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一輩子生活在上海，我平生第一次遇到如此夢幻的事。
之前當然也從媒體上陸續看到過許多外地城市「封城」抗疫的消息，我儘管也很關注，但從未認真設想過它竟然也會發生到上海人身上。
甚至就在三周前本輪疫情剛抬頭之初，我還斬釘截鐵地對一位多年的上司說，上海是不可能走「封城」這麼一條抗疫之路的……
我現在強烈地希望它很快就會結束，以後再也不要發生，雖說這事說到底由不得我這樣的上海市民。
01
這兩天的混亂引發了很多老百姓的不滿。一般來說，他們把怒火指向各級官員，尤其是他們每天接觸得到的基層幹部。
我年逾八旬的岳父就是一個長期依賴血透的尿毒症病人，為了讓他做上一次血透，我太太折騰掉了半條小命，幾乎動用了所有親朋好友資源，還把居委會的書記、主任差得團團轉。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她又在為父親的下一次血透上躥下跳、血壓升高……
不用說，這其中必然碰到了大量令人火冒三丈的「釘子」，滋生出對各級、各部門辦事人員的許多抱怨、乃至憤慨，也吵過好多次的架。
不過我一直在跟她分析討論，並且認為，把所有這一團糟歸咎於各級執行者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甚至「缺失人性」，顯然不是看問題的正確視角。
相反，我覺得，這些辦事人員中的大部分都是認真盡責的，當下更是一肚子委屈。我對別的地方沒有發言權，但至少在上海，特別是基層，事實就是這樣。
我這幾天也一直在努力讓禁足中坐立不安的自己沉靜下來，變成一個更好的觀察者。我認為，「封城」就是一次真刀真槍的「社會實驗」，從中可以觀察到很多平時在紙面上推演時很難感知的真實世界裡的第一手材料，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社會治理中的一些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
在所謂「全域靜態管理」下，說穿了其實就是在「封城」的情況下，不管是多麼無奈，多麼有效，多麼應該……總之，社會就進入了一種臨時或緊急的「計劃經濟」狀態，這是大多數混亂的癥結所在。
許多人也許至今都沒有搞清楚計劃經濟的壞處究竟在哪裡？他們大概認為，是因為那些重要崗位上擁有重要權力的官員的官僚主義、玩忽職守、推諉搪塞或能力太差，簡言之就是計劃不周和執行不利。
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是計劃經濟的本質問題。就算所有的官員都恪盡職守、能力卓絕，計劃經濟也是行不通的。當然我也認為，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一定會造成官僚主義和能力低下。
02
前幾天發生在東方醫院的悲劇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一家醫院的保安攔住一位拿不出兩次核測報告的哮喘病就醫者時，他不正是在恪盡職守嗎？而當這位就醫者就是本院護士時，保安的絕不通融精神恰恰意味着他的恪盡職守已經可以打滿分！
我來簡單闡釋一下，希望讀者朋友能理解——
社會中每一個行動者每時每刻都會接收和釋放許許多多的信息，這些信息包含了人們的意願、訴求、現狀以及他們具有的條件。
對於他人來說，這些信息就是一個正常系統中的「信號」。人們會對自己接收到的信號加以分析，基於自己的利益和意願（其中必定也包含了道德價值因素），決定自己下一步該如何行動，並隨時做出調整。
而他們做出的決定和行動，又是在對其他的行動主體釋放信號，這意味着這些信號之間還會產生複雜的相互影響。
因此，這個系統的每一個部分都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着變化和調整。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行動的人都既是執行者，也是（自我）計劃者。這樣的雙重身份使得他們能夠立足於自身的意願和利益，依據接收到的外部信號，自主地作出計劃和行動，並為這些計劃和行為的後果負責。
而計劃經濟條件將執行與計劃分開，分別由不同的部門和人來負責，並且必然地分解成許多層級。在這樣的制度框架下，當一個執行者，如醫院保安，接收到某一信息，如有一個患者要求就醫，他的正確做法必定是根據上級計劃者先前給他下達的指令做出反應，即沒有兩次核測陰性證明即不得入院。
如果患者的情況很緊急，已經有生命危險，這意味着保安接收到了新的信號。這時候他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只能將這個新信號儘快反饋給上級計劃者，並期待上級下達新的計劃指令，這是他作為一個恪盡職守的計劃執行者唯一正確的處理方式。
但所有這些過程都需要時間，即便是再恪盡職守、能力卓越的計劃者，對來自四面八方無數的信號進行接收、梳理、分析、研判……直到最後做出「新計劃」，下達「新指令」，都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很可能非常漫長，如果事態相對比較複雜的話。
等到計劃者發出的「新指令」，例如接收或轉運這個求醫者，經層層傳達，抵達到下級行動者、也就是醫院保安時，那一端的信號又變了，患者已無生命體徵。這意味着相關行動者和計劃者又需要根據變化了的新信號，做出新的反饋和新的計劃……
03
請注意，這還只是一個基礎模型，真實社會中絕大多數現實問題，都擁有比這個基礎模型的數量和層次多得多的要素。
就拿一位老年血透病人來說吧，即便他為了能做上血透而歷經千辛萬苦拿到了兩次核測報告，醫院也同意接收他，但假如他因為年老體弱而自己無法獨立往返醫院，就意味着需要子女陪同。
但如果子女不與他住在一起，更不巧的是，子女的居住小區因為有陽性病例而恰好處於7+7封控狀況，這就意味着，子女要能夠出家門就需要獲得有關部門（計劃者）發出的「閉環轉運單」。又因為子女來自封控小區，還需要由配備專業大白和嚴格消毒的120「閉環轉運車」來接送。
為了弄來這樣的「閉環轉運單」和「閉環轉運車」，子女又必須聯繫自己的社區和街道，通過他們報送至區一級的疾控中心（「計劃者」）。
這些都需要時間和過程，例如，醫院、居委會、街道、區疾控中心要不要核實居民呈報的信息是否真實，判斷居民的訴求是否合理？更何況這些多層次穿插交互的過程中，還很可能會出現差錯。
你現在還覺得，這在一個常態化的社會裡是可行的嗎？要我說的話，恰恰相反，任何一個環節上的計劃者和執行者如果出於「人性溫暖」而作出通融，這才是「玩忽職守」和「不負責任」！而整個計劃體系就會土崩瓦解。
所以，幾年前當中國的一位互聯網大佬說什麼現代先進的IT技術可以讓計劃經濟變得可行云云，我簡直驚掉了下巴！
IT技術只是加快和提升了上面說到的各種「信號」的傳輸和處理而已。例如有了手機，那個醫院保安得以在很短時間裡就把自己接收到的信號呈報到上級計劃者那裡；有了更先進的軟件，上級計劃者有可能更快更好地調整，以作出「新計劃」。
但IT技術再先進，也不能預測尚未發生的信號，更不能就尚未發生的信號對計劃作出隨時的動態調整。
現代互聯網工具，包括一日千里的AI技術或許對改善人們抱怨的「計劃不周」和「執行不利」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歸根結底，它無法改變的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和調整中的「信號」「計劃」與「執行」之間的相互匹配關係。
04
一句話：「計劃不如變化快」，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計劃是不是完美、執行是不是完美，並不是決定計劃經濟不可行的根本原因。毫無疑問的是，越大的經濟體，分工合作越複雜的社群，這種計劃經濟體制就越不可行。這就是為什麼我之前一直堅信上海不可能「封城」的重要理由之一，因為城市越大，計劃就越不可控，執行難度也越大。
那些把東方醫院悲劇歸咎為「人性缺失」的人或許會認為，即使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醫院的保安也會狠心攔住或溫情通融，攔住或放過一些希望就診的病人。我想指出的是，只要是正常（合法）情況下，兩者在性質上截然不同。
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和醫院的確會設置一整套的規章制度，它們中也有許多剛性約束條件，但這些不是特殊情勢下針對個別對象的「命令」，而是一般狀態下的普適「規則」。
根本的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不可預期的，對不同對象採取區別對待；後者是可預期的，對所有對象一視同仁。比如，去醫院看病要帶好醫保卡、不能光着膀子、醫院裡不能抽煙……
這些都是在相當長的時間段里完全可以預期的，也是所有就醫者完全有能力做好準備並符合條件的。但當一個突然大出血的病人去醫院去救命前十分鐘，他都並不知道自己下一個十分鐘會大出血。他不可能會時刻準備好用於急診的核測報告，況且，核測報告的有效期只有48小時。
這些天聽到無數親朋好友討論要為疫情（實際上是抗疫）「早做準備」的聲音，但計劃經濟的本質決定了你幾乎無法做任何準備。「計劃者」下達的任何「計劃」都不是你有能力提前預期的。而且，任何一個「計劃」要得以完成，都需要無數其他「計劃」的配合，恰如任何一筆市場交易的完成也都需要其他無數交易的配合。
區別在於，「計劃」需要人為地、有意識地去推動，仰賴的是權力指揮；「交易」則完全不需要，它是無意識、自發地完成的，受利益機制的驅動。比如你的飢腸轆轆時，食品店賣給你一個饅頭，不是因為它的老闆充滿了人性光輝，這個社會洋溢着人性溫暖，而是因為他有利可圖。假如沒有了食品店，那麼你飢腸轆轆時得不得到一個饅頭，得到的是饅頭還是大餅，就完全取決於上級計劃者的命令和下級執行者的辦理了。
但這些計劃者和執行者並不了解你的意願和需求，就算了解也不一定能幫到你。因為他的計劃和執行受到一系列其他計劃和執行的硬約束，它們的存在都不是為了迎合你。相反，市場由於利益機制的驅動，總是在千方百計試圖迎合你。
自「全域靜止管理」開始後，我就聽到各處的親友或歡天喜地、或怨天尤人地談論政府向每戶居民發放「食品大禮包」的消息。
應該說，在目前的狀態下，這是一個負責的「計劃者」所應當做的。當然從根本上說，這也是計劃經濟邏輯的必然：當人的生活須臾不能離開的蔬菜食品的正常市場交易不復存在時，就只能依靠政府計劃來調配供應。
誰都知道，這只能是臨時救救急的，不可能長期維持。我猜想很多人的思考會停留在「錢哪兒來」這個層面。我還想告訴大家比這更為根本的：當這種計劃調配取代了市場買賣後，價格機制及其背後的供求關係就不再發揮作用。如果這種由政府統一採購、按計劃調配發放的做法維持一定的時間，比方說一個月以上，蔬果的供應（生產）方連該種什麼、不該種什麼都不再了解和關心。
對老百姓來說，不管是政府送的，還是收錢的，總之失去了需求方的選擇權。給你什麼你就吃什麼，問你收多少錢你就付多少錢，嚴重的短缺就是下一步的邏輯必然。
當一切的資源配置都需要人為有意識地「計劃調配」，以取代無意識的自發的「市場交易」時，就一定是這個結果。
05
本文的重點並非討論「封城」抗疫政策的優劣利弊，而是想引起更多讀者通過這幾天的切身體驗，感受和觀察一下真實的計劃經濟究竟意味着什麼，以便加深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這兩種經濟制度的理解。
我並不否認，臨時性的計劃經濟並非完全不可以。比如在戰爭時的交戰地、嚴重自然災害或人為災難的發生地等等，實施一些管制或許是必須的。但需要切記的是，這也不是因為管制比市場更有效，而是因為在那些地方，一個正常市場高度依賴的信息流通在戰爭或災害的破壞下已無法正常運轉。
換句話說，市場本身已經不存在或嚴重殘破不全了。在這種情況下，用行政手段進行資源調配，可能比無所作為地被動等待市場機制自然修復，至少有一些差強人意的基本保障，能夠避免重大人道主義災難的發生。一但市場開始自我恢復，這種臨時性的管制就完成了使命，應當立即撤出。
這幾天我唯一感到一絲欣慰、甚至欣喜的是，處於封控中的市民為了解決每日生活中的各種實際困難，尤其是當發現看似美好的「計劃」根本行不通時，展開了積極的底層「自救」。
這最突出地反映在各個居民小區的業主群里，各色人等紛紛拿出自己的資源、施展自身的特長，相互合作。搶菜的搶菜，幫就醫的幫就醫，做志願者的做志願者……
大多數合作者之間甚至原來壓根就素昧平生，一個原生態的「民間社會」在過去的一盤散沙上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這倒是要感謝現代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它們極大地提高了「社會」恢復的效率。
這也從反面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要對「市場」失去希望和信心。當然，它能發育成什麼樣，取決於「計劃」的力量失敗到什麼程度。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獨角鯨工作坊，原文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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