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的輿情熄滅了嗎？

在官方和民間面前袒露了一些問題：豐縣事件的輿情過去了嗎？你可以不用再關注這件事了嗎？尤其是在董志民被判9年，幾名人販子最高領刑13年的情況下，是否代表這件事就翻篇了？在上級的指導和直接介入下，豐縣事件的法制處置能打多少分？

從官方角度來說，這件事的主體部分算是應對過去了。那位對外界風暴完全無感的小花梅正在接受治療，政府給她、董志民及其生物學兒子安排了低保和醫保。該治療的人治了，該坐牢的坐牢了，該救濟的救濟了，黨和政府既金剛怒目又菩薩低眉。

在輿情處置上，豐縣事件最終還是被限定在徐州層面，不管是用法律掃尾，還是用救濟打圓場，成功地沒有讓它外溢出江蘇。民眾曾提供一種思路，將小花梅送回雲南老家，指定監護人或者由雲南當地民政接手，現在看，最終是江蘇一手包辦了「燙手山芋」。

徐州宣布幾個人的刑事判決後，輿論先是經歷了一陣錯愕，然後繼續回到追問和質疑的固有模式下。追問小花梅現在的情形，質疑對董志民適用罪名不當和量刑不重，不該是「虐待家庭成員」，竟然比小黃書作者、掏鳥窩大學生的十年徒刑還輕。

這些質疑聲沖淡了官方在豐縣事件上的現實考慮，本來以為是可以進一步釋疑解惑的新華社通稿，未能達成既定的說服作用，反而被尋章摘句，用以批評法制+民政相結合的終極解決方案。而這一次，豐縣徐州再一次成功拿到了省里、最高檢的背書。

在省里的視角看，從豐縣「無拐賣」的最早一份聲明，到現如今指導徐州辦案、判案，上司越卷越深，不得不站出來替地方擦屁股。然而從終局方案來看，不論是南京還是徐州都沒落個好。豐縣自然不用多說，早已被列為罪惡之地，徐州和江蘇也未能全身而退。

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對董志民等拐賣收買小花梅的一干人等處以刑罰，官方動用了最高檢釋法，可民間依舊不接受該份判決，因為輿論認為該判決與董志民等人的罪惡不匹配、更與小花梅的悲慘遭遇不匹配，判決不是解救，不是治癒，它甚至都不能安慰。

所以，輿論對相關判決的態度，實際上包含了這麼一種解讀：這份判決確認了民眾對買賣婦女罪名下量刑畸輕的集體憤懣，刑罰看似已經定格，可距離民意尚遠。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該份判決很容易提醒人們注意，打擊買賣婦女背後的法律問題。

有一個早期的旁證是，江蘇官方曾透過編劇李亞玲釋放信息，試探民意。主要信息是兩點：董志民沒有用鐵鏈鎖小花梅，董志民也沒有收買，所以省里在定性上犯難。而現在的判決，否定了借李亞玲之口放的口徑，有買賣，有鐵鏈虐待。

一年內，什麼原因促使江蘇在省級層面上確定此案的性質，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對董志民收買小花梅的情節認定，對鐵鏈虐待的確認，這些前置條件的建立確實掃清了許多處理障礙。但量刑備受詬病，是它默認了董志民與小花梅的婚姻關係，保存了這個「家庭」。

給外界的感覺是，江蘇對董志民家庭的保護，要甚過對被拐賣婦女的保護，這樣的糟糕觀感在宣判通告公開那一刻被固定下來。由此，不管是鄉村幹部做什麼，各級婦聯怎麼幫扶，民政如何賣力，都給人最糟糕的認識：這是維護被拐婦女的悲慘境遇，而不是幫她。

應該說，江蘇在豐縣事件上止步於董志民家的虐待現場，風能進，雨能進，法律未能進。讓被拐婦女-尤其是失智女性留在收買者家中，幾乎是所有拐賣婦女事件的共性。這不由得讓人懷疑，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罪責之所以那麼低，是因為倒果為因，需要檢驗立法初衷。

對於社會主義婦女解放事業來說，豐縣事件最後仍將小花梅安置在與董志民的家庭關係中，將其作為最優解，這是輿論至今不原諒豐縣、不接受最終結果的根本原因。如果真的重視婦女解放，這就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與這一事業相矛盾。

有論者認為，豐縣事件上女權爭奪敘事的努力失敗，「生育八孩」的官方敘事占據最終勝利。可如果仔細分析，官方敘事不僅沒有勝利，反而輸得很慘。因為單就社會主義的婦女事業而言，豐縣事件的最終處理方案贊成什麼、否定了什麼，是一清二楚的。

不誇大地說，自此而後，無論江蘇在婦女事業上取得怎樣的成就，豐縣事件都會是這些耀眼成就的「命門」所在。而在一起影響如此廣泛的拐賣婦女事件中，省市縣三級政府對建立在罪惡基礎上的「婚姻家庭」的認可，將持續地、無聲地抵消包括婦女事業在內的蘇省形象。

因此，爭論量刑輕重、罪名是否適當，當然是必要的。可要害在於，江蘇對豐縣事件的處理，不管是法律上，還是民政上，核心就是確認了被拐賣婦女被強加的「家庭關係」的正當與合理。只要這一點沒被打破，不管怎樣正面宣傳，豐縣輿情永遠不會結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