任大使，很明顯是希望通過他的人脈與符號性色彩，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但事與願違，恰恰是在布蘭斯塔德擔任中國大使的三年多時間，中美關係進入了四十年來的至暗時刻。而布蘭斯塔德在9月14日毫無徵兆宣布離任，則是雙方關係快速崩壞的又一標誌。 不管布蘭斯塔德離任後，美方是派駐其他人擔任中美大使，還是暫不委派大使、以「代辦」方式實質上降低雙邊關係，以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離任為標註，川普的對華政策，已經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四十一年前在廢墟上建立的中美關係，正迅速坍塌為一堆更大的廢墟。 

前中國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前中國駐舊金山領事袁南生在一篇題為《四面樹敵是最糟糕的外交戰略與策略》的網文強調：不與多國同時對抗，是中國千年外交的一個基本規律。

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外交上四面樹敵，與多國同時對抗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就時有發生，自近代以來更屢見不鮮。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戰諭旨，宣布清軍和義和團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奧、西、比、荷11國開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年，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宣戰諭旨公布前一天，即20日，慈禧太后就已命清軍和義和團向外國駐華使館發起總攻。不到三天時間，四個使館被燒毀，隨後，攻入並燒毀法國使館，並一度攻入德國使館。實際上對列強已不宣而戰。「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6月25日，更密諭各省遍殺洋人。同時與多國對抗的後果是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 

十年動亂期間，中國當時的口號是：「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不僅在政府外交層面，四面樹敵；在政黨外交層面也論戰不斷：對蘇聯、印度、意大利、法國等國共產黨口誅筆伐。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駁馬歇》（法共中央總書記）、《駁丹吉》（印共中央總書記）、《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意共中央總書記）等中共重磅文章，連篇累牘地在《人民日報》頭條刊出。

受極「左」思潮影響，文革初期中國與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英國以及民主德國和蘇聯等10個國家發生嚴重外交衝突，與30多個建交國發生外交糾紛（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很多國家因為害怕中國大使館「輸出革命」而選擇了與中國斷交。中國駐外領事館由14個減少到五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幾個，減少到六個。 

外交上四面樹敵這一現象並非只在中國發生過，世界史上也不乏事例。例如，拿破崙持續不斷的對外擴張打破了歐洲各國的權力均衡，沉重反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制度，捍衛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崙發動的戰爭並非都是正義的，戰爭的性質從自衛反擊逐漸轉變為侵略擴張，由此招致與多國對抗。1792年奧地利、薩丁尼亞、那不勒斯、普魯士、西班牙和英國結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813年2月，俄、普結盟。英、西、葡、瑞、奧相繼加入，結成第六次反法聯盟。20多年時間裡，法國先後六次與反法聯盟對抗，最後被徹底打敗。 

發生與多國同時對抗的情況，既是高居廟堂的統治者的災難，更是作為草根的老百姓的災難。從某種意義上說，外交就是國際維度中交友的藝術。化敵為友，無異於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為敵，顯然是外交悲劇；與多國同時對抗，則是外交的徹底失敗。 

一個國家發生四面樹敵或對手環伺的情況，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觀方面的原因。四面樹敵的一個「樹」字，說明對手環伺情況的發生，是自己招來的，肯定是自身對外戰略或策略出了問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與多國對抗，到處樹敵，不斷樹敵，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國家踐踏國際準則，把自己的利益凌駕於他國之上，通過侵略戰爭來擴大自己國家的利益邊界，所作所為超過了人類底線。當然，有的時候一個國家出現對手環伺的現象，並不見得是該國做錯了什麼，確實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概要地說，一個國家出現對手環伺的現象，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幾點： 

一是因意識形態不同導致對手環伺。春秋時晉楚爭霸百年之久，楚國只要把矛頭指向晉國，很容易發生與多國同時對抗的現象，但晉國把兵鋒指向楚國，則不大可能四面樹敵，為什麼呢？因晉國與宋、魯等國一直被視為華夏民族，楚國則一直被視為半人半獸、尚待開發的蠻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春秋時代的外交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外交的色彩，這使晉國在晉楚爭霸中享有獨特的軟實力，意識形態利益對各諸侯國在晉楚爭霸中如何選邊站隊無形中起到了導向作用。 

二是因戰略誤判、野心膨脹導致四面樹敵。美國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一書中指出：日本帝國統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後果。1941年，正在侵華的日本又同時對美國、英國及荷蘭發動突襲，儘管當時日本與蘇聯之間隨時可能重燃戰火。日本對英國發動進攻還意味着向英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領土——澳大利亞及新西蘭開戰，日軍隨後開始轟炸澳大利亞。1945年，美國兩顆原子彈在日本長崎、廣島爆炸，蘇聯對在東三省的日本關東軍進行反擊。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終走向了無法避免的結局——無條件投降。 

三是挑戰世界頭號強國導致對手環伺。國家與國家打交道與人與人打交道的道理一樣，國際社會老大的圈子與人群之間的老大，其交友之道也有相似之處，身前身後總少不了唯老大馬首是瞻的小兄弟們，老大對小兄弟們自然要護着、幫着，如果挑戰老大，事實上就等於同時挑戰了老大的小兄弟們，與老大過不去往往無異於四面樹敵。二戰時，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導致日本同時與英國、法國、蘇聯、澳大利亞、中國等處於戰爭狀態。新中國開國不久，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開戰，聯合國軍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84號決議組建的，由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希臘、土耳其、哥倫比亞、泰國、菲律賓、南非、埃塞俄比亞共16個國家的作戰部隊組成。中美在朝鮮開戰，使中國同時與16國處於對抗狀態。當時，全世界就七、八十個國家，新中國開國初期就與世界上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在戰場上相見。 

四是與某國家集團中的一國對抗往往導致與該整個國家集團對抗。自古以來，國家與國家之間往往通過結盟來拓展盟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國家集團中，甲國往往對乙國提供安全保證，或相互之間提供安全保證。二次世界大戰前，英法對受到德國嚴重威脅的波蘭提供了安全保證，德國進攻波蘭後，英法對德國宣戰，成為二戰爆發的標誌。二戰後，美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任何國家挑戰北約的任何一個成員國，往往會引起連鎖反應，形成與北約多國同時對抗的局面。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必須把握好國家的發展方向，不能走抱殘守缺的老路和復辟倒退的邪路。晚清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環伺為什麼垮台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對世界大勢視而不見，倒行逆施，拒絕改革。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既要會爭，也要會讓。外交既是鬥爭的藝術，也是妥協的藝術。長期以來，每當談到「妥協」這個概念的時候，人們總是把它作為一個貶義詞來對待，甚至把「妥協」和「投降」相提並論，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外交要協調多方面利益關係，平衡各種利益矛盾，這裡面就必然有妥協。理智、精明、巧妙、適度的妥協是一種高超的鬥爭藝術，是以暫時或局部的讓步來換取雙贏，來保障長遠的利益。 

顧維鈞在回憶錄中特別指出：「我談到中國有一句為大家普遍接受的諺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就無法達成協議。」他還說「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人的家，哪裡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外交要爭得有理，讓得適度，反制對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機械地對等反制。拿捏不到位，就難以擺脫對手環伺的困境。 

應對對手環伺的情況，要防止外交為民意所綁架。面對對手環伺，外交既要強硬，也要靈活。評價外交的標準，不是外交是否強硬，而是該強硬時是否強硬適度，該靈活時是否靈活適當，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越到位，則外交越成功。外交強硬與外交靈活，都是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手段與方法，而不是目的。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往往裹挾民意，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民意綁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對手環伺的困境，相反，會進一步惡化國家的外部環境。 

晚清時，本來帝國主義列強環伺，外部環境已壞得不能再壞了，但是民意綁架下的晚清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軍和義和團一起聯合攻打帝國主義列強駐中國使館，德國駐中國大使克林德等被殺害，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辛丑條約》，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這一血的歷史教訓我們不能忘記。

（全文轉自法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