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的网络告密和揭发运动再掀高潮，从当红流量明星，到女权主义者等社会边缘团体，到机构和普通人，再到自己的朋友圈，狂热民族主义下的告密揭发正如回到文革时期大义灭亲式的红卫兵文化。
专家认为这是政府对民众长期爱国训练的结果，近几年愈发复杂高级的审查制度也培养和鼓励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专家指出，高压的舆论环境也让“不爱国”成为网络举报攻击的利器，而表现狂热爱国也同样或被用作实现个人私利。
告密举报盛行
本月1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当红演员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称其“行为存在严重不当，不仅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
事情起因是张最近被网友们扒出在2019年参加过一个在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婚礼。尽管张哲瀚13日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道歉，表示“不亲日，是中国人。”但网友随后又继续扒出张哲瀚以前的照片，证明他“不仅去了，还特地去了”靖国神社，而且“年年都去。”
同样遭到网友告密举报的当红明星还包括台湾艺人徐熙娣(小S)。因为奥运期间为台湾奥运选手加油时使用“国手”一词，小S遭到中国大陆网友集体“出征”，将她视为“台独艺人”，并因此失去几家中国大陆品牌的代言合作。
明星的类似事件导致网络舆论热议，但利用名族主义情感和政策告密和举报现象并非新鲜事儿，对象囊括从明星到机构到普通人。
近日，就在北京出台“双减”政策，为狂飙突进的校外培训按下刹车键后不久，沈阳某家长应声“实名举报”帮孩子补习的物理老师。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这位家长在双胞胎孩子考上高中后“过河拆桥，”该物理老师不仅退回学费，倒贴2000元，而且受到处分。
《外交政策》近日刊文探讨中国审查制度如何造就了一代狂热的民族主义告密者。文章援引今年福州格致中学遭投诉事件为例证之一。
今年六月，一些网民向福州教育局投诉格致中学广播电台播放了韩国“防弹少年团”乐队的歌，理由是这个乐队成员曾经表示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共享“痛苦的历史”。6月25日，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已要求格致中学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立即整改”。
女权主义者，LGBTQ等社会边缘团体就更容易成为告密举报风潮的目标。 今年三月底，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女权运动领袖肖美丽在网上被“揭发”出她拿着横幅的老照片，上面写着香港抗议者在2014年民主运动的口号“在风暴中坚持自由”。民族主义网民还搜索出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并暗示这是她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证据。
为肖辩护的女权主义者也同样成为网络攻击目标。29岁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居住在纽约的律师梁小门在微博上被称为“叛徒”和“异国中心的婊子”。网民甚至在讨论如何找到她父母的家庭住址。
重回文革狂热？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托马斯·霍利汉(Thomas Hollihan)告诉美国之音，最近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网络舆论的社会控制加强了，大学课堂教授的内容和研究中的审查也增加了，对嘉宾进入校园的讲演内容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
舆论控制和官方默许滋长了听众、学生检举告密之风，多位学者、教授因讲课内容不够爱国不够红而受处分。
去年11月，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知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遭恶意举报而被中断。2018年中，时任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尤盛东被举报课堂上言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不够红不够专”，而遭校方解聘。而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已有两位教授(许章润，吕嘉)因在课堂和演讲中发表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批评而被学生举报，遭停职调查。
这种举报不仅限于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蔓延至对身边朋友的不够爱国言论的检举揭发。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都在举报自己朋友圈里的人，”这种现象“非常可怕，这种狂热确实给人一种文革的感觉。
而2015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作文就以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为材料命题，再次印证“大义灭亲式”揭发文化的普遍性，也一度引发社会和学者对举报与告密、情感与国家的讨论。
这种告密揭发在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化中达到高潮。官媒《人民网》早在2013年就报道过当年红卫兵对那段“血淋淋的历史”的忏悔。
1970年2月，16岁的根正苗红的张红兵因为自己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向军代表检举母亲；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大众熟知的记录文革创伤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如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都反映了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畸形的人际关系。文革期间，亲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的所有人对毛主席拥有纯粹崇高的敬爱，激发出无数例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盛举。
曾被评为“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学者冉云飞多年来搜集了文革中告密的众多第一手原始材料，准备出版多卷本的《中国告密史》丛书。 冉云飞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间历史的讲座中将搜集的史料分成好几叠 – 有告发父母的， 告发兄长和众亲友的，告发当时的大V公知的(主要案例是告发当时著名市井小说家秦瘦鸥)，甚至还包括自我告发。
冉云飞得出的结论有二，文革的告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是群众性的、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对民众从小的党化教育，“从少先队、团员到党员的梯队培养，使得告密者的人数巨增，让共产党的假想敌以及捏造出来的异己分子无处藏身。”
“叛国”是武器，“爱国”是生意
在最近层出不穷的揭发明星案中，“不爱国”是最常见的理由，也是极有效的利器。张哲瀚，小S等正是因为被爆出踩了民族主义的红线的事件而激起网民声讨，并迅速遭各大品牌解约，甚至遭官方机构发声强烈批评。
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表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作为理由既可以妖魔化外部势力，也可以打击同情这些势力的内部公民。“以香港为例，抗议者，或支持抗议对中国不满的人，被描述成被美国和外国势力的黑手所操纵，他们想在香港制造动乱。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而不是外国干预的直接结果。”
如果“叛国”是精准摧毁一个流量明星的利器，那激进的举报自己朋友不够爱国或发表激昂爱国言论的人也未必完全是发自爱国的真心。
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真实的狂热爱国确实存在，但很多人是有各种算计的。“有些人已经把爱国做成了生意，越举报“别人不爱国”，就越有粉丝，有粉丝就可以卖东西。有些人可能刚毕业，以后要进政府当公务员，多做点儿这种事情对事业是有好处的。”
王亚秋说，“文革时期那种为了保全自己的心态也有，举个例子，我现在没事，但担心以后被挖出来说发了不爱国的东西，但我当时没有说他，你会担心以后会被人家说没有足够爱国，所以现在应该先去把人家举报了，以后就抓不到我的小尾巴了。”
王亚秋说她知道自己的几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爱国言论就是为了生意。
《外交政策》最近的文章也提到一些民族主义者通过攻击他们认为不够爱国的人而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 其中包括上个月被评为广东省“促进网络文明大使”的微博用户“孤烟暮蝉”等6人。据《南方日报》报道，他们受聘的理由是“有足够的新媒体正能量传播影响力。”
严苛、复杂的审查制度滋养狂热民族主义
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分析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比喻和信息，国家自豪感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和精神，所有这些长期以来在中国作为一种纪律来培养，以控制异见人士言论，利用社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压力，以阻止人们传播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具有敌意的意见。”
王亚秋表示，这些民族主义网民确实不一定是“五毛党，”他们不受雇于政府，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确实像是自发的。但是对比美中两国的社交媒体便会发现这种“自发”实际上是高压审查制度培养出来的。
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推特上确实存在极端的狂热的政治言论，但由于媒体的开放和言论自由，人们可以通过其他媒体渠道，尤其是主流媒体看到更真实的情况。 而中国的社媒就只剩下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帖子，所以生活在这种情景下就会变得很狂热。
美国社交媒体研究中常用“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的理论概念来描述在封闭的社交媒体的环境中，狂热极端的言论会被放大和加强的现象。这些意见相近的狂热的声音会被互相转载，外加社媒基于大数据计算的推送功能，越多转载就越容易被推送上热搜，结果导致社媒上的用户看到和相信的事实越来越极端化，进而影响政治倾向。
王亚秋表示，在这个狂热的圈子生活长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发爱国帖子或举报别人不爱国是算计还是自发的。这也正是霍利汉教授说的国家对民众的爱国爱党的纪律训练的有利结果。
此外，越来越精明和复杂的媒体的审查制度也在鼓励和培养这种民族主义狂热。
霍利汉几年前在北京带学生代表团访问了不同的政府部门，调研中国媒体政策。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被告知，政府雇佣了数百万人监控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这就是他们怎么能如此迅速地删除对公共秩序有潜在危险的消息的方式。他们可以限制人们继续访问这些平台，他们可以威胁平台本身 – 微信或腾讯，以防止信息进一步被传播成有害的。”
“不过，我认为中国现在所做的，是积极雇用人员制作支持政府利益的内容，或者破坏持不同政见的内容，并且威胁驱赶这些不利信息，从而使人们不相信。”
霍利汉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积极塑造叙事和传播的手法。…例子包括在钓鱼岛问题上塑造反日叙事；控制天津爆炸案的讨论时将批评引向地方决策者，而不是中央政府；以及压制新疆事件的不利信息。…所以政府一方面删除敌对信息，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友好的内容。”
而上文提到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还提到审查制度的配额制。审查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删除一定数量的帖子或帐户，因而导致必须删除较温和的内容已满足他们的配额。
这种全面高压的审查制度，正如霍利汉和王亚秋所说，训练和培养了一代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不惜以揭发告密自己的朋友“不够爱国”来表现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以此达到自己的另一些功利性目的。
狂热民族主义的后果
霍利汉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注意这么做的后果。“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真的一落千丈…过去十年中国进行了巨额投资，试图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但这几年采取的这些戏剧性举措实际上与这种目的背道而驰。 ”
王亚秋说，在习近平的治下，各方面控制的加紧从2013年“七不讲”就开始了。中国一开始支持和西方交流，学习，现在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没必要跟西方学习，现在强调中国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还要把中国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近几年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霍利汉说，“随着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合作伙伴将让我们每个人从中受益。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动机或战略持不信任，这会削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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