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余英時去世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8月1日晚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

余英時先生1930年出生於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在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香港新亞書院和香港中文學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頓。

余英時無黨派，是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選榮譽講座教授，和美國哲學會院士。

在學術上，余英時專治思想史，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通古知今。2006年，余英時先生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具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余英時又獲得唐獎第一屆漢學獎。

余英時逝世後，牆外有華人學者和媒體將他譽為「學貫東西」的「史學泰斗」，並引用他生前的思想和話語，致以紀念和追思。

據紐約時報說，「在寓居海外的華裔漢學家中，余英時是獨一無二的。他曾經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在哈佛接受了系統的西方學術訓練，他的知識體系堪稱中西兼備」。

評論稱，余英時先生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他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學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為當下華語知識分子的典範。

海外中文媒體也對余英時去世的消息進行了大量報道，在總結他中國歷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時，也強調他一直堅持的反共立場。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原籍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1930年生於天津市，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

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那時的中國正在變色，據余英時告訴媒體記者說，1950年的寒假，他去看香港探望父親，休假結束後就做火車回北京，火車還在廣東的時候，他突然想到父親年齡大了，又跳下火車，買了黃牛票，從羅浮橋又回到香港，這一回頭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時才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

網名天下新聞的推特說：余英時僅在1978年率美國漢學家回大陸作短暫考察。在談起那次的經歷時他說 :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厲害關係，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

1989年的天安門屠城之後，余先生對中共當局失望至極，他立誓不再回大陸。

自由亞洲引述余英時的話說:「六四是對我最大的刺激。從前還不是原則上不回去，而是事實上不願意回去。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絕對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獨立學者作家高伐林的推特說，「余英時不願踏上中共治下的土地，中共卻不放棄統戰，派人上門懇望其回鄉看一看」。余先生被逼急了，不得不明說：「我沒有鄉愁」。…

在媒體的報道中，余英時多次重申一句話就是：「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對此，青年學者羽戈說，這句話仿自德國作家托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國時對記者說：「這（流亡）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着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 

不做不問世事的齋人

余英時先生曾多次表示，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是，他卻非常看重自己「知識分子「的角色。

余英時曾說，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這種信持之下，余英時先生成為當代華人世界中持續關注現實、堅持在公共領域發聲的知識分子。

媒體人羅四鴒曾專訪了余英時，在報道中說，余英時對當下中國時政非常了解，甚至包括當下被嚴密鎮壓和審查的群體性事件。余英時說，幾年前，大陸媒體比較自由時，經常報導每年群體性事件和抗議，有時竟至十幾萬次。近幾年來，媒體控制越來越嚴厲，外界已讀不到這類統計數字。余英時表示，以中共的專政力量，它也許能把這些個別的抗議和危機一一壓制下去，但這是一個無盡無休的過程，誰也不敢說壓制可以永遠成功。專政一天比一天加緊，正是它「害怕」的反應，所謂「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實是在掩飾「害怕」。

因此，余英時說，雖然看不出中國現狀如何改變及何時改變，但他仍然堅信目前的極權統治並不是鐵打的江山，因為存在着內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極權體系在短期內也許可以維持一種表面上的「穩定」，但是暗地裡卻在不斷弱化之中。

2018年12月，《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創辦人、前總編輯程益中曾去拜訪余英時先生，余英時先生對他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新聞，新聞就是現在的歷史，歷史和新聞兩門學科之間是相通的。這讓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勵。

程益中說，余英時先生不是那種不問世事書齋中人，他對當下中國、對中共政權的過去現狀和未來都有着深切的關懷，這對於讀書人來說是莫大的鼓勵。 

中國面臨巨大的史學危機

作為歷史學家，余英時非常關注當下中國的歷史研究狀況， 余英時認為，中國當下雖然有零散好的歷史研究著作，但整體來說，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史學危機。

余英時說：「從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啓超等人提倡新史學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國史學已踏上了現代化的台階。再經過「五四」新思潮激盪，特別是其中「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長期進展，中國史學面貌為之一新。」

「而在抗戰期間，第一流的史學著作仍源源而來，舉其最著的例子，便有陳垣有關佛道兩家宗教史的研究，陳寅恪對隋唐制度和政治的專論，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董作賓的殷歷譜，錢穆和張蔭麟的兩部史綱等。」他說。

余英時認為，自1949年起，中國史學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運。史學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構思的自由，中國的歷史課本便越來越走向宣傳的路。到了1966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歷史則完全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工具，用謊言來抹殺事實真相已成為常態。今天作為大學中意識形態課程之一的「中國現代史」便是徹頭徹尾的偽史。

寫史必須用「直筆」，不能隱藏或歪曲事實，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後世朝廷史觀在《起居注》中記載皇帝的言行，無論是善是惡，也都援事直書。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為史官所拒絕。古今對照，不但中國史學危機的深度顯露無疑，而且中國極權統治怎樣摧毀傳統文化也得到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典範」

余先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在余英時先生看來，錢先生着重「東西文化」的「得失」和「優劣」， 而余英時先生關注的是文化異同的問題。余英時認為，與文化異同密切相關的則是歷史變化的問題。余英時說：「總而言之，二千年不變的歷史論斷對我越來越沒有說服力，因此尋求這兩千年間的歷史變動，終於成為我早年治史的重點所在。既然以變動為出發點，在某些問題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於現代，以『通古今之變』。」

余英時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論文400餘篇，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他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

其中，《歷史與思想》是余英時最著名的書， 1976年在台北出版，曾經過 34次印刷，是史學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

儘管其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北京當局思想相牴觸，但他的著作2004年後曾在中國大陸大量出版。直到習近平當政，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達通知，要求將余英時的著作全部下架，據稱有關部門把出余英時作品的多家出版社領導召到北京「訓話」。

在余英時的學術研究領域，上起春秋戰國，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關係史等，涉獵廣泛的研究也不是無的放矢，「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後，便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對照之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色。」他說。

評論稱，余英時先生的一生學術成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中國現代學術建立了一個「典範」。 

糾正費正清對中國的錯誤認識

有歷史學家指出，余英時除了在中國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貢獻之外，還對糾正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等人對中國的誤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川普時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的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和軍事史教授余茂春指出，余英時曾與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在哈佛共事二十多年，並以同事的身份對費正清對中共的錯誤看法進行有理有據的批判。

但余茂春強調，余英時並不是政策專家，「所以他的影響主要是從知識層面上來講的，比較有哲學意義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響主要是轉變人們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方面。」

1991年費正清去世後，余英時曾撰文《費正清與中國》以茲紀念，這篇文章收入《余英時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說，費正清認不清中共所繼承的專制傳統，三四十年來他和許多「中國通」對中共發展的估計幾乎沒有一次不錯，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識才是費正清的觀點的致命的弱點。

余茂春則認為，余英時對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統治的弊端，「余英時的一個看法是，中國共產黨摧殘中國文化最大的罪惡之一是徹底摧毀了紳士階層，以黨的領導來對中國這些中間的紳士階層進行徹底的清算。」

余茂春指出，余英時對中國知識分子非常友善，這是來源於他對中國未來的清醒看法；他認為中國未來的中堅力量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有政治抱負、有遠大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 

網絡對余英時先生的悼念

儘管這位享譽中外的歷史學家因其鮮明的反共立場，在牆內頗為敏感，但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依然出現連篇累牘的網帖表達對余英時去世的哀悼和惋惜。

@畫影夜燭發帖說：余先生一生，以學術功力連結自由理念， 埋首典籍的同時不忘社會關懷，乃是當代知識人的楷模和精神領袖。余先生永垂不朽！

@光明恬淡發帖說：余英時先生是最後一位參加過五七年反右之前的那個著名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哲學家。之後的中國，天翻地覆，走向了徹底打倒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的反右和文革運動，毛對知識分子的報復持續了20年。

@百家舟引用孔子《論語》中的一段話發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段話的引申含義就隱藏在全網轉發最多的余英時本人的一句話里：「我在哪裡，中國便在哪裡」

@袁燦星發帖說：余英時說：「我在哪裡，中國便在哪裡」，乃是文化的中國，而非王朝的中國。

遠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經濟學者何清漣8月5日也在推特上發帖說，「我這輩學人幾乎都讀過他的《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開啟了大陸當代知識分子社會作用研究之門。」

《北京之春》榮耀主編胡平認為，反對中共體制，在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中並不少見，但余英時貴在能夠堅持。胡平強調，余英時作為中國文化的承擔者，他是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