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把宰相搞没了？

朱元璋的立国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过江，占领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集庆即今天的南京，为六朝故都，改称应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称王的意图。集庆当年是孙吴立国之地，故于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称吴国公，已经有要称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邓愈举荐朱升给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讲了“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建议。

为什么劝朱元璋缓称王? 那是为了免得招忌树敌，不要图虚名，要务实事，实事也就是高筑墙、广积粮，打好将来称王的基础。事不在于名，在于实。北边的韩林儿称小明王;西边的徐寿辉也很早就称帝，国号天完;东面在平江(苏州)的张 士诚很早就建国号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张士诚复自 立为吴王。因为平江在战国时便是吴国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吴王位，故当时有东吴、西吴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足足推迟了十二年时间，这为朱元璋赢得了充分发展的时间。

有三重意义: 一、这个政治结构的权力从哪儿来; 二、这个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 三、这个政治结构的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形态则包括这个结构内部的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监察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这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内部，相互之间构成制衡关系。这样的组织 形态是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不断演化的部分。其在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又往往与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活动的、不断变动的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演化息息相关。同时在这个结构运作过程中，必然产生与运作程序、方式、手段相应的种种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规范，会有一些静态的见之于书面的相应程式，而这些程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又会产生各种非 规范性的习惯，一定时间以后，这些习惯也可能变成规范。此外，在实践中还会产生各种属于潜规则范围的程式，影响着实际的运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这个结构的历史渊源，还要了 解这个结构设计者的愿望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对它既 要有静态的剖析，也要有动态的观察。

那么，这样一套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据呢?毛 泽东讲过我们的权力从哪儿来，是人民给的，即这个合法性是人民的意愿和授权。怎么给呢?是通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通过宪法来规定的。朱元璋作为皇帝当然不会有人民这个概念，其借以说明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据是天命，所以诏令一个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治结构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皇帝办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于南郊，北京的天坛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有了功绩可以登泰山行封禅之礼，皇帝可以在泰山与天地相通，这也成为皇帝的特权。这只是名义 上，或者说是口头上书面上说的和礼仪上做的，实际则并非如此。这个权力是在逐鹿战争中抢来的，或者说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 下的当然应该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那时候关于天命的种种说辞，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话。朱元璋的年号用“洪武”二字，其本质意义就是弘扬武力，它背后的实际 意义是说，天下是我靠武力抢来的，也得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稳定。

翻开《明史·太祖本纪》，其中说:“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 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还讲到 朱元璋出家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 病已，失所在”。这些故事都是无法验证的，是文人从《汉书·高 帝纪》中变着法子搬下来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于刘邦。 《汉书·高帝纪》中云:“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公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还讲到刘邦为亭长，送徒骊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 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 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 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 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比较朱元璋与刘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这些神话都是为了说明其受天命的根据，编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骗老百姓，证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们做皇帝是天命所归，没有天命的人，休想抢夺他们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历代正史中的本纪，那些靠逐鹿或宫廷政变而抢来 天下的帝王，几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来证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会编，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汉武帝在贤良对策中 所问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据在哪里。董仲舒及公孙弘的对策说的天 人关系，也就是天命论的历史根据，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明汉代 帝王，特别是汉武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权结构的组织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换了那么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异。毛泽东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战 国以后逐步形成，由秦始皇总具大成的。两千多年来，尽管王朝 更替，政权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权层级式的专制主义行政体制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代总是继承前朝的体制并略有变更。汉 承秦制，唐宋也是继承秦汉的基本形态，用现代的术语，叫作路 径依赖，略有变更则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起点上还是继承元朝的体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占领集庆以后，改集庆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 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体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吴王位时，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机构自称，而是建国称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 俞通海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袭元代建置的官僚结构和名称。元代尚右，这时他亦尚右。洪武时，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元代， 由尚右改为尚左，这时李善长为左丞相，李善长的实际地位没有 变化。所以说，变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称上的，实质 的变化当然也有，但不会很大。

从政权的组织形态上，元明之间，有继承，亦有发展，而继承是全局性的，发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组织形态， 有其从漠北游牧民族带来的某些特征，但其政权最基本的组织形 态则是沿袭唐宋旧制。元在中原地区的行政枢纽，从大断事官机 构演变为中书省，以中书省掌全国之政务，这本来是汉及魏晋以 来的传统。在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以右为上，元代皇帝与宰相的 关系属“委任责任”模式，宰相虽实行多相制，但相权往往集中 在一两名宰相身上，由于宰相权重，故宰相易于专权。这个制度 规定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人因事而异，往往取决于二者之间人事的变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么宰相的组织机构往往不能稳定。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诺诺，才能善终于相位，如公孙弘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汉书·公孙弘传》称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 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续为相，“自蔡至庆， 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牦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诺诺;反之，皇帝属童稚或昏庸之辈，则往往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举例来说，同一个宰相制度，同一个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处理君相关系的问题时，前后便有不同。前期与宰相姚崇、 宋璟两人相处是相得益彰，后期放手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则与 其荒于女色有关。杨贵妃这个悲剧无论从哪个视角看，责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废了帝王必须担当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废，亦是相对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集决策和行政权力于一 身，这只能行之于一时，而其子孙倦怠时，宰相或者宦官的专权 就难以避免。相应的组织结构，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时而发生各种变异，许多事物不能死抠书面条文，还得看其实 际运行的情况，看相关人物的状态，才能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 决策与行政毕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权不能长期取代相权，反之相 权亦不能取代皇权，历史便是在这个动态中演化，而组织形态亦 往往随之变化。

关于废除宰相制度的问题

关于明初的几个宰相，刘基与朱元璋之间曾有一段对话，见 于《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 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 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 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 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 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 广洋、惟庸皆败。”

刘伯温这一席话是发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议论了那么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继承人选，一个也不行， 请他出山也不愿，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难保全自己了，尽管退隐 在山乡，也难善终。从刘基与朱元璋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这个 上层集团内部充满着矛盾。明初大部分将相出身于淮西，过江以前就投身于朱元璋了，而刘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败方 国珍以后，才参与朱元璋属下的统治集团，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刘基评论的人物大都属淮西集团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后来 胡惟庸派人毒死刘基的传说。反之看，胡惟庸这个大案也就有了因头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作为宰相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具备实际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备平衡方方面面相互关系的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能把事情办好，让上下左右对你都满意才行。这 个要求可是相当高的啊!刘基不愿蹚这个浑水也有他的道理，这 可是一个难以摆平的大江大海，难免有风浪来袭，出现翻船的局面。 说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层集团内部难以言说的种种复 杂的人事关系，一言不慎便会带来灭门之祸。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就想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并 使子子孙孙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权，不受各种力量的威胁。从秦汉 到宋元，直接威胁皇权甚至颠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一是相权的专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专权，如西汉 末年的王莽专权;一是宦官专权，如汉唐都是败于宦官之祸患。 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便是骄兵悍将的跋扈，北宋杯酒释兵权处 置了这个问题，但北宋因此始终处于积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国 时，便希望在组织制度上处理好这些问题。

那么，朱元璋能否真正解决帝王制度自身的种种痼疾呢?从整个明王朝的历史来看， 恐怕未必如其所愿，其中关键是他无法保证接替其帝王权力的王子王孙们的状况。怎么做皇帝，虽然有一套从娃娃抓起的东宫制 度，但并不一定能培育出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子子孙孙实 际都不怎么争气。他想方设法搞的那一套制度设计不能说完全无 效，但关键还是在人，帝王的素质太差，难保这一套制度设计不 歪歪斜斜地变形。当这一套制度完全变形以后，要振作起来复兴 这个王朝，同样也很困难，所以崇祯帝最终难逃吊死煤山的结局。 掌控国家权力的才能，既不可能靠血缘关系的遗传，也不可能完 全从书本上去领会和掌握，它是从王者的社会实践及其相应的社 会关系网络中发展起来的，先王留下的遗诏不能说不起作用，但 作用亦有限。

一个王朝垮塌以后自会建立起新的王朝，改朝换代的事在中 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地出现过，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者在换代 不改朝的时候，这个组织结构也会作出某些局部性的修正。这些 年来，我们习惯于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归之于制度的 缺乏和不健全，其实制度不是万能的，关键还是在制度体系内外 运作的人际关系的状况。制度设计往往是静态的，而制度体系内 外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则是动态的，它自然会导致制度自身的 畸变，出现与制度设计之初良好愿望相反的结果，所以不仅要关 心制度设计，更要关心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际关系的状况， 否则一切制度设计的良好愿望都会落空。

宋元遗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正，成为他考虑的中心问 题。先说中央行政机关的宰相制度，自从秦始皇设置宰相制度以后， 为了防止相权对皇权的侵犯，历朝历代都在对这个制度设计进行调整。汉武帝时内朝尚书省的设置，便是为了牵制外朝宰相的权力， 尚书台成为外朝实际的宰相以后，魏晋才有中书省的设置，中书 成为决策机构，尚书成为行政机构。唐代分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 那是将决策与行政分开，中间再加上门下省的封驳，以保证决策 能比较符合实际。宋代门下省退出，给事中大体如谏官，变成中 书的对立面，但很少能如门下、侍中那样对诏敕行使封驳权，而 中书省的长官，也就成为左右宰相。故朱元璋称吴王时，因元尚右， 便以李善长为中书省的右丞相。明初徐达、李文忠因受命外出征讨， 未尝专理省事，实际上的丞相是李善长一个人。

从李善长到胡惟庸， 这十多年时间，中书省的宰相府实际上成了左右明王朝政局的力量，史称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明史·李善长传》)。 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疾致仕以后，其继任者杨宪、汪广洋、胡惟庸 都是李善长的下属，其中汪广洋比较能“谨厚自守”，但不能“发 奸远祸”(《明史·汪广洋传》)，也就是不能与杨宪、胡惟庸划清界限，最终还是不能逃脱被诛灭的结局。胡惟庸初为宁国知县， 以李善长推荐，擢太常少卿。洪武六年(1373 年)七月，以胡惟庸为中书左丞相。杨宪败，汪广洋浮沉守位，让惟庸总中书政事，内外诸司封事入奏，都要经过胡惟庸这个口子，他便处于一人之下、朱元璋立国以后，在他执政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如何对汉唐万人之上，奔竟之徒，争赴其门下。这样他便能威福自恣，专生杀之权，那就犯了朱元璋的大忌了。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 璋起胡惟庸案，乘势废掉了元代的丞相制度。《明史·职官志一》 有一段非常概括的表述，其云:

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 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 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 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分大都督 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 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是时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

这一段话概括了明初中央政府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取消了中书省的丞相，让中书省下属的吏、户、兵、刑、工、礼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提高了六部的地位;在皇帝身边设置殿阁大 学士，作为皇帝处置臣下奏章的顾问，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秘书班子，没有实权，只是做顾问，它的职掌是“献替可否，奉陈规诲， 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即在皇帝身旁，做参谋顾问，负责清点 检查由通政司送来的各部和各地上送的奏章，并标明题目，皇帝看了口授处理意见，对题奏作批答。票拟便是代皇帝拟定批示， 他们的身份便是皇帝的秘书。起初设置大学士的有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都是朱元璋处理公务的场所。到洪武十五年(1382 年)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后来又设文华殿大学士，秩皆正五品，由于 品秩不高，便不能任意弄权了。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朱 元璋又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 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 论以极刑。”

这便以祖训的形式，把废丞相作为制度给定死了。 实际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上规定不设丞相，那些备顾问的大学士，尽管品秩不高，仍能衍生为实际上的宰相。无宰相之名，而具宰相之实。《明史·职官志一》讲道:“迨仁、宣朝， 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 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 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这决定于帝王本身，这个实际上 的相权是帝王自己支撑起来的，它可以没有宰相的名义，而有宰 相的实权。六部尚书的品秩比殿阁大学士高，在决策过程中，六 部尚书的影响反而低于大学士们。愈往后，这种现象愈明显，因 为皇帝不亲自处理政务了，权力自然旁落。故史称:“至世宗中叶， 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明史·职 官志一》)如严嵩在嘉靖时，便是以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 “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明史·严 嵩传》)。其子严世蕃官尚宝司少卿，横行公卿间。严嵩入值时， 已六十多岁了，毕竟年事已高，许多事不得不借重于其子严世蕃。 史称:“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 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明史·严嵩传》) 这样一来，严嵩才出洋相、露馅而失宠于嘉靖帝。严世蕃一出事， 严嵩跟着也倒了。故相权的起来，权相实际上的形成，关键还在帝王自身。

这是朱元璋建立制度时无法解决的矛盾，子孙不争气， 又怪得了谁呢?法制的健全还得靠人去执行，法制再严密，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了，一切制度上的设置都会被架空的。我说这一些并不是制度无用论，而是讲制度不是万能的，良好而严密的制度设计和贯彻执行，必须以良好的社会风尚、淳朴的人际关系、高 尚的道德修养作基础，没有这些条件，任何制度的设置很难真正 落到实处。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变坏了，再好的制度 都有空子可钻。所以不能把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贯彻到 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孟子见梁惠王开头所说的话还是正确的：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 吾国乎 ?”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 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 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社会在利益驱动之下，败坏了风气，丧失了良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利益上的较量，那么设计再好的制度来防止各种弊端，到头来往往还是收效甚微。制度层面的设计和贯彻，一 定要有思想层面的保障，否则的话只能是缘木求鱼。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读书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