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州華人淘金時代的異族通婚 對族群融合的意義

齊鳴
2021-05-01  更新: 2021-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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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and Amelia Wong, c.1860- 1870s.( 攝影:Stephen Thompson )

近期,參觀悉尼發電廠博物館,偶然發現了一個澳洲淘金時代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來自中國南方的男子Wong和一位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白人女子Amelia,他們在澳洲組建了家庭,並在礦區附近開了一家雜貨店。

看傳媒記者查閱相關史料發現,男主人公的名字叫Wong Ah Sat (黃實),1837年出生於廣東,1857年來到澳洲,他做過淘金者、農民和商人。他來澳後,認識了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白人女子Amelia Hackney。二人於1864年3月19日結婚,Amelia出生於一個富有並受到良好教育的商人家庭。在當時,歐洲女性經常和華人零售商打交道。他們的結合似乎也不意外,並獲得了Amelia 家人的祝福。

結婚後,他們定居於新州的一個金礦小鎮Tuena,做起一般生意,向當地人出售中國和歐洲的商品。期間,他們生育了5個孩子。1875年,他們全家遷居新州一個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的移民定居點(今天位於新州Crookwell附近),在那裡他們又生了四個小孩。1879年黃實歸化澳洲,購買了4000英畝土地飼養綿羊,同時開了一家雜貨店服務於當地居民。他於1916年4月23日在Bolong去世。

Wong Ah Sat store
Wong Ah Sat store. Bolong, NSW (圖: 公有領域)

展館還陳列了當時雜貨店裡出售的各色商品,有澳洲本土產品也有從海外進口的,從家族果園採摘的蜜餞到從德國進口的小提琴琴弦,種類豐富。

早期的「門當戶對」

看傳媒記者查閱資料後還發現,當時澳洲華人和其他族裔結合的案例還有不少。著名的悉尼華僑商人梅光達於1886年與英格蘭裔教師瑪格麗特·斯佳麗結婚。

據澳華歷史博物館館長王興鄉介紹,澳洲華人跨文化跨族裔通婚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的淘金潮時期。據他分析,當時通婚的原因之一是當時華裔女性不多,在1853年,維州當時只有三名華裔婦女,卻有2.5萬華裔男性。

他還提到,當時的華人多與愛爾蘭或原住民女子結婚。他分析,因為那時在社會階層分化上,愛爾蘭人、原住民和華人同屬於較低階層人士,低階層人士之間的交集相對更多。在城市中,華人與愛爾蘭女性結婚,而在鄉村地區,例如西澳或昆士蘭,更多的是原住民與華人跨族裔結合。

華人內部的複雜性 

雖說當時華人和其他族裔通婚並不罕見,但是在當時整個社會對華人不友好的背景下,雙方的結合非常需要突破世俗的勇氣。

記者通過查閱相關史料發現,歷史上,西方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對華人的看法其實有很大的差異,華人受排擠的原因至今值得我們深思。

據澳洲移民遺產中心披露,儘管當時澳洲各地對中國移民的敵意與日俱增,並最終體現為1901年的《聯邦移民限制法》,但黃實家族仍然是其社區中受人尊敬的成員。黃先生的經驗證明了中國商人和市場園丁已成為其社區中至關重要和慷慨的成員,並被越來越多的接受和寬容。文章還提到,當時有數百家由中國商人經營的家庭商店遍布新州。

然而,當記者在閱讀一本關於徐志摩傳記的書時,其中附上了當時徐志摩登陸美國的簽證紙,上面提到美國當時的限制華人移民法案,該法案主要是為了限制華人勞工赴美工作,所以當時的中國人為了能赴美留學,需要聲明非勞務目的。

美國的限制華人法案簽署於1882年,幾乎在同一時間,澳洲各州也出台了限制華人的法案,它們出台的背景有着不少的相似性。

19世紀中葉,美國和澳洲相繼發現了大量裸露於地表的黃金,吸引了一大批來自全球各地的淘金者,華人也是其中一員。

令當時的華人沒有想到的是,千百年來在他們的故土被視為美德的「吃苦耐勞」,有一天會在異邦遭遇水土不服。當時的華人為了掙錢,可以忍受高強度、長工時、低薪水的工作,他們因此在職場很有競爭力。一些人即使拿着低薪,靠着省吃儉用,還有節餘寄回中國。然歐洲移民大多拖家帶口,低薪根本養活不了全家。華人和歐洲移民的衝突由此點燃。

澳洲移民遺產中心的文章稱,羨慕和不滿抵消了對他們工作美德的欽佩。在Turon (1853),Meroo (1854) ,Rocky River (1856) ,Tambaroora (1858), Lambing Flat,Kiandra 和 Nundle (1860 和 1861) ,和 Tingha tin fields (1870)發生的反華騷亂中,華人常常被視作替罪羊。起初他們被視為陌生人,後來被視為競爭對手,然後被視為對澳洲白人的威脅。

通婚促進融合

記者查詢相關資料發現,華工並非一直不受澳洲歡迎,淘金潮之前,澳洲各殖民地曾招募了大量華人契約勞工。後來,隨着黃金的發現,吸引了一大批海內外華人前往淘金。不少歷史學者都分析指出,短時間內湧入大量外來勞工,造成了諸多社會問題。

據相關統計,1854年維州第一次人口調查記錄中,華人只有2341人,1855年一度達到17000人。另1856年3月,新州人口統計中,華人僅為1806人,但是到了1861年,華人已達12986人。

有美國社會學者認為,通婚被認為是消除社會和文化障礙以及社會和文化融合的最權威手段之一,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種族的人們之間密切的社會互動的結果。

澳洲國立大學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員也曾指出,一般來講,移民定居澳大利亞代數越多,與其他民族融合、結婚的比例就越高。

這位研究員指出,第一代華人移民,只有10%到20%與異族人士結合。然而,到了第二代,這個比例有了急劇的增加。第二代華人移民的異族通婚率達到40%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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