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發生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親美軍事政變，從此，國家陷入長達五年的戰爭;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紅色高棉奪取政權的三年多時間裡，全國陷入殘酷大屠殺，血肉橫飛，大約兩百萬人慘死。
那年， 我目睹金邊朗諾政變集團慘無人道的排越浪潮，我深受當時華僑社會普遍遭受中國文革極左思潮的潮流所影響，加上我自身的貧窮如洗的遭遇，覺得前途茫茫，人生如行屍走肉，毫無意義，希望通過革命鬥爭，改朝換代，換來新生，拯救國家，人民從此能過上幸福生活。
我於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五日離開熟悉的金邊，投奔解放區。
我孑然一身在農村東奔西走，靠一點中醫知識，當赤腳醫生艱難維生。
一年後，我知道有一個成立於三十年代、組織嚴密的「華僑革命運動組織」。「華運」革命組織早年是印支抗法鬥爭中一支力量，現在是領導華僑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國事業。毛主席說，「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黨，要領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帶著對世界革命的憧憬和熱切追求，許許多多的朋友、同鄉、同學，師長都加入「華運」。共同的理想、語言 ，統一的行動，多好！「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直到一起來了。」令人響往的中國革命來到眼前，毛主席發動世界革命，要推翻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無比壯烈，多麼神聖！
一年後，我們開始嘗到苦頭：抗美救國戰爭如火如荼，在農村，紅色高棉政權對支持他們的「華運」心存警戒，為難、逮捕、拘禁。一九七二年，紅色高棉在西南與西北多個省份公開抓捕華運人員，華運被迫集體「小長征」遷徙到東北省份；一九七三年五月，在最大的解放區桔井市，一百多名華運人員被驅趕到山區強逼勞動，死傷累累；更多的省份，華運人員連遭紅高棉「斬立決」。「紅色恐怖」席捲全國農村。
一九七二年中旬，「華運」被迫解散。從城市投奔而來的數百名師生和其他城鄉僑胞、大多自尋出路，因地制宜就地謀生：當赤腳醫生、種植、做小生意等等。組織改為「集體」，領導改稱「長輩」，大家互通消息，互相照顧，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祖國來解決華運組織問題、或將來「解放」後祖國出面解決華僑問題。長輩們普遍認定，柬共，也即紅色高棉政權的大方向是對的，是馬列主義的：堅持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反帝反修，是走中國革命的道路，其出現的過左路線是暫時的，一如中國革命曾經走過的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一點必須有堅定的認識。」「組織解散，革命立場不可丟。」
然而不久，我成了革命的「異類」：「變節」、「鼓動出逃」。出逃，意味著背叛，視紅色高棉為敵。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子，成了眾矢之的。
這並非我當年投奔革命的初衷。還歷史真相，須要很大的勇氣。十年的革命鬥爭換來什麼？華運的結局是什麼？如今是個令人十分尷尬、幾乎聞之唯恐逃避不及的話題。
五十年過去了，還要逃避嗎？
那是一九七二年中，我和三位走投無路的華運青年、在波羅勉與柴楨省界的菩提村一間簡陋、狹窄的小竹屋做些小買賣糊口。因為靠近越南邊境，我們也做些走私生意。我們都年青，有活力，農村物資極其匱乏，故生意做得好。村裡有兩間手錶修理店：「阿典」和「阿羅」。「阿羅」也是華運人員，他大我三歲，人緣好，與我同鄉。廣大農村沒有多少手錶修理店，兩人的生意挺忙，大部份是做紅高棉「解放軍」的生意，也不敢多收費。兩人的好生意被紅高棉駐地公安看在眼裡。一天，一群公安在中午、手錶修理店休息時間進入阿典的店把他帶走，阿典的妻子求救無門，終日惶惶。一個月後，公安進入阿羅的店，用繩子綁住他雙手帶走了，留下妻子和剛出生的小女兒。沒有任何罪名，下落不明，生死茫茫。兩宗白日綁架案，雖然無須解釋，人們知道是紅高棉消滅「資產階級」的手段。
村里沒人再做生意了，我們也縮小生意，每天守在店裡準備把貨品賣少後，改為務農。日子在擔驚受怕中渡過二十多天。在我的潛意識中，緊急出逃才是活路。
一天，與公安有來往的前華運青年魏姓友人、暗中用小紙條緊急通知我「越快越好」。華運解散後，魏姓友人絕不跟朋友來往，反而親近公安，討好、請客、阿諛奉承。
當晚，我向另三位朋友提出輕裝便服緊急出逃，刻不容緩。三人不同意：不甘心損失幾千元的貨品；壞了大局，影響不好；各地公安必定窮追不捨，落網必死無疑；未得到長輩指示等等……
這是攸關四條人命的大事，怎可心存僥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我的再三勸說和堅持下，三人最後同意凌晨兩點踏單車分批出逃。
沒有通行證，路上多哨站。要逃到哪裡？逃到何時？怎可連累其他華運朋友？
紅高棉政權組織嚴密，視完成任務為鐵的紀律。各地公安對華運人員所有的駐點、聯絡處暸如指掌，他們必定沿路追蹤、嚴查。他們要是通報上級，那麼，一個大區管轄三個省份，恐怕插翅難逃。
我們連跨波羅勉、柴楨和磅湛三省，全程近三百公里，路經茂密橡膠園、湄公河、與金邊軍隊的交戰區，無森林藏身的漫長七號公路、藏身於盧葦之中……最後終於成功逃出東南大區公安部門的魔掌，分別抵達遙遠的東北桔井省界三處山區密林從事農業勞動，直到一九七九年初紅色高棉政權下台。（其驚險過程請閱讀拙作《生死逃亡》）
緊急逃亡事件發生在一九七三年元旦。紅高棉執行政策，採取行動大多在每月的一日：抓捕阿典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阿羅是十二月一日。
在為時二十天的逃亡途中，我們得到兩位前華運通訊員的幫助，夜裡摸黑投宿於各地的華運聯絡站，凌晨又啟程出發。三個省華運聯絡站的朋友們得悉我們緊急出逃，都很吃驚。一位說：「新年伊始，你們就干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有三位表示支持、為我們慶幸。大多長輩批評我：「你怕死嗎？即使是死，也不能出逃。」「壞了大局，把華運置於難堪地位。」「你根本不是幹革命的料！」「幹革命本來就準備犧牲的。」「膽子小，自私自利。」「破壞中柬革命友誼。」
無論如何，我們是活下來了。四個人中，一位後來死於一九七三年中的桔井事件，一位因糖尿病死於紅色高棉倒台後的七九年七月份。一位於八十年代投奔新西蘭。一九七三年，在經受多年的磨難後（詳見拙作《絕境求生》），我一家於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八日抵達泰國難民營，次年獲得美國政府人道收容。
有證據證明我當初若非緊急出逃，只差幾個小時就必死無疑（詳見《生死逃亡》）。
為虛幻的「革命」獻身，是「重於泰山」還是「輕於鴻毛」？
有證據證明許多立場堅定的華運「革命者」，在我們成功逃亡後，因為「顧全大局」，明知危險仍然堅持革命立場而「堅守崗位」被紅色高棉「斬立決」。他們中有成東縣原金邊端華中學四名師生、原金邊新華學校張校長、原巴南市體育老師、逢坡鄉黃校長……。還有許多更激進、實是愚忠的「革命者」，主動加入紅高棉隊伍而先後在其清洗運動中被處死。他們中有金邊民生中學訓導主任、民生中學專修生吳植俊、貢布省會覺民學校校長徐俊玉和他的一對兒女……，個個都是我們華僑社會的精英。（眾多死亡名單詳見《印支華人滄桑史》）
歲月悠悠。五十年過去了，是非對錯，塵埃落定。如今，分布世界各地的前華運朋友儘量不再提過去的事，或許也沒多少人記起我們當年集體叛逃紅高棉的「驚天動地的大事」 。然而對我來說，卻是永世難忘：死裡逃生之外，對於所謂的「海外華僑革命運動」也是一次慘痛的經驗教訓。
今年九月中，我致電問候一位比我年長、現患重病的前華運朋友。她居然提起我當年逃亡的事。她說，當時我們出逃的事件在華運中傳開來，我不僅受到長輩們的嚴厲批評，許多年青朋友也認為我不應出逃，更不應鼓動其他人。但隨著時間流逝，現在他們都改變看法。作為早期的、也是華運僅有的那次集體出逃事件「很果斷，有勇氣、有眼光」。
如今，我們在美國安居樂業已經四十餘年了。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後福」不會從天而降，是要不遺餘力、歷經數十年的奮鬥爭取得來。初到美國，語言不通，身無分文、人地生疏、家庭重擔，困難很大。我們從沒申請福利救濟，一切白手起家。培養四個兒女上完大學，也沒申請助學金、沒貸款。在美國創業也非容易，做了十一年的貧窮黑人區餐飲業，嘗盡類似仇亞事件的惡行再轉行做中醫藥。
如今，我們在唐人街經營了二十五年的「長壽堂藥材行」，是當地唯一傳統中醫方脈和針灸相結合、為不分種族的民眾服務，又宣傳中國醫藥文化的中醫藥場所。我們四個子女個個都成績斐然：融入主流，服務社會。大女兒是「美銀」超級副總裁，二女兒是藥材店接班人，處處為病人或顧客著想，網絡充滿對她的讚詞；三女兒是費城醫科大學副教授，年度教師質量、最受歡迎教師評比年年榮獲第一；小兒子是電腦操作員兼佛州保險公司福利顧問。我們都生活在安寧、良好的社區。第三代，也接受良好教育。
二零零六年，我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之餘，用十年時間完成第一部著作：長篇記實小說《紅色漩渦》——全面記錄紅色高棉血腥統治史，此書得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圖書館收藏。後來又先後出版了《紅色漩渦》英文版、《三十年美國路》、《從中國、柬埔寨到美國》。不久的將來，我將出版《二十五年中醫經驗方》和《美國魅力》。餘生之年，我仍將不遺餘力繼續為文揭露紅色高棉的滔天大罪。
我的人生經驗是：走正道、發揮所長、毅力、奮鬥。這源於經歷漫長深重的災難，始於那次緊急逃亡，成了「革命異類」。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於美國）
作者：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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