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花谢有余芳，汝剑仍铿锵
——痛悼老友张清溪教授

惊闻老友张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认识张教授将近20年。依稀记得2003年秋冬之际，我接到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是谁我都忘记了），说张教授来美国，想见上一面。我说要去华府两天，是否能等我回来再谋良晤。这位朋友与张教授联系后，说他正好那时也在华府，于是我们就约在华府见面。 

那是一台湾商人设的饭局，不少人是旧识，谈兴很高。张教授与我相邻而坐，低声交谈，他告诉我，以前他批判台湾的党国资本主义，《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1997年版）一书颠覆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党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心中有点诧异，一位台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这样看待这本书，实在很难得。后来，蒙张教授赠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论台湾官营事业之民营化》一书，在这本他与澄社同道合著的书中，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时的经济制度之利弊，力促国民党改革党产、党营事业。这在当时的台湾，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学术研究经历，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让他如此关注我这本书。此后不久，拙作《中国的陷阱》在台湾博大以《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订版，张教授写了一篇《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在台湾媒体上发表，这篇书评很有张教授特点，流传甚广。 

认识以后，时有书信往来。张教授深爱台湾，自然关心大陆政治经济。我为Taiwan News写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有时会来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国：溃而不崩》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湾惯例是要请当地名学者写序推荐，我第一个就想到他。这本书的分析让许多人不满意，因为中共的专制极权，不仅让国内向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满，也给台湾带来极大的压力，不少人甚至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点崩溃。及至看完张教授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复杂心情，因该书推论的中国将在10-20年内维持的“溃而不崩”之局（中国社会深度溃败，但中共政权却能继续维持），让他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他毕竟是位真学者，知道事实就是事实，学者的研究与推论必须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因此，为拙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异难，只有真正的学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学的第一要义，张教授温良敦厚的谦谦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台湾尊重知识分子，台大的名教授们大都除教学科研之外，还有诸多社会事务、参政，张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湾的次数不多，来美国后总共去过两次。虽然邀请方不是他，但他总是亲力亲为，帮助安排一些演讲与住宿事宜，让我的台湾之行尽量不留遗憾。我至今仍然记得，2019年5月在台湾将近一月，仅在台大就共有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是关于中国经济局势的演讲，由他主持，我因临行前未准备PPS，结果是张教授代劳帮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个那么大的会场演讲时，有大屏幕展示提纲，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湾见面，自然会问及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办学校，并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湾政大之后到云林县立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看看。我自然乐于从命，专程去看了那所中学。数年之间，一所已经只剩下40多位学生的普通国高，他与几位助手一起，几乎是从无到有 ，成就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来自几十个国家，并为神韵剧团输送了不少训练有素的艺术人才。此中花力之巨与韧劲，让我叹服。因为民国先贤中，我至今仍然对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于教育救国的先贤钦佩不已，从政、办实业、办教育三条救国安世之路，办教育最难，不易见功却收功长远。 

中国士大夫历来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张教授辞世之后，脸书上有言，台湾媒体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运动那部分，比较少谈法轮功。张教授的立言，台湾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时报》言及张教授与人合著的《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一书，被台大出版中心选为该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誉为经济学的“入门圣经”，被许多后进奉为圭臬。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法轮功在世界传播，张教授成为法轮功中坚，从立言转向立功，这功泽及的并不止于法轮功内。这部分为何不太被台湾舆论提及？我想是出于心结问题。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书屋邀请到台访问。一些朋友来看我时，问我何以与张教授及台大法轮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说，谈得来，意气相投。其实，我对张教授等进入知天命之年后修炼法轮功非常理解，这不仅仅是出于朋友之谊，而是基于两点：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读人类心灵史的钥匙。每种宗教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背景。古往今来，所有宗教的产生，其实都是所处社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之时，法轮功当然也是这样。在创教者一代之时，集学员之力，众志成城，办成了包括平面、视频、广播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平台，其规模与覆盖范围超越了集一国之力投资的中共大外宣媒体，其动员力与奉献力，只要客观论事，就必须承认。 

第二，我熟知中国士大夫文化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这种“修齐治平”的文化为何辅之以“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一说法？那是因为中国历史总在治乱之中循环，时势合适，人才辈出，得一申“兼济天下之志”者多。但历史大多数是平庸甚至黑暗时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那种政治变幻莫测，各种思潮喷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砺危险的政治环境对人的心灵是个极大的折磨，不少人现实地选择了独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门，在“学问僧”与“政治僧”之间来回折腾。

中共治下的中国更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社会鼎革过程中，知识分子连独善其身都是奢望。与中国连着一条文化脐带的台湾，其命运由先天的地理条件“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决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国民政府，先经历“二二八”与戒严时代，从19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经济起飞时期的“四小龙”繁荣，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后随着大陆统战的红色渗透，统独议题撕裂着整个台湾。与张教授同龄的一批留美留欧的台湾学人，因优异被选拔公费留学，回台后在从政、教书育人、参政的过程中，经历了台湾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从奋发砥砺的少年、踌躇满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灵台明澈的老年，为台湾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印记，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际，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张教授不是选择独善其身，而是辟开旁门见月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安身立命。台湾法轮功发展到现在，与张教授的贡献分不开；他近十余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显，在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成功之后，他还接管了在北投阳明山的惇叙高工，准备在该校旧地之上创立复兴艺术学院。一切都已就绪，却因过于劳累遽然辞世。未竟之功业，相信会有张教授的台湾同道接续。 

张教授的辞世，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湾之行结束前一天下午，他与其高足钟谷兰女士请我与晓农同品咖啡，送别时他站在咖啡店门前挥手依依作别，相约日后再见之时，我们都没想到那是此生最后一晤。翻检近两年来的电邮，余温尚在，只觉意长歌短，心绪支离，十分难舍。 

愿老友在天之灵安息。 

（2022年1月15日写于美国新泽西清涟居中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