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老友張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難以言表。
認識張教授將近20年。依稀記得2003年秋冬之際，我接到一位法輪功朋友的電話（是誰我都忘記了），說張教授來美國，想見上一面。我說要去華府兩天，是否能等我回來再謀良晤。這位朋友與張教授聯繫後，說他正好那時也在華府，於是我們就約在華府見面。
那是一台灣商人設的飯局，不少人是舊識，談興很高。張教授與我相鄰而坐，低聲交談，他告訴我，以前他批判台灣的黨國資本主義，《中國的陷阱》（香港明鏡1997年版）一書顛覆了他對中國改革的認識，認為真正的黨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我當時心中有點詫異，一位台灣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能這樣看待這本書，實在很難得。後來，蒙張教授贈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一書，在這本他與澄社同道合著的書中，分析了國民黨統治台灣時的經濟制度之利弊，力促國民黨改革黨產、黨營事業。這在當時的台灣，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氣，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學術研究經歷，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讓他如此關注我這本書。此後不久，拙作《中國的陷阱》在台灣博大以《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訂版，張教授寫了一篇《現代中國俠女何清漣與她發現的中國陷阱》在台灣媒體上發表，這篇書評很有張教授特點，流傳甚廣。
認識以後，時有書信往來。張教授深愛台灣，自然關心大陸政治經濟。我為Taiwan News寫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細，有時會來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國：潰而不崩》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灣慣例是要請當地名學者寫序推薦，我第一個就想到他。這本書的分析讓許多人不滿意，因為中共的專制極權，不僅讓國內嚮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滿，也給台灣帶來極大的壓力，不少人甚至抱着「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點崩潰。及至看完張教授寫的序言《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之後，我才知道他的複雜心情，因該書推論的中國將在10-20年內維持的「潰而不崩」之局（中國社會深度潰敗，但中共政權卻能繼續維持），讓他情感上難以接受，但他畢竟是位真學者，知道事實就是事實，學者的研究與推論必須從事實而不是從願望出發，因此，為拙著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異難，只有真正的學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學的第一要義，張教授溫良敦厚的謙謙君子之風，給我留下極深印象。
台灣尊重知識分子，台大的名教授們大都除教學科研之外，還有諸多社會事務、參政，張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灣的次數不多，來美國後總共去過兩次。雖然邀請方不是他，但他總是親力親為，幫助安排一些演講與住宿事宜，讓我的台灣之行儘量不留遺憾。我至今仍然記得，2019年5月在台灣將近一月，僅在台大就共有三場活動，其中一場是關於中國經濟局勢的演講，由他主持，我因臨行前未準備PPS，結果是張教授代勞幫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個那麼大的會場演講時，有大屏幕展示提綱，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灣見面，自然會問及他在忙什麼。他說在辦學校，並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灣政大之後到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看看。我自然樂於從命，專程去看了那所中學。數年之間，一所已經只剩下40多位學生的普通國高，他與幾位助手一起，幾乎是從無到有 ，成就了一所藝術專科學校，學生來自幾十個國家，並為神韻劇團輸送了不少訓練有素的藝術人才。此中花力之巨與韌勁，讓我嘆服。因為民國先賢中，我至今仍然對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於教育救國的先賢欽佩不已，從政、辦實業、辦教育三條救國安世之路，辦教育最難，不易見功卻收功長遠。
中國士大夫歷來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張教授辭世之後，臉書上有言，台灣媒體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運動那部分，比較少談法輪功。張教授的立言，台灣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時報》言及張教授與人合著的《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一書，被台大出版中心選為該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譽為經濟學的「入門聖經」，被許多後進奉為圭臬。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着法輪功在世界傳播，張教授成為法輪功中堅，從立言轉向立功，這功澤及的並不止於法輪功內。這部分為何不太被台灣輿論提及？我想是出於心結問題。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書屋邀請到台訪問。一些朋友來看我時，問我何以與張教授及台大法輪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說，談得來，意氣相投。其實，我對張教授等進入知天命之年後修煉法輪功非常理解，這不僅僅是出於朋友之誼，而是基於兩點：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讀人類心靈史的鑰匙。每種宗教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背景。古往今來，所有宗教的產生，其實都是所處社會產生社會認同危機之時，法輪功當然也是這樣。在創教者一代之時，集學員之力，眾志成城，辦成了包括平面、視頻、廣播在內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體平台，其規模與覆蓋範圍超越了集一國之力投資的中共大外宣媒體，其動員力與奉獻力，只要客觀論事，就必須承認。
第二，我熟知中國士大夫文化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這種「修齊治平」的文化為何輔之以「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這一說法？那是因為中國歷史總在治亂之中循環，時勢合適，人才輩出，得一申「兼濟天下之志」者多。但歷史大多數是平庸甚至黑暗時期，尤其是中國近代史那種政治變幻莫測，各種思潮噴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礪危險的政治環境對人的心靈是個極大的折磨，不少人現實地選擇了獨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門，在「學問僧」與「政治僧」之間來回折騰。
中共治下的中國更是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在社會鼎革過程中，知識分子連獨善其身都是奢望。與中國連着一條文化臍帶的台灣，其命運由先天的地理條件「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遠」所決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國民政府，先經歷「二二八」與戒嚴時代，從1980年代以來又經歷了經濟起飛時期的「四小龍」繁榮，以及台灣民主化進程，之後隨着大陸統戰的紅色滲透，統獨議題撕裂着整個台灣。與張教授同齡的一批留美留歐的台灣學人，因優異被選拔公費留學，回台後在從政、教書育人、參政的過程中，經歷了台灣幾十年的風雲激盪，從奮發砥礪的少年、躊躇滿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靈台明澈的老年，為台灣留下了他們的生命印記，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際，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張教授不是選擇獨善其身，而是辟開旁門見月明，在修煉法輪功的過程中安身立命。台灣法輪功發展到現在，與張教授的貢獻分不開；他近十餘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顯，在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成功之後，他還接管了在北投陽明山的惇敘高工，準備在該校舊地之上創立復興藝術學院。一切都已就緒，卻因過於勞累遽然辭世。未竟之功業，相信會有張教授的台灣同道接續。
張教授的辭世，於我來說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灣之行結束前一天下午，他與其高足鍾谷蘭女士請我與曉農同品咖啡，送別時他站在咖啡店門前揮手依依作別，相約日後再見之時，我們都沒想到那是此生最後一晤。翻檢近兩年來的電郵，餘溫尚在，只覺意長歌短，心緒支離，十分難捨。
願老友在天之靈安息。
（2022年1月15日寫於美國新澤西清漣居中 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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