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報告:維吾爾人被發配全國「強制勞動」 世界大品牌都涉其中

黎辰
2020-03-01  更新: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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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報告稱「中共針對少數民族的社會改造運動已進入了新階段」。據信圖為一個位於新疆地區阿克托以北的再教育營地。(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根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一份新的報告,中國政府已經秘密地將8萬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從新疆集中營轉移到了全國各地的工廠「強制勞動「。這些工廠為數十個全球知名品牌供貨,涉及技術、服裝和汽車等諸多領域。

被報告點名 83個大品牌「蒙羞」

ASPI報告確定截止2019年,有83家國際和中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牽涉了潛在的虐待勞工轉移計劃,使用發配到各地的新疆維吾爾工人,其中一些品牌與中國的多家工廠有關。

2019年7月,有維吾爾族工人被派遣到CRRC公司。這是一家中國國有鐵路製造商,目前正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建造火車。

報告中被點名的品牌包括:

科技公司:Acer、蘋果、亞馬遜、華碩(ASUS)、思科(Cisco)戴爾、方正集團(Founder Group)、通用電氣、谷歌、海信、日立、惠普、HTC、華為、iFlyTek,日本顯示器公司、聯想、LG、Meizu、微軟、Mitsumi,、Nintendo、諾基亞、Oculus、Oppo、松下、三星、夏普、西門子、索尼、東芝、清華同方、vivo、小米、中興;

服裝公司:Abercrombie&Fitch、阿迪達斯、Calvin Klein、Carter’s、Cerruti 188、Fila、Gap、H&M、Hart Schaffner Marx、Jack&Jones、Lacoste、LLBean、Li-Ning、Nike、The North Face、Polo Ralph Lauren、Puma 、斯凱奇、湯米·希爾費、,優衣庫、維多利亞的秘密、扎拉、傑尼亞;

汽車公司:寶馬、北汽汽車、長安汽車、廣汽集團、吉利汽車、通用汽車、捷豹、路虎、梅賽德斯·奔馳、名爵、三菱、榮威、上汽、SGMW、大眾汽車;

消費品:博世、伊萊克斯、海爾

其他:博世、伊萊克斯、海爾、Alstom,、Bombardier,、BYD、 Candy、CRRC,、Mayor。

在報告發布之前,ASPI聯繫了這些公司對這些指控做出回應。

阿迪達斯、博世和松下表示與供應商沒有直接合同。但是,它們沒有能夠完全排除供應鏈中的下一步環節與中國的供應商沒有關聯。

美國服裝品牌Abercrombie&Fitch告訴《新日報》(The New Daily ),它已與涉嫌使用強迫勞工的供應商終止了聯繫。Abercrombie&Fitch的發言人表示,在去年的「定期審查」之後,該公司已停止從被ASPI點名的一家供應商採購。

「在2019年我們對全球供應鏈的定期審查後,我們決定從2020年起停止從這家紡織廠採購,我們已經正式指示我們的供應商不要從該紡織廠中採購任何材料。」該公司的一份聲明說。

全球供應鏈「受污染」

該報告由ASPI國際網絡政策中心的研究人員撰寫。第一作者許秀中說,調查結果表明,維吾爾族被強迫勞動「現在已經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我們看到,新疆「再教育營」的維族人被發配到中國各地的主要工廠,這牽扯到全球的品牌及其億萬消費者。」

許女士說,全球品牌「都有一個共同點」,其供應鏈被「監控下的強迫勞動所污染」。

她說:「我們絕對不能忘記,這種強迫和監視勞動來自世界上最受壓制的地區之一,那裡大部分人口受到頻繁的監視、軟禁或任意拘留。」

報告稱,中國政府因「其在新疆的非法再教育營」而受到了國際譴責,但該研究揭示了「中共針對少數民族的社會改造運動已進入了新階段」。

許女士警告說,在供應鏈中使用維吾爾族奴工的公司可能「發現自己違反了國際和國內的反現代奴隸製法律」。

COVID-19爆發中維吾爾人仍被轉移

ASPI的報告稱,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至少有8萬名維吾爾族工人被轉移出新疆,根據一項中共中央政府的「新疆援助」(Xinjiang Aid)勞動力轉移計劃,被分配到各地工廠。

報告稱估計數字是「保守的,實際數字可能會更高」。

維族人向中國東部和中部工廠的轉移在2020年仍在繼續,儘管中國大部分地區由於COVID-19爆發而處於封鎖狀態。

研究人員說,這種做法標誌着中共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少數民族的鎮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而此前官方聲稱被拘留的少數民族人口已經獲釋。

報告發現,一些工廠似乎正在使用直接從「再教育營」派出的維吾爾族工人。

報告概述了「強迫勞動」的案例,但研究人員表示,「要想確認是否所有來自新疆的勞力都是強迫性的,是不可能的」。

報告說,從新疆發配出來的維吾爾族工人面臨嚴酷的工作條件和嚴格監控。「在遠離家鄉的工廠中,他們通常住在被隔離的宿舍里,在工作時間以外接受有組織的普通話和意識形態培訓,受到不斷的監視,並且禁止參加宗教活動。」

中國當局和工廠老闆通過直接和電子方式監控管理這些維吾爾族工人。

報告稱,包括政府文件在內的大量資料表明,被轉移的工人被人看管,行動自由受到限制。』

研究人員獲得的一份省政府文件描述了一個從微信群中提取的數據,以及一個智能手機應用程序,該應用程序可監視每個工人的行蹤和活動。

該報告還顯示,中國政府官員和私人中介因向工廠分派維族工人而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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