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稱大陸網上遊戲軟件是「精神鴉片」;與此同時,中共更以「大躍進」模式發展體育產業,發展目標是到2025年體育產業總規模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應該說,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精神鴉片」,又以「舉國體制」大搞體育產業,總令人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販賣真正的鴉片。
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2013年8月刊發《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說,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所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該文援引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的王錫富的回憶:「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種大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者陳永發曾於1990年發表論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該文指出,當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甚至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朱德、賀龍和王震等等軍頭都是鴉片販子。當年中央靠賣鴉片獲得經濟支援,成了延安半公開的秘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一文中表揚「死得重於泰山」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其實是死於燒制鴉片過程。
據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七師分會蔡曉鵬《往事輝煌——新四軍七師暨皖江根據地創新發展戰時經濟的歷史回顧》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領導下的全國各根據地處於最艱難時期。根據地縮小、部隊減員、供給困難成為各根據地面臨的三大難題。而新四軍七師皖江根據地,主要靠拓展「特種貿易」(即販賣鴉片),以百倍以上的差價,為根據地獲取了巨額利潤。
毛澤東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號召全國「鍛煉身體,保衛祖國」,但他領導之下的中共卻又曾經種植罌粟和販賣鴉片,都令人有一種「違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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