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王丹,我33年前是北大的一個學生。後來出於理想主義的追求參加了當年的民主運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這樣的一代年輕人,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福氣。這個黃金年代包括整個社會氣氛，也包括曾經有89一代人，讓那個時代熠熠生輝。
背景：八九民運發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的抗議示威活動持續了近兩個月，波及全國。王丹, 學運領袖之一，當時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的學生。
我的外祖父，他是川大歷史系的，那我母親後來學歷史多少受過外祖父影響，就進了北大歷史系，所以很早我就受我母親影響，我就對歷史也是有興趣。 我父母都是北大的畢業生，然後我父親留校教書，也是一個教授，然後我母親做歷史研究，而這樣一個家庭對我影響就很大，我覺得主要的影響當然就是在閱讀上，我從小看的最多的書就是世界文學名著，因為從小到大都看狄更斯的所有的小說，它非常深地觸及到人性，通常更有人性一點的人就更加不能接受沒有人性的制度。
它（北大）就是個傳承了一個士大夫知識分子對國家的責任的地方，這是北大極為特殊的地方，也是我們作為燕園人，北大人最為母校所驕傲的地方，所以我一進北大，其實我的使命感還就挺清楚的，就是我要延續北大的火種。我們以為的民主其實是自由，希望能夠活得自由，少管我, 我在家，我從小長大我媽都沒有管過我，你共產黨憑什麼管我，你哪位對不對，實際上我們追求的民主是一種自由。
背景：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總書記胡耀邦被視為中國改革派領導人物，於1987年被鄧小平逼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為八九學運爆發的導火索。一些市民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悼念胡耀邦，北京幾所大學陸續出現約700多份紀念胡耀邦的大字報，提出新聞自由、民主制度、官員貪腐等問題。
我只是覺得這個事件發生了，我們就要把握好這個機會，看能不能真的就是推動這個國家發生一些變化，那我們那時候都看了方勵之老師寫的書，讓我們寫歷史，所以這個觀念對我影響非常大，現在終於有個機會，也許我們終於可以寫歷史了，我當然非常亢奮，那麼而且能夠影響那麼多的人，帶着他們上街上廣場，那甚至能夠改寫歷史，這種榮譽感當然是非常強的，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背景：4月26日時，《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 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4月27日約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各大學的學生遊行示威，迫使政府於4月29日與學生代表進行了對話。
我們完全是為你好，你怎麼可能把我們殺了，想我們也不會往那方面去想嘛，我覺得我們80年這一代人，人性上是非常單純的。那時候我們的想法就是我們跟政府是一起的，我們是這個國家的接班人啊，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我覺得那個是80年代跟以後的中國最大的一個區別，就是80年代的大學生，覺得這個國家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如果一一幫才十九歲二十歲的人想的就是怎麼賺錢，怎麼坑蒙拐騙，怎麼騙別人自己得點好處，變成一代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當不是一個國家的幸事啊。
背景：自5月11日起， 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動員學生進行絕食抗議[169]，以期改變政府《四二六社論》中的定性[170]。5月13日，柴玲宣讀《絕食書》。
我們請願，交請願書，然後靜坐，然後遊行，然後也跟政府進行過幾次對話，什麼結果都沒有，那我們能有的招都用夠了，都沒有結果，那我們最後一招當然就是絕食，這是別無選擇的選擇，也並不是我們真的就願意這麼選擇
背景：絕食抗議很快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北京居民遊行示威，北京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署發表了《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
我覺得當時大家都在熱情高漲的時候，都希望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能夠給政府壓力，迫使政府接受我們提出的七條政治主張中的哪怕一兩條都行。至於絕食怎麼樣，我們所有人都沒有絕食過，也不知道後面的結果是怎麼樣，但是應該很多的學生就是覺得不管是後果是什麼，我們都要去承擔，甚至是餓死了，或者是出了身體什麼狀況，也是我們去承擔。
背景：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對談，與李鵬代表的強硬派不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張繼續與學生溝通，趙紫陽的溫和態度遭至鄧小平的警告。5月20日，中國政府宣布北京實施戒嚴，開赴北京執行戒嚴的軍人在郊區被大批群眾攔阻。
這時候我們知道大概已經就變成，就是用句共產黨的話說已經變成敵我矛盾了，已經不是什麼人民內部矛盾了。那時候我們在廣場上的同學完全不知道坦克被堵住了，我們以為大概在黎明的時候，坦克就衝進來了，衝進來那我們不就被軋死了嘛。我印象最深的是就在這種恐慌的情緒下，我們北大的那個營地里就出現了那樣感人的場面，就是很多老師來了，老師就說要坐在學生前頭坦克要進來他們要替學生擋。然後市民來了，市民坐在老師的前頭，說你們是讀書人，國家需要你們，我們要坐在前頭，就這樣一層一層的。就是女生在最核心男生在外頭，老師在外一圈外面有圈市民。這整個過程我是親眼看到的。我後來多少年我都講，這是整個六四過程中我最感動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有可能會面對坦克的碾壓，但是每一個人爭着去坐在前頭，就是中國人的這種到了這個時刻展現出來的這種勇氣，全世界罕有能比。現在很多人說中國人奴性強不敢反抗，這都是不知道89年發生過什麼事情。當年中國人那種勇氣，我自己學歷史的，我可以負責任講是人類歷史上罕有。
背景：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清場，被稱為「六四事件」
我想絕大部分人當然都沒有想到，真的政府就會用後來那麼血腥的方式，89年開槍的時候我在北大校園裡，我並不在現場，我沒有那種現場的那種震撼，我聽到的都是後來同學大概講的一些情況，當我知道這個事情發生了以後，我基本上腦袋就陷入麻木的狀態了。當然我們有過反思，如果說學生這方面有什麼問題，我覺得就是對政府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太把它當自己人了，我們也太把自己當他們的人了。如果說1989年對於開槍這件事完全是無法接受無法理解的話，那經過三十多年的反思，我現在就非常的能夠理解了。我覺得如果再出這樣的事，政府還是會這樣做。這個政權它本來就不是人民選出來，那你要想一個政權，它不是人民選的，它是自己用槍桿子打下來的，所以這個政權自己本質上講就是沒有自信的，那麼它遇到一個很大的危機的時候，它第一個反應一定就是暴力的，一定就是強制的，或者一定就是用壓制的方式。這個跟信心是非常有關係的。這個就是民主跟專制的一個很大的區別。
背景：1989年6月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袁木稱，據「初步統計」，「六四」有近300人死亡。但真實數字不詳。
當然我覺得歷史發展也有偶然的因素。我們都知道當時中共的七上將好幾個元帥，基本上以趙紫陽作為總書記軍委第一副主席，都是反對開槍的，甚至包括楊尚昆這樣的人一開始，也是反對開槍的，就是鄧小平在李鵬在少數人的唆使下，鄧小平作為一個獨裁的老人，他拍了板要開槍，立刻所有的人都閉嘴 不講話了，就開了槍了。我想89年發生的事情，給我們最大的歷史教訓就是在中共的這種體制下，體制和制度還是決定因素，就是寄希望於少數的領導人的開明，我覺得89年是告訴我們已經是不可能。
背景：六四事件後，中國當局開始逮捕行動，北京市共抓捕了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位居學生領袖通緝名單之首的王丹，於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他的母親也被關押了50多天。
她（母親）就是因為在那個炮局（關押地），當時抓了很多人，所以一個房間不大關了很多人，就不能夠平躺，都得側躺着，久而久之你想她那個年紀了，躺久了當然就出現肌肉萎縮的情況，政府也沒有告訴我說抓了我母親，過了兩三年我母親才跟我講的。
背景：1991年，王丹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4年徒刑
當時抓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主要的一批人當然是關在秦城監獄，但實際上當時北京和地方上的派出所、 看守所里都關滿了。絕大多數同學其實都沒有崩潰，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很清楚，就是我們今天受的這個苦，是我們自己找的，是我們自己願意的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因為我們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事，所以我想大多數同學，包括我在內，當時坐牢都有一種光榮感。
那個時候我個人就覺得我已經很清楚，就是我們確實已經創造了歷史，至少中國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我也很清楚，全世界都在關心，我現在已經在承擔一定的這個歷史的責任，你說我要垮了，我都覺得可能代表這個運動的形象會受到影響啊等等。
背景：在秦城監獄，唯一讓王丹放心不下的是父母的情況
我從進了秦城第一天，我就要求給家裡寫信，然後每一次提審我都提這個要求，從來沒有停止過。我都忘了大概是過了將近1年，終於有一次，他們說經過上面研究同意你寫信，但是要經過我們審查，而且也警告我說，你不要寫些有的沒的，你就把你的生活情況寫寫，讓你家人放心。
背景：1993年2月王丹出獄，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6年10月30日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11年。
因為那時候我關在錦州監獄，那我父母每個月要從北京到到錦州去探視，非常辛苦的，那我覺得我不想讓他們再那麼辛苦，我覺得我們家人為我付出已經很多了，那我也很清楚，就是我要離開監獄到美國會失去很多，比如說更進一步的榮譽，那坦率講我要繼續坐牢，搞不好諾貝爾和平獎可能先到我這兒了，所以那時候曉波（劉曉波）就還在外頭嘛，那我要繼續坐（牢）坐久了說不定很可能就是我的？但是我覺得那要讓我做個選擇，在諾貝爾和平獎和我父母的安心這兩件事上選，我覺得我就要選父母安心了。所以第一次坐牢我就盡忠，我就做到底我也不離開中國。第二次坐牢我就決定離開盡孝，這樣我自己覺得我至少忠孝兩全。
背景：在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前夕，中國政府以「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為名，允許王丹保外就醫，於4月19日將他遞解前往美國底特律。
後來我到了美國之後，我媽再來看我，我媽就跟我講就說這下就放心多了。
背景：1998年7月王丹進入美國哈佛大學學習
我覺得最大的不適那就是語言的問題，我到美國已經29歲了，雖然在大學的時候學過一些英文，但一共大學我就上了2年，然後就開始坐牢，那你到了美國，你買個東西都要用英文啊，更何況我是在哈佛要念書，那個壓力就更大。
背景：2008年6月5日王丹獲得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及東亞語言博士學位
其實如果沒有六四發生，我自我的人生規劃也是在歷史系畢業之後，出國念個學位，也是到哈佛曆史系，所以兜了一大圈，其實還是照我原來人生規划走了。
背景：2009年8月至2017年9月，王丹先後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等院校教書，之後回到美國華盛頓
我覺得我這一生當中，我母親對我的影響就是至關重要的，尤其就是她的堅強這一點，就包括她自己也坐過牢，她自己也經過母子分離啊什麼，但她從來沒有被這個所擊潰或者屈服命運，或者怎麼樣，她始終用一種堅強的態度來面對，她的堅強程度遠遠超過我，以致使得我都不可能不堅強，要不然我會覺得對不起她。
背景：王丹多次安排父母來美國相聚，並出遊其它國家，但是王丹無法回國探望雙親。
之所以有這麼大的遺憾，那當然某種程度是我自己的選擇，因為我要從事這個事業，但更大的程度是因為這個政府和這個國家，是它不讓我回國，而不是我選擇的這樣的這種缺憾。我父母是非常明理的，尤其我母親是非常明理的，因為我們母子之間有這樣的默契，就是我們都很知道今天造成這樣的缺憾，是因為我要做一件好的事情，就是為這個國家爭取一個民主的前途，這個結果和這個遺憾不是我們造成的，我們也沒必要為它去承擔責任， 應該是共產黨和這個政府去承擔責任。
背景：王丹母親因突發腦出血，於2021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歲。
最後一面沒有見上她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不僅是我也是我母親都預料到的。我母親早就跟我說，如果她病危，即使政府允許我回去，她也不希望我回去，因為她不相信共產黨，她覺得你要回來看我，她說那共產黨把你抓起來我死不瞑目 。如果有一天我病危你絕對不能回來，這絕對就是我給你的遺囑，其實我母親在她去世前2、3年，幾乎每周都在跟我講，讓我隨時做好準備，所以我母親是非常偉大。她當然也沒料到自己會突然去世，但她就怕我會受不了這樣的衝擊，所以她幾乎每天都講。 她在世的時候，她說你能對我盡的最大的最後的孝道，就是不要讓我有任何痛苦的離開這個世界，她很早就叮囑過我一不插管二不搶救，只要醫生跟你講說搶救過來了結果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她說你絕對就要給我放棄任何搶救，我不要生活不能自理地過我的晚年，那我覺得到最後就是我母親病危的最後的階段，我姐姐讓我做決定，我就做了決定不搶救。我覺得我最後幫她完成了她的心愿，算是我最後給她盡的孝道。
就是覺得非常崩潰整個世界垮了，但是我很快大概一個禮拜，我慢慢就從中間就走出來，我知道很多人以為我會崩潰，甚至有些人想看我崩潰那個畫面，但是絕不可能，因為我心裡非常清楚我能對我母親最後的交代，讓她最放心的就是我不會為她的死流淚。私下當然有，但是不公開場合 絕對不會，因為我知道那是她絕對不願看到的。
背景：30多年過去了，當年八九學運的領袖人物來美後各有不同的人生走向和事業選擇。
我們89年出來的同學有些確實就完全離開了，你比如說李祿，李祿幾年前就跟我講，他說他就要退出所有的民運活動，因為他覺得現在掙錢這件事對他來說比改變中國還重要還要有趣，還有意義，我完全尊重，人是可以做這個選擇，但我個人從來沒有選擇，我自己還是覺得這件事還沒做完，中國非但沒變得更好，反而變得更不好了。那我找不着一個理由放棄，然後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這輩子就是要做反對派，一直到中國反對運動成功為止，成功不了，那可能我生命就到頭了，但只要成功不了，我這一輩子就是要做反對運動，我覺得就是你可以說是一種倔強，或者說是一種自尊。我承認就是在我整個一生的各種選擇中，歷史感是非常強的，這是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受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影響，就是君子要立德立言立行，就是你做這些事情，你要能夠流傳下去，或者要能夠改變什麼，而不要變得只跟自己有關。
我們這一代80年代這一代人受的是54精神的影響，我們是最後一批54精神影響的人，就是這種54精神，就是說要把個人的命運跟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這個東西對我們這一代人影響是非常大的。
背景：對於王丹來美後33年的歷程，有評論認為他頂着六四光環獲益，對於拓展民主事業缺少建樹和影響力
首先說這哪是個光環，這是個荊棘的花環，那是個荊棘組成的花環，這是多麼沉重的壓力，然後因為帶了這個光環不能夠回中國，不能夠侍奉父母，這叫什麼光環，對不對這麼多年我們是頂着這樣的困難壓力，這些痛苦還在繼續堅持。三十多年說我們對於民主沒有什麼建樹，我覺得這是對民主不了解的原因。民主是個漫長的過程，首先我們這些人的存在本身對民主就是一個建設，因為任何一個民主政治就是要有反對派的存在，所以不管我們幹得好和壞，我們的存在本身已經是在實際地建設中國的民主，至少有一幫人成組織地作為一個反對派存在，這樣中國民主的這個拼圖就多了一塊就不會缺少。如果中國這個拼圖連一個人站出來反對的都沒有，那離民主就更遙遠，所以怎麼能說我們對民主沒有做出什麼貢獻呢？比如我在台灣教了8年書，不管是對於中國來的陸生還是台灣同學來講，我還是起了很大的影的。
我當然要多講64這件事，因為它是中國當代中國歷史上缺了的一塊，被活活的抹掉了的一塊，那我作為一個學歷史，如果從我的專業角度，我應該不斷地講，讓這塊歷史不要被抹去，就是所謂的守護這段歷史，這是我們任何一個中國人對這個國家該盡的一份義務，不能讓這段歷史丟掉。坦率地講確實現在年輕人對六四就幾乎不知道，或者了解得很少，那我也不覺得這是我們多大的過錯，我們不可能跟那麼大的一個國家機器，能夠對抗，然後還能夠戰勝它，這個我們也不能這麼狂妄，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不說，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的原則很簡單，就是不管這一代人如何淡漠，我能夠讓多少人知道，我就盡我的力量讓多少人知道。
我們當然要繼續講六四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還沒有平反，如果它已經是一個結束了的歷史事件，也許我們確實可以應該把它放下來繼續往前走，它沒有結束，那些受難者什麼的都還沒有被撫恤，甚至還說是暴徒，共產黨也完全沒有為這個承擔任何責任。
背景：香港六四紀念館由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組織支聯會建立，開館於2012年。2021年9月8日香港警察逮捕支聯會四名成員，並於第二天搜查紀念館，帶走十幾箱物品。2022年1月王丹發起在紐約籌建六四紀念館。
一個實體的紀念館還是很重要的，你那種實體看到一個帳篷，看到當初的血衣的那種心靈的撞擊，和對歷史的那種感知，跟你看網上的一個照片，其實還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一定要有這麼一個實體紀念館。
背景：2022年2月17日一張網傳照片引發了一場「反對建六四紀念館」的輿論風波，照片是某個華人社團在紐約法拉盛舉辦座談會的合影，八九學運領袖人物熊焱出現在上面。王丹對熊焱的做法表示「痛心疾首」。
一進去就看見那個屏幕了。那個反對紀念館的成立的字那麼大，他（熊焱）說他後來有看見，但他還是覺得都已經來了，就不要走了，那這點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覺得既然已經看見就應該抬腿就走，這個事情沒有什麼誤會的地方是非常清楚的，那他這樣做 我覺得就是不對的。既然是一個反對建立64紀念館的這麼一個活動，你就不應該參加。在現場沒有任何討論，到了那兒就是打個招呼，然後就開始拍照，這擺明了就是圈套，以熊焱的人生閱歷不可能看不出這是個圈套，那你還願意坐下來。我覺得各自有不同意見，甚至有相互的爭執是非常正常的民主社會的現象，這就是民主，如果完全統一在一起那叫做獨裁，所以民運有不同的山頭完全是個好現象，是個應該繼續維持下去的現象，因為這才是民主。
背景：王丹自2022年3月開始參與籌備華盛頓「六四」展覽
我們是跟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合作，做一個六四的特展，從今年6月3號會正式開幕，然後到大概到十二月底會結束。我們展覽會展出一些很珍貴的文物，你比如說我們看到就當初解放軍報的記者江琳提供的一個血衣，周鋒鎖那邊也收集到一個，當初的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深圳大學的校旗，其實那個我覺得特別珍貴呀，上面有很多學生在當時不僅是簽名還寫了一些感受。現在看都非常的感人，那就是當時的學生的心聲，這些以前都沒有公布過。比如說林培瑞先生，他要把他的好友方勵之老師當初給鄧小平寫的公開信，那是1989年年初的事情，要求釋放魏京生，那是個很重大的一個歷史事件開啟了整個89年的序幕。
我們有很多這樣寶貴的文物，包括我坐牢的時候，劉曉波寫給我的親筆信，包括一首詩，這個以前也從來沒有公布過，我也願意把這個原件給貢獻出來。
其實這個世界的發展，人類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那麼人性本身當然有各種爭論。有的說人性善的說人性惡的，但是從過去人類歷史這幾千年發展看，人類基本上還是向着進步方向走的。所以從這點來講，中國會走向進步，六四會平反，它是個板上釘釘肯定的事情，我的這個判斷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只要還是人類社會六四 就一定會平反。
這一路雖然走過了非常坎坷，我實在想不出來有什麼可後悔的地方，你要問了，我就非常明確，說沒有沒有後悔。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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