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发生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亲美军事政变，从此，国家陷入长达五年的战争;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红色高棉夺取政权的三年多时间里，全国陷入残酷大屠杀，血肉横飞，大约两百万人惨死。
那年， 我目睹金边朗诺政变集团惨无人道的排越浪潮，我深受当时华侨社会普遍遭受中国文革极左思潮的潮流所影响，加上我自身的贫穷如洗的遭遇，觉得前途茫茫，人生如行尸走肉，毫无意义，希望通过革命斗争，改朝换代，换来新生，拯救国家，人民从此能过上幸福生活。
我于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五日离开熟悉的金边，投奔解放区。
我孑然一身在农村东奔西走，靠一点中医知识，当赤脚医生艰难维生。
一年后，我知道有一个成立于三十年代、组织严密的“华侨革命运动组织”。“华运”革命组织早年是印支抗法斗争中一支力量，现在是领导华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毛主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带著对世界革命的憧憬和热切追求，许许多多的朋友、同乡、同学，师长都加入“华运”。共同的理想、语言 ，统一的行动，多好！“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直到一起来了。”令人响往的中国革命来到眼前，毛主席发动世界革命，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比壮烈，多么神圣！
一年后，我们开始尝到苦头：抗美救国战争如火如荼，在农村，红色高棉政权对支持他们的“华运”心存警戒，为难、逮捕、拘禁。一九七二年，红色高棉在西南与西北多个省份公开抓捕华运人员，华运被迫集体“小长征”迁徙到东北省份；一九七三年五月，在最大的解放区桔井市，一百多名华运人员被驱赶到山区强逼劳动，死伤累累；更多的省份，华运人员连遭红高棉“斩立决”。“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农村。
一九七二年中旬，“华运”被迫解散。从城市投奔而来的数百名师生和其他城乡侨胞、大多自寻出路，因地制宜就地谋生：当赤脚医生、种植、做小生意等等。组织改为“集体”，领导改称“长辈”，大家互通消息，互相照顾，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祖国来解决华运组织问题、或将来“解放”后祖国出面解决华侨问题。长辈们普遍认定，柬共，也即红色高棉政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是马列主义的：坚持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反帝反修，是走中国革命的道路，其出现的过左路线是暂时的，一如中国革命曾经走过的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点必须有坚定的认识。”“组织解散，革命立场不可丢。”
然而不久，我成了革命的“异类”：“变节”、“鼓动出逃”。出逃，意味著背叛，视红色高棉为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成了众矢之的。
这并非我当年投奔革命的初衷。还历史真相，须要很大的勇气。十年的革命斗争换来什么？华运的结局是什么？如今是个令人十分尴尬、几乎闻之唯恐逃避不及的话题。
五十年过去了，还要逃避吗？
那是一九七二年中，我和三位走投无路的华运青年、在波罗勉与柴桢省界的菩提村一间简陋、狭窄的小竹屋做些小买卖糊口。因为靠近越南边境，我们也做些走私生意。我们都年青，有活力，农村物资极其匮乏，故生意做得好。村里有两间手表修理店：“阿典”和“阿罗”。“阿罗”也是华运人员，他大我三岁，人缘好，与我同乡。广大农村没有多少手表修理店，两人的生意挺忙，大部份是做红高棉“解放军”的生意，也不敢多收费。两人的好生意被红高棉驻地公安看在眼里。一天，一群公安在中午、手表修理店休息时间进入阿典的店把他带走，阿典的妻子求救无门，终日惶惶。一个月后，公安进入阿罗的店，用绳子绑住他双手带走了，留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没有任何罪名，下落不明，生死茫茫。两宗白日绑架案，虽然无须解释，人们知道是红高棉消灭“资产阶级”的手段。
村里没人再做生意了，我们也缩小生意，每天守在店里准备把货品卖少后，改为务农。日子在担惊受怕中渡过二十多天。在我的潜意识中，紧急出逃才是活路。
一天，与公安有来往的前华运青年魏姓友人、暗中用小纸条紧急通知我“越快越好”。华运解散后，魏姓友人绝不跟朋友来往，反而亲近公安，讨好、请客、阿谀奉承。
当晚，我向另三位朋友提出轻装便服紧急出逃，刻不容缓。三人不同意：不甘心损失几千元的货品；坏了大局，影响不好；各地公安必定穷追不舍，落网必死无疑；未得到长辈指示等等……
这是攸关四条人命的大事，怎可心存侥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我的再三劝说和坚持下，三人最后同意凌晨两点踏单车分批出逃。
没有通行证，路上多哨站。要逃到哪里？逃到何时？怎可连累其他华运朋友？
红高棉政权组织严密，视完成任务为铁的纪律。各地公安对华运人员所有的驻点、联络处暸如指掌，他们必定沿路追踪、严查。他们要是通报上级，那么，一个大区管辖三个省份，恐怕插翅难逃。
我们连跨波罗勉、柴桢和磅湛三省，全程近三百公里，路经茂密橡胶园、湄公河、与金边军队的交战区，无森林藏身的漫长七号公路、藏身于卢苇之中……最后终于成功逃出东南大区公安部门的魔掌，分别抵达遥远的东北桔井省界三处山区密林从事农业劳动，直到一九七九年初红色高棉政权下台。（其惊险过程请阅读拙作《生死逃亡》）
紧急逃亡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元旦。红高棉执行政策，采取行动大多在每月的一日：抓捕阿典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阿罗是十二月一日。
在为时二十天的逃亡途中，我们得到两位前华运通讯员的帮助，夜里摸黑投宿于各地的华运联络站，凌晨又启程出发。三个省华运联络站的朋友们得悉我们紧急出逃，都很吃惊。一位说：“新年伊始，你们就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三位表示支持、为我们庆幸。大多长辈批评我：“你怕死吗？即使是死，也不能出逃。”“坏了大局，把华运置于难堪地位。”“你根本不是干革命的料！”“干革命本来就准备牺牲的。”“胆子小，自私自利。”“破坏中柬革命友谊。”
无论如何，我们是活下来了。四个人中，一位后来死于一九七三年中的桔井事件，一位因糖尿病死于红色高棉倒台后的七九年七月份。一位于八十年代投奔新西兰。一九七三年，在经受多年的磨难后（详见拙作《绝境求生》），我一家于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八日抵达泰国难民营，次年获得美国政府人道收容。
有证据证明我当初若非紧急出逃，只差几个小时就必死无疑（详见《生死逃亡》）。
为虚幻的“革命”献身，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
有证据证明许多立场坚定的华运“革命者”，在我们成功逃亡后，因为“顾全大局”，明知危险仍然坚持革命立场而“坚守岗位”被红色高棉“斩立决”。他们中有成东县原金边端华中学四名师生、原金边新华学校张校长、原巴南市体育老师、逢坡乡黄校长……。还有许多更激进、实是愚忠的“革命者”，主动加入红高棉队伍而先后在其清洗运动中被处死。他们中有金边民生中学训导主任、民生中学专修生吴植俊、贡布省会觉民学校校长徐俊玉和他的一对儿女……，个个都是我们华侨社会的精英。（众多死亡名单详见《印支华人沧桑史》）
岁月悠悠。五十年过去了，是非对错，尘埃落定。如今，分布世界各地的前华运朋友尽量不再提过去的事，或许也没多少人记起我们当年集体叛逃红高棉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永世难忘：死里逃生之外，对于所谓的“海外华侨革命运动”也是一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今年九月中，我致电问候一位比我年长、现患重病的前华运朋友。她居然提起我当年逃亡的事。她说，当时我们出逃的事件在华运中传开来，我不仅受到长辈们的严厉批评，许多年青朋友也认为我不应出逃，更不应鼓动其他人。但随著时间流逝，现在他们都改变看法。作为早期的、也是华运仅有的那次集体出逃事件“很果断，有勇气、有眼光”。
如今，我们在美国安居乐业已经四十馀年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后福”不会从天而降，是要不遗馀力、历经数十年的奋斗争取得来。初到美国，语言不通，身无分文、人地生疏、家庭重担，困难很大。我们从没申请福利救济，一切白手起家。培养四个儿女上完大学，也没申请助学金、没贷款。在美国创业也非容易，做了十一年的贫穷黑人区餐饮业，尝尽类似仇亚事件的恶行再转行做中医药。
如今，我们在唐人街经营了二十五年的“长寿堂药材行”，是当地唯一传统中医方脉和针灸相结合、为不分种族的民众服务，又宣传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医药场所。我们四个子女个个都成绩斐然：融入主流，服务社会。大女儿是“美银”超级副总裁，二女儿是药材店接班人，处处为病人或顾客著想，网络充满对她的赞词；三女儿是费城医科大学副教授，年度教师质量、最受欢迎教师评比年年荣获第一；小儿子是电脑操作员兼佛州保险公司福利顾问。我们都生活在安宁、良好的社区。第三代，也接受良好教育。
二零零六年，我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之馀，用十年时间完成第一部著作：长篇记实小说《红色漩涡》——全面记录红色高棉血腥统治史，此书得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图书馆收藏。后来又先后出版了《红色漩涡》英文版、《三十年美国路》、《从中国、柬埔寨到美国》。不久的将来，我将出版《二十五年中医经验方》和《美国魅力》。馀生之年，我仍将不遗馀力继续为文揭露红色高棉的滔天大罪。
我的人生经验是：走正道、发挥所长、毅力、奋斗。这源于经历漫长深重的灾难，始于那次紧急逃亡，成了“革命异类”。
（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五日于美国）
作者：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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