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中共既是殭屍更是魔怪

沉悶之極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於十月二十九日草草收場。當日發表的會議公報，毫無新意。有的只是”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這一類無聊之極的假話空話套話，以及”兩個維護”、”三大攻堅”、”四個意識”、”四個自信”、”五位一體”、”六穩工作” 、”六保任務”之類俗不可耐的廉價口號。官媒上千篇一律刊載的那些木偶般齊刷刷的舉手姿勢，更是不堪入目。

當然，世人最感失望之處，還不在於此次會議之沉悶無聊，而在於會議再次顯示習記中共中央反省糾錯能力的缺失和怙惡不悛的頑劣蠻橫。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客觀現實，世人有目共睹。冥頑不靈的習近平逐步將中國拖入絕境種種倒行逆施，早就招致天怒人怨。海內外中國自由主義陣營為實現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對習近平及中共頑固派的系統批判，自不待言。自從2016年3月國內官方網站”無界新聞”轉載海外媒體敦促習近平辭職公開信，坊間一直流傳體制內人士要求習近平下野謝罪的各種消息。每年7、8月間，關於鄧朴方、李克強或汪洋在黨內幕後勢力支持下牽頭倒習、帶領中共改弦更張的美麗傳說，不絕於耳。今年5月，網上甚至廣泛流傳假託鄧朴方名義的《給兩會代表的一封公開信》，開列15個重大問題叫板習近平，並要求兩會代表就制定”妄議罪”和”不知敬畏罪”、修憲取消任期制、定於一尊當皇帝、隱瞞疫情真相和拖延防控時間而導致武漢肺炎蔓延全世界、重拾早已被世界所淘汰的計劃經濟模式而嚴重破壞中國經濟、對外四處大撒幣、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驅使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造成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惡化和中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等等錯誤，追究習近平的責任。

這些中共高層異動的傳言，未必都是空穴來風。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全線崩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宣告終結之後，中共政權早就喪魂落魄、風雨飄搖。習近平登基以來禍國殃民的各種折騰，對一心只想歲月靜好的各級官員也是很大傷害。這些在改革開放年代沁潤於歐風美雨、多少認同現代性和普世價值的官員們，本就不應任由習近平大開歷史倒車、不應為習近平車毀人亡殉葬。

可悲的是，那些位高權重、能夠使習近平”禍起蕭牆”的黨國要人，已經整體平庸到不可救藥的程度。面對僭主暴戾、國事日非，他們喪失了放手一搏、為民請命的正常勇氣和行動能力。他們甚至已經喪失了絕地反擊、奮起自衛的一夫之勇。2012年習近平登基以來，走的是玩弄帝王權術、以黑治國的路徑，抓住官員把柄以反腐名義各個擊破、逐步專權。成為習近平打擊目標的廟堂中人，各自打小算盤明哲保身，直到大禍臨頭也仍然噤若寒蟬、束手待斃，一個個身陷囹圄、灰頭土臉。正是針對此情此景，資深中共黨建專家蔡霞在今年6月的一次談話中嘆息中共已是一具”政治殭屍”。

對於中華民族以及整個人類而言，不幸之處遠不是中共墮落腐化為一具”政治殭屍”，而是中共的魔怪之本性未改、繼續造孽人間。1927年上山落草之後，中共的核心骨幹本就蛻化為一群打家劫舍的山匪。他們”打江山、坐江山”，靠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所以將中共定性為魔怪，是因為中共干着”打江山、坐江山”的罪惡勾當，卻理直氣壯地打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解放全人類”的騙人旗號自欺欺人。

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全線崩潰，得益於部分身居要津的共產黨人的觀念轉變。他們經過長期的反省反思，認識到共產黨人所實行的一黨專整罪孽深重，在面對國民的強大民主訴求時良心發現、人性復甦，對大規模殺戮無辜平民以保衛已經失去民心的政權，有不忍之心。因而他們及時選擇妥協退讓，放下屠刀、將功贖罪。中共政權至今未倒，關鍵因素是中共魔性未改、保持着無底線的殘忍兇狠。中國八九民運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蘇聯東歐各國的民運望塵莫及。這場波瀾壯闊的民運，也曾促使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黨政軍一大批幹部妥協退讓，終因鄧小平等頑固勢力魔性大發、野蠻屠城而功虧一簣。

1989年6月的大屠殺以及隨後的大清洗，無情地打斷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但也無法完全阻止中國政治文明的向前發展。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去魔征程，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死亡之後。中共去魔征程晚了20多年，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毛澤東死亡之後。共產暴政之下，黨開始去魔，也就是黨國的”去極權化”。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在文革噩夢中覺醒的民族先驅已經莊嚴宣示：”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愚不可及，秦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伴隨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去極權化”為核心內容過程的”改革開放”，中國成功地從一個極權國家轉變為一個後極權國家。一黨專政還在，但領袖獨裁和個人崇拜已被”集體領導”所取代；黨對社會的控制還在，但是黨被迫向個人自主和市場經濟出讓了部分空間；文化專制還在，但是思想界的黨國意識形態痴迷信仰已被相互欺騙的犬儒主義所取代、馬列毛的一統江湖已經讓位於古今中外各種意識形態爭奇鬥豔的多元世界；槍桿子和刀把子依然掌握在專政黨的手中，但是黨國的鎮壓意志已在人性復甦和人權覺醒的大潮中大幅消退。

蒙受1989年6月的大挫敗，中國民主運動沉寂了整整十年又以新的方式起死回生。其標誌性事件包括：1998年，思想界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正式橫空出世、政治界的民運人士正式組建”中國民主黨”、宗教界的基督教 “家庭教會”從地下組織轉為公開活動。1999年，法輪功信眾在遭受鎮壓之後在全球範圍內奮起頑強抵抗。特別是到了2003年，以自由主義普世人權為思想支撐，遍及社會各界的公民維權運動風起雲湧、浩浩蕩蕩。

在自由主義思想傳播和公民維權運動相互激盪之下，中國公民社會迅速成長，草根非政府組織遍地開花而多達大約五百萬個。”維權”與”憲政”成為強勢話語，風靡網絡、家喻戶曉。以朝野互動落實和保護公民基本權利這一途徑推動中國憲政轉型的思路，變得越來越引人入勝。”憲政”話語變得如此時髦，它不僅被納入了官方話語體系，而且使體制內也分化出”社會主義憲政派”和”儒家憲政派”，欲與自由主義主流憲政派爭一高低。在2012年習近平無功受祿而登上大位之時，隨着妄圖復辟文革的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敗亡和維穩沙皇周永康的式微，”維權運動”與”維穩體制”形成相持不下、一決雄雌之對峙，只要向前邁出一小步，便是中國憲政轉型之新局。中國之國運壞到極處，黨國大權在此關鍵時刻偏偏又落入極為陰險狡詐的極權主義者習近平之手。

我在《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一文中，系統分析了習近平復辟極權統治的主要表現和社會基礎。必須將習近平上台以來的倒行逆施放在中國憲政轉型的大格局中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這位”剝光了衣服也要當皇帝的小丑”對中國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上文提到的假託鄧朴方名義發表的《給兩會代表的一封公開信》，開列的十幾條罪狀都只是按照中共黨內規矩可以在黨的會議上公開拿上檯面說事的錯誤。習近平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是他以黑治國，摧殘窒息初生的中國公民社會，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道路，妄圖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從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

習近平一面高喊”肅清薄熙來、周永康的餘毒”，一面繼承薄熙來、周永康的路線，並且變本加厲地將血淋淋的”維穩體制”推向極端。周永康所推行的”政法委模式”，是在表面上承認公民維權合法性的前提下，偷偷摸摸的法外施法，對冒頭的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實施”斬草”式鎮壓；習近平所推行的”國安委模式”，則是系統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規，實際上取消了公民維權的合法性，對冒頭的和潛在的維權運動和維權人士理直氣壯地實施”除根”式監控和剿滅。正是隨着”國安委模式”的全面推行，習近平當局2013年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剿滅了”新公民運動”；2014年基本摧毀了基督教家庭教會運動；2015年瓦解了以維權律師為核心的草根維權運動領袖群體；2016年完成報刊整肅和”清網”行動，民間自由派網絡意見領袖全軍覆沒，在體制內追求新聞自由和專業化而獨領風騷十餘的南方報系徹底沉淪，連有黨內元老廣泛支持的體制內開明刊物《炎黃春秋》也未能倖免於難。實體的公民社會無法繼續從事組織化行動，作為全國性公民社會替代物的互聯網，也無法繼續發揮其社會動員和組織協調功能。

還應指出，習近平所犯下的這一系列滔天大罪，他的那些黨國同僚也是共謀共犯。正是他們在危亡之秋乞靈於極權專制，成就了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他們與習近平之間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但他們在打壓人權民主、捍衛統治特權的種種惡行中，習近平共存於同一利益共同體。習近平與王岐山之間的關係，最具典型意義。王岐山一方面非常不滿習近平對他的猜忌和防範，另一方面又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極權主義信念臣服於習近平助紂為虐，淪落為明代東廠廠公那樣的酷吏角色也在所不惜。”習家軍”是那些由習近平拉幫結派、施恩提拔上位的閩浙舊部以及軍警官佐，與習近平一樣德不配位。他們受寵若驚，藉助極權機製作威作福、謀取榮華富貴，甘當鷹犬打手效忠習近平，與當年黨衛軍效忠希特勒可有一比。

廟堂中並非沒有清醒之人，特別是那些得益於改革開放的官員，在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形成現代性知識結構、熟悉自由主義價值理念，顯然有別於缺失現代教育及現代知識結構、浸淫於極權主義價值理念的習近平及其跟班們。他們對習近平獨裁專制、戕害國計民生的黑暗內政以及狂熱民族主義的戰狼外交，感到痛心疾首；他們對萬馬齊喑、百孔千瘡的社會現狀以及斷崖式崩潰的險境，難免憂心忡忡；他們對習近平培植爪牙、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種種胡作非為，更有切膚之痛。被邊緣化和隨意侮辱的李克強等人，偶爾會發發牢騷或者在內政外交上展現一些務實之舉以示有別於習近平。困惑彷徨的各級官員，當陽奉陰違的”兩面人”進行懶政怠工”軟抵抗”也在所多有。但是，或者是因為黨國利益共同體的糾纏和牽連，或者是因為眼界見識的局限，他們迄今為止沒有能力超越體制或者捨不得與體制割席，下不了決心脫胎換骨、棄暗投明。寧可依附於黨國體制，如履薄冰、朝不保夕，逆來順受、窩囊透頂地苟且偷生，也不敢分道揚鑣、拼死一搏、公開挑戰習近平。

這樣一來，世人是否只能對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前景悲觀絕望？明顯的答案是，歷史和現實都激勵世人保持樂觀。中國走向共和之後，曾有過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結果都是曇花一現。蔣介石醉心於”軍政”和”訓政”，為”攘外安內”疲於奔命，但終生不敢顛覆”憲政”的既定目標；其子蔣經國晚年大徹大悟，認識到”世上沒有永久的執政黨”而開放黨禁報禁、完成中華民國的憲政轉型。毛澤東背叛憲政和”人民共和國”莊嚴諾言，將一黨專政加領袖獨裁的極權主義統治推向頂峰，但在晚年只落得眾叛親離淒涼境地，與一群”妃子不像妃子宮女不像宮女”的晚輩女伴反覆吟哦《枯樹賦》：”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權欲薰心、痞氣十足的習近平裝神弄鬼，冒天下之大不韙掀起時下這股復辟極權之逆流，顯然是重蹈獨夫民賊袁世凱、毛澤東之覆轍。

缺乏法理合法性的專制政權，一旦遭遇部分覺醒民眾的挑戰，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敗亡。在當前中國這場復辟極權和憲政轉型的生死較量中，力量對比已經明顯向後者傾斜。在國內已出現人心思變的新運道，由於”天下苦習久矣”，知識界噁心、企業界寒心、政界灰心、底層揪心，都與”習核心”離心離德。在海外已形成天下滅共的新格局，民主國家或者單挑或者聯手，都在以不同方式圍堵中共。當民變、兵變、政變相互激盪的時刻到來，黨國鎮壓意志終會土崩瓦解，孤家寡人習近平終將一敗塗地，屆時再大聲哀嘆”竟無一人是男兒”，有識之士豈能為痞子陪葬？

（作者為悉尼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