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丹,我33年前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后来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参加了当年的民主运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样的一代年轻人,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福气。这个黄金年代包括整个社会气氛，也包括曾经有89一代人，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
背景：八九民运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波及全国。王丹, 学运领袖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外祖父，他是川大历史系的，那我母亲后来学历史多少受过外祖父影响，就进了北大历史系，所以很早我就受我母亲影响，我就对历史也是有兴趣。 我父母都是北大的毕业生，然后我父亲留校教书，也是一个教授，然后我母亲做历史研究，而这样一个家庭对我影响就很大，我觉得主要的影响当然就是在阅读上，我从小看的最多的书就是世界文学名著，因为从小到大都看狄更斯的所有的小说，它非常深地触及到人性，通常更有人性一点的人就更加不能接受没有人性的制度。
它（北大）就是个传承了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的地方，这是北大极为特殊的地方，也是我们作为燕园人，北大人最为母校所骄傲的地方，所以我一进北大，其实我的使命感还就挺清楚的，就是我要延续北大的火种。我们以为的民主其实是自由，希望能够活得自由，少管我, 我在家，我从小长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你共产党凭什么管我，你哪位对不对，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一种自由。
背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总书记胡耀邦被视为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于1987年被邓小平逼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八九学运爆发的导火索。一些市民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悼念胡耀邦，北京几所大学陆续出现约700多份纪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提出新闻自由、民主制度、官员贪腐等问题。
我只是觉得这个事件发生了，我们就要把握好这个机会，看能不能真的就是推动这个国家发生一些变化，那我们那时候都看了方励之老师写的书，让我们写历史，所以这个观念对我影响非常大，现在终于有个机会，也许我们终于可以写历史了，我当然非常亢奋，那么而且能够影响那么多的人，带着他们上街上广场，那甚至能够改写历史，这种荣誉感当然是非常强的，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背景：4月26日时，《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 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4月27日约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游行示威，迫使政府于4月29日与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
我们完全是为你好，你怎么可能把我们杀了，想我们也不会往那方面去想嘛，我觉得我们80年这一代人，人性上是非常单纯的。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跟政府是一起的，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接班人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觉得那个是80年代跟以后的中国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80年代的大学生，觉得这个国家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如果一一帮才十九岁二十岁的人想的就是怎么赚钱，怎么坑蒙拐骗，怎么骗别人自己得点好处，变成一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当不是一个国家的幸事啊。
背景：自5月11日起，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动员学生进行绝食抗议[169]，以期改变政府《四二六社论》中的定性[170]。5月13日，柴玲宣读《绝食书》。
我们请愿，交请愿书，然后静坐，然后游行，然后也跟政府进行过几次对话，什么结果都没有，那我们能有的招都用够了，都没有结果，那我们最后一招当然就是绝食，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也并不是我们真的就愿意这么选择
背景：绝食抗议很快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北京居民游行示威，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
我觉得当时大家都在热情高涨的时候，都希望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给政府压力，迫使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七条政治主张中的哪怕一两条都行。至于绝食怎么样，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绝食过，也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应该很多的学生就是觉得不管是后果是什么，我们都要去承担，甚至是饿死了，或者是出了身体什么状况，也是我们去承担。
背景：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对谈，与李鹏代表的强硬派不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继续与学生沟通，赵紫阳的温和态度遭至邓小平的警告。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实施戒严，开赴北京执行戒严的军人在郊区被大批群众拦阻。
这时候我们知道大概已经就变成，就是用句共产党的话说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已经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了。那时候我们在广场上的同学完全不知道坦克被堵住了，我们以为大概在黎明的时候，坦克就冲进来了，冲进来那我们不就被轧死了嘛。我印象最深的是就在这种恐慌的情绪下，我们北大的那个营地里就出现了那样感人的场面，就是很多老师来了，老师就说要坐在学生前头坦克要进来他们要替学生挡。然后市民来了，市民坐在老师的前头，说你们是读书人，国家需要你们，我们要坐在前头，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就是女生在最核心男生在外头，老师在外一圈外面有圈市民。这整个过程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后来多少年我都讲，这是整个六四过程中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有可能会面对坦克的碾压，但是每一个人争着去坐在前头，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到了这个时刻展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全世界罕有能比。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奴性强不敢反抗，这都是不知道89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当年中国人那种勇气，我自己学历史的，我可以负责任讲是人类历史上罕有。
背景：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被称为“六四事件”
我想绝大部分人当然都没有想到，真的政府就会用后来那么血腥的方式，89年开枪的时候我在北大校园里，我并不在现场，我没有那种现场的那种震撼，我听到的都是后来同学大概讲的一些情况，当我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基本上脑袋就陷入麻木的状态了。当然我们有过反思，如果说学生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对政府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太把它当自己人了，我们也太把自己当他们的人了。如果说1989年对于开枪这件事完全是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话，那经过三十多年的反思，我现在就非常的能够理解了。我觉得如果再出这样的事，政府还是会这样做。这个政权它本来就不是人民选出来，那你要想一个政权，它不是人民选的，它是自己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所以这个政权自己本质上讲就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它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的时候，它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暴力的，一定就是强制的，或者一定就是用压制的方式。这个跟信心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民主跟专制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背景：1989年6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袁木称，据“初步统计”，“六四”有近300人死亡。但真实数字不详。
当然我觉得历史发展也有偶然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共的七上将好几个元帅，基本上以赵紫阳作为总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都是反对开枪的，甚至包括杨尚昆这样的人一开始，也是反对开枪的，就是邓小平在李鹏在少数人的唆使下，邓小平作为一个独裁的老人，他拍了板要开枪，立刻所有的人都闭嘴 不讲话了，就开了枪了。我想89年发生的事情，给我们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在中共的这种体制下，体制和制度还是决定因素，就是寄希望于少数的领导人的开明，我觉得89年是告诉我们已经是不可能。
背景：六四事件后，中国当局开始逮捕行动，北京市共抓捕了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位居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于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他的母亲也被关押了50多天。
她（母亲）就是因为在那个炮局（关押地），当时抓了很多人，所以一个房间不大关了很多人，就不能够平躺，都得侧躺着，久而久之你想她那个年纪了，躺久了当然就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政府也没有告诉我说抓了我母亲，过了两三年我母亲才跟我讲的。
背景：1991年，王丹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
当时抓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主要的一批人当然是关在秦城监狱，但实际上当时北京和地方上的派出所、 看守所里都关满了。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没有崩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受的这个苦，是我们自己找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所以我想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当时坐牢都有一种光荣感。
那个时候我个人就觉得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确实已经创造了历史，至少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我也很清楚，全世界都在关心，我现在已经在承担一定的这个历史的责任，你说我要垮了，我都觉得可能代表这个运动的形象会受到影响啊等等。
背景：在秦城监狱，唯一让王丹放心不下的是父母的情况
我从进了秦城第一天，我就要求给家里写信，然后每一次提审我都提这个要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我都忘了大概是过了将近1年，终于有一次，他们说经过上面研究同意你写信，但是要经过我们审查，而且也警告我说，你不要写些有的没的，你就把你的生活情况写写，让你家人放心。
背景：1993年2月王丹出狱，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11年。
因为那时候我关在锦州监狱，那我父母每个月要从北京到到锦州去探视，非常辛苦的，那我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再那么辛苦，我觉得我们家人为我付出已经很多了，那我也很清楚，就是我要离开监狱到美国会失去很多，比如说更进一步的荣誉，那坦率讲我要继续坐牢，搞不好诺贝尔和平奖可能先到我这儿了，所以那时候晓波（刘晓波）就还在外头嘛，那我要继续坐（牢）坐久了说不定很可能就是我的？但是我觉得那要让我做个选择，在诺贝尔和平奖和我父母的安心这两件事上选，我觉得我就要选父母安心了。所以第一次坐牢我就尽忠，我就做到底我也不离开中国。第二次坐牢我就决定离开尽孝，这样我自己觉得我至少忠孝两全。
背景：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国政府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
后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妈再来看我，我妈就跟我讲就说这下就放心多了。
背景：1998年7月王丹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
我觉得最大的不适那就是语言的问题，我到美国已经29岁了，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但一共大学我就上了2年，然后就开始坐牢，那你到了美国，你买个东西都要用英文啊，更何况我是在哈佛要念书，那个压力就更大。
背景：2008年6月5日王丹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
其实如果没有六四发生，我自我的人生规划也是在历史系毕业之后，出国念个学位，也是到哈佛历史系，所以兜了一大圈，其实还是照我原来人生规划走了。
背景：2009年8月至2017年9月，王丹先后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院校教书，之后回到美国华盛顿
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就是她的坚强这一点，就包括她自己也坐过牢，她自己也经过母子分离啊什么，但她从来没有被这个所击溃或者屈服命运，或者怎么样，她始终用一种坚强的态度来面对，她的坚强程度远远超过我，以致使得我都不可能不坚强，要不然我会觉得对不起她。
背景：王丹多次安排父母来美国相聚，并出游其它国家，但是王丹无法回国探望双亲。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遗憾，那当然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要从事这个事业，但更大的程度是因为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是它不让我回国，而不是我选择的这样的这种缺憾。我父母是非常明理的，尤其我母亲是非常明理的，因为我们母子之间有这样的默契，就是我们都很知道今天造成这样的缺憾，是因为我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为这个国家争取一个民主的前途，这个结果和这个遗憾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也没必要为它去承担责任， 应该是共产党和这个政府去承担责任。
背景：王丹母亲因突发脑出血，于2021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最后一面没有见上她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不仅是我也是我母亲都预料到的。我母亲早就跟我说，如果她病危，即使政府允许我回去，她也不希望我回去，因为她不相信共产党，她觉得你要回来看我，她说那共产党把你抓起来我死不瞑目 。如果有一天我病危你绝对不能回来，这绝对就是我给你的遗嘱，其实我母亲在她去世前2、3年，几乎每周都在跟我讲，让我随时做好准备，所以我母亲是非常伟大。她当然也没料到自己会突然去世，但她就怕我会受不了这样的冲击，所以她几乎每天都讲。 她在世的时候，她说你能对我尽的最大的最后的孝道，就是不要让我有任何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她很早就叮嘱过我一不插管二不抢救，只要医生跟你讲说抢救过来了结果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她说你绝对就要给我放弃任何抢救，我不要生活不能自理地过我的晚年，那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我母亲病危的最后的阶段，我姐姐让我做决定，我就做了决定不抢救。我觉得我最后帮她完成了她的心愿，算是我最后给她尽的孝道。
就是觉得非常崩溃整个世界垮了，但是我很快大概一个礼拜，我慢慢就从中间就走出来，我知道很多人以为我会崩溃，甚至有些人想看我崩溃那个画面，但是绝不可能，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能对我母亲最后的交代，让她最放心的就是我不会为她的死流泪。私下当然有，但是不公开场合 绝对不会，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绝对不愿看到的。
背景：30多年过去了，当年八九学运的领袖人物来美后各有不同的人生走向和事业选择。
我们89年出来的同学有些确实就完全离开了，你比如说李禄，李禄几年前就跟我讲，他说他就要退出所有的民运活动，因为他觉得现在挣钱这件事对他来说比改变中国还重要还要有趣，还有意义，我完全尊重，人是可以做这个选择，但我个人从来没有选择，我自己还是觉得这件事还没做完，中国非但没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不好了。那我找不着一个理由放弃，然后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这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一直到中国反对运动成功为止，成功不了，那可能我生命就到头了，但只要成功不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运动，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是一种倔强，或者说是一种自尊。我承认就是在我整个一生的各种选择中，历史感是非常强的，这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就是君子要立德立言立行，就是你做这些事情，你要能够流传下去，或者要能够改变什么，而不要变得只跟自己有关。
我们这一代80年代这一代人受的是54精神的影响，我们是最后一批54精神影响的人，就是这种54精神，就是说要把个人的命运跟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是非常大的。
背景：对于王丹来美后33年的历程，有评论认为他顶着六四光环获益，对于拓展民主事业缺少建树和影响力
首先说这哪是个光环，这是个荆棘的花环，那是个荆棘组成的花环，这是多么沉重的压力，然后因为带了这个光环不能够回中国，不能够侍奉父母，这叫什么光环，对不对这么多年我们是顶着这样的困难压力，这些痛苦还在继续坚持。三十多年说我们对于民主没有什么建树，我觉得这是对民主不了解的原因。民主是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我们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对民主就是一个建设，因为任何一个民主政治就是要有反对派的存在，所以不管我们干得好和坏，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在实际地建设中国的民主，至少有一帮人成组织地作为一个反对派存在，这样中国民主的这个拼图就多了一块就不会缺少。如果中国这个拼图连一个人站出来反对的都没有，那离民主就更遥远，所以怎么能说我们对民主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呢？比如我在台湾教了8年书，不管是对于中国来的陆生还是台湾同学来讲，我还是起了很大的影的。
我当然要多讲64这件事，因为它是中国当代中国历史上缺了的一块，被活活的抹掉了的一块，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如果从我的专业角度，我应该不断地讲，让这块历史不要被抹去，就是所谓的守护这段历史，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对这个国家该尽的一份义务，不能让这段历史丢掉。坦率地讲确实现在年轻人对六四就几乎不知道，或者了解得很少，那我也不觉得这是我们多大的过错，我们不可能跟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机器，能够对抗，然后还能够战胜它，这个我们也不能这么狂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说，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不管这一代人如何淡漠，我能够让多少人知道，我就尽我的力量让多少人知道。
我们当然要继续讲六四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平反，如果它已经是一个结束了的历史事件，也许我们确实可以应该把它放下来继续往前走，它没有结束，那些受难者什么的都还没有被抚恤，甚至还说是暴徒，共产党也完全没有为这个承担任何责任。
背景：香港六四纪念馆由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支联会建立，开馆于2012年。2021年9月8日香港警察逮捕支联会四名成员，并于第二天搜查纪念馆，带走十几箱物品。2022年1月王丹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
一个实体的纪念馆还是很重要的，你那种实体看到一个帐篷，看到当初的血衣的那种心灵的撞击，和对历史的那种感知，跟你看网上的一个照片，其实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实体纪念馆。
背景：2022年2月17日一张网传照片引发了一场“反对建六四纪念馆”的舆论风波，照片是某个华人社团在纽约法拉盛举办座谈会的合影，八九学运领袖人物熊焱出现在上面。王丹对熊焱的做法表示“痛心疾首”。
一进去就看见那个屏幕了。那个反对纪念馆的成立的字那么大，他（熊焱）说他后来有看见，但他还是觉得都已经来了，就不要走了，那这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既然已经看见就应该抬腿就走，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是非常清楚的，那他这样做 我觉得就是不对的。既然是一个反对建立64纪念馆的这么一个活动，你就不应该参加。在现场没有任何讨论，到了那儿就是打个招呼，然后就开始拍照，这摆明了就是圈套，以熊焱的人生阅历不可能看不出这是个圈套，那你还愿意坐下来。我觉得各自有不同意见，甚至有相互的争执是非常正常的民主社会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如果完全统一在一起那叫做独裁，所以民运有不同的山头完全是个好现象，是个应该继续维持下去的现象，因为这才是民主。
背景：王丹自2022年3月开始参与筹备华盛顿“六四”展览
我们是跟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合作，做一个六四的特展，从今年6月3号会正式开幕，然后到大概到十二月底会结束。我们展览会展出一些很珍贵的文物，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就当初解放军报的记者江琳提供的一个血衣，周锋锁那边也收集到一个，当初的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深圳大学的校旗，其实那个我觉得特别珍贵呀，上面有很多学生在当时不仅是签名还写了一些感受。现在看都非常的感人，那就是当时的学生的心声，这些以前都没有公布过。比如说林培瑞先生，他要把他的好友方励之老师当初给邓小平写的公开信，那是1989年年初的事情，要求释放魏京生，那是个很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开启了整个89年的序幕。
我们有很多这样宝贵的文物，包括我坐牢的时候，刘晓波写给我的亲笔信，包括一首诗，这个以前也从来没有公布过，我也愿意把这个原件给贡献出来。
其实这个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那么人性本身当然有各种争论。有的说人性善的说人性恶的，但是从过去人类历史这几千年发展看，人类基本上还是向着进步方向走的。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会走向进步，六四会平反，它是个板上钉钉肯定的事情，我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只要还是人类社会六四 就一定会平反。
这一路虽然走过了非常坎坷，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可后悔的地方，你要问了，我就非常明确，说没有没有后悔。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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