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阿赫瑪托娃（1889-1966）年輕時的情詩中的。月亮和太陽不同，假使沒有太陽，地球變得寒冷黑暗，人類無法生存。可是，假使沒有明月，我們沒有月夜的開闊明朗乾淨的美。」在昨天與友琴的長電話里，她又一次說。她喜歡阿赫瑪托娃，主要是為了下文要引用的一句詩。
每次和友琴最少一個多小時的電話聊天，基本上都是她說我聽，她有些話是重複的，但我也是百聽不厭。
我祝賀她最近有兩本新書要問世，一本是「王友琴文革論文集」在日本出版。這是一位80多歲的日本歷史教授帶領學生輩翻譯的第三本書（前兩本出版於2017和2019），裡面有她的五千字自傳。友琴稱這本書是寫文革歷史的「預製版塊」，因為她把她調查寫作的一千多名文革受難者比作建築的磚塊，而這些論文，就像預製板塊，門和窗，分析描述文革的結構和機制。。
友琴提到她寫的「雞和牛的故事」，那是《文革受難者》（2004年在香港出版，現在已經斷版）書的前言的第一節。她說：「這是真實的故事。」講的是雞看見同類被宰殺無動於衷，牛看見同類被類宰殺會流下淚來，而且記住了同類被殺的地方，拒絕前往。
她提到論文集裡的一篇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她調查了大陸各地的幾百個學校，包括新疆和西藏的學校，沒有找到一個學校沒有發生暴力迫害，沒有找到一個校長沒被紅衛兵毆打。
當然，文革中挨紅衛兵打的，又豈止是校長和老師，我說：「我看過胡耀邦女兒滿妹寫的一本書，說她爸爸文革開始，被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打得皮開肉綻。」友琴說，很多人看到打胡耀邦的場面，一名目擊者記得打胡耀邦的一個紅衛兵的名字，北京市東城區第五中學的X XX。
另一本是英文版的《文革受難者》將在倫敦出版，裡面是她以一己之力搜集的六百五十九位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虐殺的和自殺的受害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受害經過。
友琴說，2004年，俄國人把斯大林時代的一百三十多萬受難者的名字一一列出。阿赫瑪托娃在1939年寫有一句詩，「我想用你們的名字來呼喚你們，可是這個名單已經被毀」。在蘇聯共產黨22代表大會時，有人扛着寫有這句詩的牌子到會場去。關於中國的受難者，下一本書《文革受難者II》裡面有五百受難者，而且不是她一個人寫的，有其他作者們寫的。受難者的親屬們站出來參加寫作。這是歷史寫作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
友琴說，文革經歷者們應該合作和互相幫助。俄國作家能合作。索爾仁尼琴的妻子最初是他的義務打字員，給他打了厚厚的兩卷《古拉格群島》。這位打字員是個帶着一個六歲兒子的離異女教師，後來和索爾仁尼琴結婚。這位女士的前夫曾幫索爾仁尼琴收藏打字稿。這些打字稿後來送到國外印刷出版。你看，他們為了一個目標，可以不計個人感情前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得到一千多萬美元稿費，用來幫助蘇聯受迫害者。他在美國十八年寫了長篇巨著《紅輪》書，重寫俄國現代歷史。在中國南京已經翻譯出版了十六集，還要繼續出版。中國有從孔子和司馬遷開始的長久的寫歷史的傳統。俄國作者能做的，中國人也應該做。
余英時在給《文革受難者》寫的序中說，王友琴的成書方法符合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余英時在序中介紹了孔子和司馬遷的寫史方法。另外，他指出，王友琴「以宗教式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驅使，不忍讓無數在『紅色恐怖』下慘死者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得無影無蹤」。我同意余先生所說。
2022年1月，王友琴和幾個年輕朋友們開了新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頁。第一個紀念園網頁是在2000年開的。十七個月後在中國大陸被禁止，至今仍然如此。新的網頁地址是ccrhm.org。六個月後，那個網頁又在中國大陸被禁止。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這個網頁正在發展。網頁里還有「讀者來信」專欄。讀者們的來信都很好。我想，我們應該支持這個網頁，這個網頁是我們的明月。為我們的「明月」喊加油。
（王友琴女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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