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阿赫玛托娃（1889-1966）年轻时的情诗中的。月亮和太阳不同，假使没有太阳，地球变得寒冷黑暗，人类无法生存。可是，假使没有明月，我们没有月夜的开阔明朗干净的美。”在昨天与友琴的长电话里，她又一次说。她喜欢阿赫玛托娃，主要是为了下文要引用的一句诗。
每次和友琴最少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聊天，基本上都是她说我听，她有些话是重复的，但我也是百听不厌。
我祝贺她最近有两本新书要问世，一本是“王友琴文革论文集”在日本出版。这是一位80多岁的日本历史教授带领学生辈翻译的第三本书（前两本出版于2017和2019），里面有她的五千字自传。友琴称这本书是写文革历史的“预制版块”，因为她把她调查写作的一千多名文革受难者比作建筑的砖块，而这些论文，就像预制板块，门和窗，分析描述文革的结构和机制。。
友琴提到她写的“鸡和牛的故事”，那是《文革受难者》（2004年在香港出版，现在已经断版）书的前言的第一节。她说：“这是真实的故事。”讲的是鸡看见同类被宰杀无动于衷，牛看见同类被类宰杀会流下泪来，而且记住了同类被杀的地方，拒绝前往。
她提到论文集里的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调查了大陆各地的几百个学校，包括新疆和西藏的学校，没有找到一个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没有找到一个校长没被红卫兵殴打。
当然，文革中挨红卫兵打的，又岂止是校长和老师，我说：“我看过胡耀邦女儿满妹写的一本书，说她爸爸文革开始，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得皮开肉绽。”友琴说，很多人看到打胡耀邦的场面，一名目击者记得打胡耀邦的一个红卫兵的名字，北京市东城区第五中学的X XX。
另一本是英文版的《文革受难者》将在伦敦出版，里面是她以一己之力搜集的六百五十九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虐杀的和自杀的受害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受害经过。
友琴说，2004年，俄国人把斯大林时代的一百三十多万受难者的名字一一列出。阿赫玛托娃在1939年写有一句诗，“我想用你们的名字来呼唤你们，可是这个名单已经被毁”。在苏联共产党22代表大会时，有人扛着写有这句诗的牌子到会场去。关于中国的受难者，下一本书《文革受难者II》里面有五百受难者，而且不是她一个人写的，有其他作者们写的。受难者的亲属们站出来参加写作。这是历史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友琴说，文革经历者们应该合作和互相帮助。俄国作家能合作。索尔仁尼琴的妻子最初是他的义务打字员，给他打了厚厚的两卷《古拉格群岛》。这位打字员是个带着一个六岁儿子的离异女教师，后来和索尔仁尼琴结婚。这位女士的前夫曾帮索尔仁尼琴收藏打字稿。这些打字稿后来送到国外印刷出版。你看，他们为了一个目标，可以不计个人感情前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得到一千多万美元稿费，用来帮助苏联受迫害者。他在美国十八年写了长篇巨著《红轮》书，重写俄国现代历史。在中国南京已经翻译出版了十六集，还要继续出版。中国有从孔子和司马迁开始的长久的写历史的传统。俄国作者能做的，中国人也应该做。
余英时在给《文革受难者》写的序中说，王友琴的成书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余英时在序中介绍了孔子和司马迁的写史方法。另外，他指出，王友琴“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同意余先生所说。
2022年1月，王友琴和几个年轻朋友们开了新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第一个纪念园网页是在2000年开的。十七个月后在中国大陆被禁止，至今仍然如此。新的网页地址是ccrhm.org。六个月后，那个网页又在中国大陆被禁止。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网页正在发展。网页里还有“读者来信”专栏。读者们的来信都很好。我想，我们应该支持这个网页，这个网页是我们的明月。为我们的“明月”喊加油。
（王友琴女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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