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反覆被提及、揣摩、評價、回味以及嘆惜的年代。三十餘年後，或許可以跳出之前的慣性思維與官方敘事，重新審視這段至關重要的歷史。
陳奎德仍然記得多年前的那個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廣西桂林。博士學位在讀的陳奎德與五位同學一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名為「認識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哲學界和認識論領域仍然堅持根據馬克思主義，把哲學的基本問題劃分為所謂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陳奎德說，「我們覺得這個是過時的，教條的，根本不能涵蓋豐富的、宏大的，整個哲學思想和人類活動。」
由陳奎德執筆，他們結合自己的學習與對現代哲學的理解，整理了十條對中國認識論學術領域的不同想法，後來被叫做「桂林十條」。「簡單說，就是反對對哲學思想的兩分法，反對對真理的獨斷論，就是好像只有馬克思主義這一學派才掌握了人類哲學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論。」
本來是上午十點發言，他們猶豫了，怕給學校惹麻煩。後來又一想，寫都寫了，不如借着很多人睡午覺的時間講了。
一上台，他就發覺「糟了」。之前都是上面發言，底下開小會，但他一開始講話，「全場靜默，全場都尖着耳朵在聽，感覺有點嚴重。」
發言過後，當時中國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蕭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來要睡午覺的，現在午覺也不睡了，下午就開始了批判。」
當時正值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倡導人道主義、反對接受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社會氛圍極度緊張。
回到復旦後，一個父親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訴陳奎德，在父親辦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內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條」六個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個紅圈，好像是說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麼樣」。
陳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學三個月的通知，要求他暫停博士學業，重新學習馬列主義。但就在他等待更嚴厲的處罰時，事情又奇蹟般地發生了變化——清除精神污染只「運動」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結束，他們因禍得福，名聲大燥，「結識了非常多的學界朋友，所謂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後來成為1949年後西方哲學史專業的中國第一位博士。
畢業後，陳奎德留校任教，後來又接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參與了一切可以參與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國，被迫流亡。
陳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許多中國人八十年代的縮影。有希望，有動盪，有壓迫，有熱血，直至「結束了在中國的一切」。
如果離開”改革開放”的敘事邏輯
「我覺得不存在什麼八十年代的黃金時代。」中國民主活動家王軍濤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如今大家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懷念，在他看來並不符合現實，「那時候知識分子對鄧小平也是非常不滿意的，對趙紫陽也不滿意，只是對胡耀邦還是比較滿意。」
細究中國各項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後的變化，如果遠離「改革開放」這個習慣性敘事，不難發現，光環之外，實則節節敗退。
比如，造成中國今天所面臨的重大人口危機、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權利，是在1978年憲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憲法修正案中，中國人民失去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公開民主表達、自辦刊物在法律上的權利。
1980年的苦戀風波，開啟了中國持續至今的電影審查制度。
中國人民對土地的私有權，是在1982年的憲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還有「通信自由」和「罷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因不滿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選舉中為學生參選設置阻力，集會遊行抗議當地政府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學生抗議從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發了持續二十八天的全國學潮。
這場學潮最終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宣告結束，未經批准的遊行自此被視作非法遊行，參加者將被法辦，並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學生。這項規定也可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的前身。
隨後，胡耀邦於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離開總書記的工作崗位。繼華國鋒以非正常方式離開中央領導職位後，這是十年之中，中國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領導人，並直接引發了兩年後的八九事件。
伴隨着許多權利的悄悄消失，還有一些權利是人民自發爭取來的，並不是政府主動而為。
比如，1978年，在已經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後，中國實質上還在堅持知青的上山下鄉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還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條》的決議，肯定了「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執行了十年，全國下鄉與支邊知青總數總計兩千餘萬人，實際在農村或邊疆接受「再教育」的還有一千萬。《四十條》使許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雲南一名女知青難產死亡，當地知青上街抗議、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議活動，這才終結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對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勢是「只有一條門縫，老百姓就能努力擠開一扇門」。
她說：「那時候並不是我們說的蘊藏着什麼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就是要求個活路，人們窮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從包產到戶，到知青回城，還有個體戶，賣個小火柴、小香煙之類的，都是老百姓先自發求生，後來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許。鄧小平自己其實也承認，他說：我們沒做什麼，但是人民有創造，我們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創造。」
「所以對我來說，八十年代並沒有什麼好。」王軍濤回憶說，「當時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壓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們這些在高校中的人雖然倖免於難，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運動一直沒有斷過，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衝擊。那些覺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們那時候也不關心政治，等到後來發覺共產黨整到他們頭上了，才感覺共產黨好像剛剛開始變壞。但對我來說，共產黨沒有一天是好的時候，一直也沒有變。」
他進一步分析說，所有人感覺到的一點點變化，不過都是「鳥籠經濟」。「不管是經濟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澤東時代連個籠子也沒有，每個人該幹什麼、該說什麼、該想什麼，都是規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給了人民一個籠子，感覺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實質上並沒有變過。」
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是否過高？
站在今天的中國，回望鄧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對其判斷似乎都在發生着巨大的改變。
1997年鄧小平逝世時，《紐約時報》在訃告中將其稱為「改變中國歷史軌跡的鄧小平」，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美國《時代》雜誌總編輯發表文章，稱其為「不曾謀面卻最難忘的當代領導人」，認為中國經濟在30年高速發展後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鄧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輝煌(《時代》肯定持這樣的看法，鄧小平兩次被評為《時代》年度人物，獲得這一榮譽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國籍人士。)」
十年之後的2018年，英國BBC中文網站在紀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書記的對鄧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文章還說：自1979年西單民主牆事件後，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當時習近平剛開始履行其第二個任期，言論管控措施漸漸出現，民間組織生存空間縮減，通過修憲取肖了國家主席任期，許多人感到，習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反面。但《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對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之前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確實過高。」著名異議人士胡平說，粉碎「四人幫」與鄧並沒有什麼關係，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等糾正毛時代最大錯誤的動議，鄧也不是第一推動者。
他特別指出，「現在人們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是三中全會前，中共開了將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是這個工作會議確定了三中全會的基調。在工作會議的前一段，鄧小平出國訪問去了，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調子還是比較保守的，等他回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的整個調門比他預想的高得多，這才扔下胡喬木起草的發言稿，讓胡耀邦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了新的講話稿。後來人們都說是鄧小平的發言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調，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耀邦主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據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撰文回憶，會議的第一階段，批判了「兩個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後的極左路線，批判了歷次政治運動，並從制度上反思了黨和國家一再遭受災難的根源，主張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會議剛開了上半截，就被鄧小平公然腰斬，並以提出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終。
在蔡霞看來，六四前的80年代，鄧小平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順水推舟，雖然沒有主動發起任何改革，但也沒有阻攔；二是為中共在當時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當於給老百姓自發的一些新的經濟現象蓋了一個合法的印章。」
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過的嚴家祺，在書面回應本台採訪時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最好的年代還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還是有些可圈點的政治遺產，如：1979 年主導改善中美關係和中美建交；改革開放，在中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1982 年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和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中國各項承諾，包括「香港五十年不變」；放棄武力統一台灣，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別強調，「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可又遠不及赫魯曉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沒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開放遇到重大阻力，就為習近平今天倒行逆施開闢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與「低」來評價鄧。他說，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就像一個醫生，一輩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醫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殺人犯。
「那麼對鄧小平來說，不管他在之前、之後還做了什麼事，不管那些事情我們做怎麼樣的評價，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無所謂。就憑六四屠殺這一件事情，他就是歷史的罪人。」胡平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獲得迅速發展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然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普適價值更加蔑視、更加敵視、更加恐懼，從而不但對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對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當年的學生領袖陳破空則從個人層面來思考。
1986年底，陳破空帶領上海同濟大學聲援合肥中科大學生的抗議活動。他的感覺是：「也沒做什麼，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時候在市政府門前坐一坐。我們也沒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點，多滿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訴求。後來我們是自髮結束的，因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學要回家過年，很和平地就結束了。」
但沒過多久，他突然聽說，胡耀邦需要為八六學潮負「領導不力和姑息」責任，被迫辭職，隨後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被開除黨籍，大吃一驚。校領導還告訴他，內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對鄧小平沒什麼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裡拔大個兒。但這次突然有這麼大的舉動，我開始思考為什麼。」陳破空對本台回憶說，「當時我的感覺是，他不了解我們年輕人的想法，我們其實沒想要怎麼樣，就是表達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時他已經八十二歲了，和我們之間有兩代人的代溝。如果他再年輕十歲二十歲，他會這樣處理我們嗎？」
陳破空說他想到了一句古話：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時候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有道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想什麼？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帶帶孫子，就這些事兒。但年輕人只要開始經濟改革，就會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開和西方的交往，就會想到自由、民主。年輕人只要跑起來就不會想要停下來；而這個老人只想悠閒地散散步。他已經落後時代了，他不適合執政了，他應該讓位給更年輕的人。」
歷史的假設
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會怎麼樣？
自由亞洲電台X上發起針對這個問題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網友參與了投票。其中，17.4%的網友認為中國會「沒有改革開放」；有19.4%的網友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認為，「會有另外的領導人推動類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認為「中國會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說，改革和開放當然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毛時代犯下滔天罪錯，舊體制已經面臨全面失敗，人民群眾一定會自發地向相反的方向尋找機會，必然會形成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強大動力，如果沒有六四，中國一定繼續向民主自由邁進，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轉型。「我們能看到蘇聯、東歐包括蒙古，都是這樣完成了轉型，而且轉型轉得那麼順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軍濤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說，蘇聯、東歐甚至朝鮮，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曾在巨大社會災難後選擇過改革開放，有的國家還啟動過不只一次，「只是他們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只有中國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功？
王軍濤為此請教過他在哈佛大學的教授。教授回答說：因為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海外華人。「他說，被蘇聯趕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蘇聯，蘇聯怎麼改革，他們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被共產黨趕出去的中國人，尤其是台灣、香港這些已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地方，對中國還有那麼深的感情，回鄉投資，然後非常努力地幫助中國把產品賣出去，這讓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紅利，賺到了錢，所以改革開放才能夠繼續下去。」
蔡霞卻不那麼樂觀。「如果沒有鄧小平，靠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資歷，不一定能把改革開放推進下去，畢竟當時黨內的反對力量還是非常強大的；華國鋒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打倒四人幫只是為了自保，從視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中國的狀態。」
蔡霞甚至認為，不能樂觀地相像中國會像東歐那樣完成和平轉變。「因為中共這種極權統治，用暴力做了那麼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會結下血仇，一旦把權力放掉，這個黨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眾起來是要砍你頭的，共產黨這幫人是經不起的。「
她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文明程度。」中國從骨子裡還不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幾千年歷史中就是一個農民國家，都是通過暴力完成政權交替，他們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現代文明才是通過談判、通過法律解決矛盾，這些在他們的認識中是不存在的，他們無法想象：我把權力交了，還可以得到和平。」
當我們懷念八十年代
人們習慣用「百廢待興」來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費出國的著名畫家陳丹青看來，這只是與外面世界疏離後的一種自我美化罷了。
與查建英對談八十年代時，他說過：「八十年代的可憐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慘，還說什麼文藝復興！那是癱瘓病人下床給扶着走走，以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為「暴病初愈」，是整個國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文化斷層和人才斷層後，剛剛「半醒過來」。
但每個人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斷組成的。
王軍濤如今已年過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經歷，有一個細節他至今難忘。八九入獄之後，他的父親到秦城監獄探視時對他說：你應該感謝黨，過去共產黨殺人，哪還花那麼多錢給你開個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斃了就完了。
「我當時聽了覺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憶說，「我活到這份上，國家那點事，我覺得都是命運，也沒什麼好說的了。在個人層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夢和青春的衝動。」
在胡平的回憶里，八十年代的中國，最可愛的是人民。「當時的中國人，普遍對真理熱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夠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種熱情非常的純潔、純真、熱烈。不像現在的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絕不會因為這是對的他就去堅持，整個社會都變得犬儒主義，或者什麼事都不當真，好也好，壞也好，他覺得都無所謂。」
他至今還記得一件事：軍旅詩人葉文福，坐電車時突然有了寫詩的靈感，就從兜里往外掏筆和紙。人很多，周圍的人被擠到了，本來還在抱怨，但一聽他是因為要寫詩，一個小伙子馬上就把後背面向他說：就在我背上寫吧。葉文福就這樣寫下了引發巨大風波的《將軍，不能那樣做》，寫就後大聲朗誦，全車為之鼓掌。「這就是那時的風氣，大家對反抗不公平現象那麼尊重，對反映這種社會情緒的一首詩都那麼熱愛，這是現在的中國是不可能遇見的。」
陳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氣風發、無所畏懼和「極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濟大學同學寫信給胡耀邦，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四個月後，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學校來，與他們進行了座談。「根本沒想到，四個月，都忘記了，但當時覺得特別溫暖，感覺受到了尊重」。
他後來搞民主啟蒙，帶領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也沒想過要害怕」。他二十三歲生日那天，剛好是上海八六學潮人數最多的一天。一個同學和他開玩笑說：你看，有七萬人幫你過生日。
「我印象里，那時真的是每天都有新東西，新的衣服，新的書、音樂、舞蹈……」他回憶說，「那種感覺就是，不論發生什麼，能感到這個國家還是向前走的，而且未來也一定會向前走的，從沒想過居然還會倒退，沒想過他們完全是反動的，還可以反攻倒算，還可以專制復辟。」
「那時大家對中國的制度還沒有今天這麼深刻的認識。」蔡霞解釋說，「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是極權統治，當時大家以為是什麼呢？是四人幫壞。但已經把四人幫打倒了，毛澤東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錯案了，也讓大家講話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確實得到了改善，窮了那麼久之後開始漲工資，農村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老百姓手裡開始有錢了，這時候幾乎沒有人去往制度層面想，往共產黨的本質想，大家理所當然地覺得一切都在變好。」
她當時在蘇州郊區工作，比許多人又多了另一層個人體會。「中國的政治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國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蔡霞說，「當時我對北京和上海發生了什麼，幾乎一無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種改革開放的氛圍，思想那麼活躍，包括80年代中國黨內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後來到了北京以後才聽說。」
在王軍濤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懷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國家層面，「大家都覺得還有希望」，因為那時還在「摸着石頭過河」，「一切都沒有結論」。
直至1989年6月4日，當局用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告訴世界：結論在此。
那天晚上，陳破空在廣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學生敲門，驚呼「天安門開槍了」。陳破空不信，馬上打開收音機聽香港電台，聽着聽着，眼淚奪眶而出。他沒有想到，兩年前聽到的「鄧小平說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拼命去貼大字報，把自己的團員證扔在中山大學校園孫中山銅像前，號召大家退黨退團。大字報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兒變成了「打倒反動政府」「打倒鄧小平」。「我當時的感受就是：一個老獨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輕人的民主夢想。」
早在幾個月前，陳奎德就接受了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短期訪學邀請，由於時間衝突，他將機票改簽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們正在家中為他送行，一個同事突然拿着一個錄像帶跑了進來：北京開槍了。
錄像帶是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內容。看過後，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陳奎德坐着學校的車去機場。一路上，公交停運，路障遍地，有人正騎着自行車往機場趕。
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對中國最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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