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幾年有關中國經濟的關鍵詞就是”債務風險”，近三年兩度掀起討論熱浪，主角均是中國房地產超霸恆大公司，華爾街關注的重心就是恆大破產後的債務風險是否會外溢。今年從8月中旬恆大在美申請破產之後之後的熱議持續了約20天，《華爾街日報》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國，但債券投資者除外》按了暫停鍵，該文稱恆大債務風險不會外溢，因為許多中國公司發行的美元債券與美國國債之間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對穩定，這表明投資者認為，雖然中國經濟放緩，但不會嚴重到令這些公司無力償還債務的地步。恰在此時，《中國新聞周刊》於9月6日刊發一篇《70萬個村莊，欠了9000億？》，海外一些自媒體以為這是重大新”新聞”，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將垮台”這個老話題。
村級債務是積年沉疴
其實，村級債務問題算是積年沉疴，多年來也不斷有文章談到。
按時間先後排序，以下幾篇很有代表性：
賀雪峰：《解決村級債務刻不容緩》（2015年10月28日）
梁曉飛、劉良恆：《越是「明星村」，負債越嚴重？》（《半月談》，2019年5月13日）
邵海鵬，《村級債務已達9000億！「小村大債」怎麼來的？如何拆彈？》（第一財經，2023年3月8 日）。
梳理這幾篇文章，村級債務的形成一目了然：
1、債務分新舊，成因不同。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國村級債務規模為4000億元。
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70萬個行政村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達到9000億元，村級組織平均負債達130萬元。
根據上述文章採訪三農專家們，村級債務分成兩類，其中一類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間村集體形成的債務，被學界稱為「傳統村級債務」或「舊村級債務」，為4000億。這部分稅費改革前形成的舊村級債務，部分是因收繳稅費導致的債務，部分是村集體為完成上級的經濟考核任務而舉債興辦集體企業形成的。除了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民間金融機構的借貸之外，還有向村幹部與村民借貸的高息借款。另一類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形成的新村級債務。村莊建設導致的建設性債務是新村級債務的主要來源，項目制則是新村級債務產生的制度背景，籠統計算，2019年的9000億減去2006年以前的4000億，新村級債務約為5000億。
2003-2023「建設新農村」花費巨大
說起來，中國農村在中國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變，當年中國改革始自農村，帶頭吃螃蟹的是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私下發起的包產到戶。簡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國農村改革曾經中國社會帶來了生機，但從1990年代中國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之後，農村在一段時期是放任自流狀態，迅速走向破敗，不少地方鄉村黑勢力泛濫，出現了所謂「三農問題」，當時政策研究者與學界將鄉村治理分解為農業（生產）、農民（人）、農村（社區），似乎認為可以分開治理取得成效。胡溫時期，「三農」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因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鄉村治理。從2023年開始，口號隨着治理重心不斷變化，胡溫時期叫「千村示範、萬村整治，造就萬千美麗鄉村」。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浙江的鄉村治理口號是「千村向未來、萬村奔共富、城鄉促融合、全域創和美」。如今早已棄用 「三農問題」，稱之為「鄉村治理」。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然需要花大量銀子。取消農業稅後，國家公共財政資源是以項目制為主要形式向農村輸送的。具體說，中央政府為了保障專項轉移支付體現政策目標，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資金，村莊在承接項目時也需要一定資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於對基層政府或地方社會產生激勵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沒有能力籌集相應的配套資金，只能採取借債、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級債務。研究者總結說，如果說舊村級負債是一種資源擠壓型負債，新村級負債則是一種資源輸入型負債，形成於21世紀以來國家大規模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資源的過程中，是資源下鄉的一種異化結果，這一總結堪稱到位：「產生巨額新村級債務的原因當然不在於資源本身，而是在於資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說白了，在中國腐敗的吏治環境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項目資金成了村幹部這個小的權力共同體的吸金管道。
在建設性債務之外，新村級債務中還有一種因集體經營項目產生的經營性債務。村級債務中經營性債務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於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浙江省麗水市的村莊就有這樣的例子。《中國新聞周刊》採訪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麗水市有986個村子有村級債務，負債金額共計5.93億元，其中集體經營性負債約為3.73億元，占比接近63%。經營性債務的償債能力，由舉債村的經營能力決定。麗水市村級債務中，3.73億元的集體經營性負債推動形成資產6.09億元，年度收益4722.45萬元，平均收益率達12.64%。當村莊自身條件一般或是村集體經營能力有限，經營性債務可能會成為難以填滿的窟窿。廣東省一些城市周邊的村莊為了發展經濟，向銀行借貸在村里建了工業園，期望工業園建成後租給企業，形成穩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業園的設計不科學、招商不順利，項目經營失敗，因此形成村級負債。經營性債務則主要是向當地農商行、信用社的貸款，還有一些是向「先富起來的村級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債務。
據研究者調查後分析，經營性債務可能會比建設性債務更棘手。呂德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建設性債務形成後其實就鎖定了，不會增長，但經營性債務可能會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當地為了盤活經營性項目有可能持續投入，使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賀雪峰的文章認為，村級債務直接影響了鄉村治理。村級債務總量並不龐大，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數量遠大於此。村級債務數量並不大。甚至相當部分村莊，國家每年轉移下來的財政資金，要遠遠大於村級債務。因此，村級債務問題本質上不是資金問題而是對村級債務的認識問題，對村級債務負面後果的認識問題。國家每年向農村轉移支付超過萬億的資金，目的是為了緩解三農問題，建設搞好鄉村治理。但村級債務不解決，農村正當的權利義務關係不確立，無論多麼巨大的轉移支付資金在落地時都會事倍功半，達不到應有效果。
村級債務的風險不會外溢
中國債務問題確實是個問題，恆大等房地產公司的涉外債務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時不時熱議的地方政府債務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級債務是另一積年沉疴，但它不算政府債務。這裡我得特別說明一下，中國政府機構的末端是鄉鎮，村委會只算「村民自治組織」，村長村支書均不納入國家幹部等級序列。
基於以前我對中國地方債、中央政府債務、企業債的分析，我認為在中國各種類型的債務中，村級債務可能是風險最不會外溢的類別，影響的主要是欠債的鄉村本身，不會在中國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風險，更不會對中共政權形成衝擊。這就是村級債務形成時間長達20年，年年都在累積，但並未聽說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當年P2P的影響小多了。美國幾大金融評級公司分析中國債務，基本上未涉及這塊的原因也在於此。
現在回答一個曾被問及的問題：如果中國實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組織破產制度，學習現時的英國伯明翰（剛宣布破產）、昔日的美國底特律，中國農村是不是將遍布破產村鎮？好象也不至於，因為畢竟平均每個村子只攤到130萬元債務，至於村裡的秩序如何維持，錢多錢少，其實差別不是特別大，因為這些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給村級的項目資金，多是被相關利益集團層層瓜分，落實到村民頭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會不能再繼續舉債運轉所謂「項目」，最多就是讓村幹部這個權力共同體少了一個吸金管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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