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怒放的民族主義——告密，揪叛徒愈演愈烈

近日，中國的網絡告密和揭發運動再掀高潮，從當紅流量明星，到女權主義者等社會邊緣團體，到機構和普通人，再到自己的朋友圈，狂熱民族主義下的告密揭發正如回到文革時期大義滅親式的紅衛兵文化。 

專家認為這是政府對民眾長期愛國訓練的結果，近幾年愈發複雜高級的審查制度也培養和鼓勵了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專家指出，高壓的輿論環境也讓「不愛國」成為網絡舉報攻擊的利器，而表現狂熱愛國也同樣或被用作實現個人私利。 

告密舉報盛行 

本月15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表聲明，要求對當紅演員張哲瀚進行從業抵制，稱其「行為存在嚴重不當，不僅傷害民族感情，而且對其受眾中的青少年群體帶來惡劣的不良影響。」 

事情起因是張最近被網友們扒出在2019年參加過一個在靖國神社舉辦的日式婚禮。儘管張哲瀚13日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上道歉，表示「不親日，是中國人。」但網友隨後又繼續扒出張哲瀚以前的照片，證明他「不僅去了，還特地去了」靖國神社，而且「年年都去。」 

同樣遭到網友告密舉報的當紅明星還包括台灣藝人徐熙娣(小S)。因為奧運期間為台灣奧運選手加油時使用「國手」一詞，小S遭到中國大陸網友集體「出征」，將她視為「台獨藝人」，並因此失去幾家中國大陸品牌的代言合作。 

明星的類似事件導致網絡輿論熱議，但利用名族主義情感和政策告密和舉報現象並非新鮮事兒，對象囊括從明星到機構到普通人。 

近日，就在北京出台「雙減」政策，為狂飆突進的校外培訓按下剎車鍵後不久，瀋陽某家長應聲「實名舉報」幫孩子補習的物理老師。據大陸多家媒體報道，這位家長在雙胞胎孩子考上高中後「過河拆橋，」該物理老師不僅退回學費，倒貼2000元，而且受到處分。 

《外交政策》近日刊文探討中國審查制度如何造就了一代狂熱的民族主義告密者。文章援引今年福州格致中學遭投訴事件為例證之一。 

今年六月，一些網民向福州教育局投訴格致中學廣播電台播放了韓國「防彈少年團」樂隊的歌，理由是這個樂隊成員曾經表示與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共享「痛苦的歷史」。6月25日，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已要求格致中學對此事件進行調查，「立即整改」。 

女權主義者，LGBTQ等社會邊緣團體就更容易成為告密舉報風潮的目標。 今年三月底，美國多家媒體報道了女權運動領袖肖美麗在網上被「揭發」出她拿着橫幅的老照片，上面寫着香港抗議者在2014年民主運動的口號「在風暴中堅持自由」。民族主義網民還搜索出肖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的關於女權主義的演講，並暗示這是她得到中央情報局「贊助」的證據。 

為肖辯護的女權主義者也同樣成為網絡攻擊目標。29歲的中國女權主義者，居住在紐約的律師梁小門在微博上被稱為「叛徒」和「異國中心的婊子」。網民甚至在討論如何找到她父母的家庭住址。 

重回文革狂熱？ 

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教授托馬斯·霍利漢(Thomas Hollihan)告訴美國之音，最近幾年，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網絡輿論的社會控制加強了，大學課堂教授的內容和研究中的審查也增加了，對嘉賓進入校園的講演內容進行了更嚴格的控制。 

輿論控制和官方默許滋長了聽眾、學生檢舉告密之風，多位學者、教授因講課內容不夠愛國不夠紅而受處分。 

去年11月，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知名冷戰史專家沈志華在首都師範大學的講座遭惡意舉報而被中斷。2018年中，時任廈門大學經濟學教授尤盛東被舉報課堂上言論與中共意識形態不符，「不夠紅不夠專」，而遭校方解聘。而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已有兩位教授(許章潤，呂嘉)因在課堂和演講中發表對習近平和中共的批評而被學生舉報，遭停職調查。 

這種舉報不僅限於有社會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還蔓延至對身邊朋友的不夠愛國言論的檢舉揭發。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王亞秋告訴美國之音，「很多人都在舉報自己朋友圈裡的人，」這種現象「非常可怕，這種狂熱確實給人一種文革的感覺。 

而2015年高考語文全國卷作文就以女兒舉報父親違反交規為材料命題，再次印證「大義滅親式」揭發文化的普遍性，也一度引發社會和學者對舉報與告密、情感與國家的討論。 

這種告密揭發在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文化中達到高潮。官媒《人民網》早在2013年就報道過當年紅衛兵對那段「血淋淋的歷史」的懺悔。 

1970年2月，16歲的根正苗紅的張紅兵因為自己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向軍代表檢舉母親；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大眾熟知的記錄文革創傷的文學和電影作品，如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王小帥的電影《闖入者》，都反映了這種高壓政治環境下的畸形的人際關係。文革期間，親朋、好友、家人之間各懷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的所有人對毛主席擁有純粹崇高的敬愛，激發出無數例夫妻、親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發的壯觀盛舉。 

曾被評為「2008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家、學者冉雲飛多年來搜集了文革中告密的眾多第一手原始材料，準備出版多卷本的《中國告密史》叢書。 冉雲飛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民間歷史的講座中將搜集的史料分成好幾疊 – 有告發父母的， 告發兄長和眾親友的，告發當時的大V公知的(主要案例是告發當時著名市井小說家秦瘦鷗)，甚至還包括自我告發。 

冉雲飛得出的結論有二，文革的告密從廣度和深度上來說，都是群眾性的、波及面之深廣，影響面之巨大，告發手段之無所不用其極，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對民眾從小的黨化教育，「從少先隊、團員到黨員的梯隊培養，使得告密者的人數巨增，讓共產黨的假想敵以及捏造出來的異己分子無處藏身。」 

「叛國」是武器，「愛國」是生意 

在最近層出不窮的揭發明星案中，「不愛國」是最常見的理由，也是極有效的利器。張哲瀚，小S等正是因為被爆出踩了民族主義的紅線的事件而激起網民聲討，並迅速遭各大品牌解約，甚至遭官方機構發聲強烈批評。 

南加大的霍利漢教授表示，「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作為理由既可以妖魔化外部勢力，也可以打擊同情這些勢力的內部公民。「以香港為例，抗議者，或支持抗議對中國不滿的人，被描述成被美國和外國勢力的黑手所操縱，他們想在香港製造動亂。也正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出現越來越多的異見人士，而不是外國干預的直接結果。」 

如果「叛國」是精準摧毀一個流量明星的利器，那激進的舉報自己朋友不夠愛國或發表激昂愛國言論的人也未必完全是發自愛國的真心。 

王亞秋告訴美國之音，真實的狂熱愛國確實存在，但很多人是有各種算計的。「有些人已經把愛國做成了生意，越舉報「別人不愛國」，就越有粉絲，有粉絲就可以賣東西。有些人可能剛畢業，以後要進政府當公務員，多做點兒這種事情對事業是有好處的。」 

王亞秋說，「文革時期那種為了保全自己的心態也有，舉個例子，我現在沒事，但擔心以後被挖出來說發了不愛國的東西，但我當時沒有說他，你會擔心以後會被人家說沒有足夠愛國，所以現在應該先去把人家舉報了，以後就抓不到我的小尾巴了。」 

王亞秋說她知道自己的幾個朋友在微信朋友圈發愛國言論就是為了生意。 

《外交政策》最近的文章也提到一些民族主義者通過攻擊他們認為不夠愛國的人而成為有影響力的網絡紅人， 其中包括上個月被評為廣東省「促進網絡文明大使」的微博用戶「孤煙暮蟬」等6人。據《南方日報》報道，他們受聘的理由是「有足夠的新媒體正能量傳播影響力。」 

嚴苛、複雜的審查制度滋養狂熱民族主義 

南加大的霍利漢教授分析說，「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比喻和信息，國家自豪感以及中國人的身份和精神，所有這些長期以來在中國作為一種紀律來培養，以控制異見人士言論，利用社區、家庭和工作場所的壓力，以阻止人們傳播被認為對公共秩序具有敵意的意見。」 

王亞秋表示，這些民族主義網民確實不一定是「五毛黨，」他們不受僱於政府，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確實像是自發的。但是對比美中兩國的社交媒體便會發現這種「自發」實際上是高壓審查制度培養出來的。 

王亞秋告訴美國之音，推特上確實存在極端的狂熱的政治言論，但由於媒體的開放和言論自由，人們可以通過其他媒體渠道，尤其是主流媒體看到更真實的情況。 而中國的社媒就只剩下狂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帖子，所以生活在這種情景下就會變得很狂熱。 

美國社交媒體研究中常用「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的理論概念來描述在封閉的社交媒體的環境中，狂熱極端的言論會被放大和加強的現象。這些意見相近的狂熱的聲音會被互相轉載，外加社媒基於大數據計算的推送功能，越多轉載就越容易被推送上熱搜，結果導致社媒上的用戶看到和相信的事實越來越極端化，進而影響政治傾向。 

王亞秋表示，在這個狂熱的圈子生活長了，你都不知道自己發愛國帖子或舉報別人不愛國是算計還是自發的。這也正是霍利漢教授說的國家對民眾的愛國愛黨的紀律訓練的有利結果。 

此外，越來越精明和複雜的媒體的審查制度也在鼓勵和培養這種民族主義狂熱。 

霍利漢幾年前在北京帶學生代表團訪問了不同的政府部門，調研中國媒體政策。他告訴美國之音，「我們被告知，政府僱傭了數百萬人監控媒體平台上的內容。這就是他們怎麼能如此迅速地刪除對公共秩序有潛在危險的消息的方式。他們可以限制人們繼續訪問這些平台，他們可以威脅平台本身 – 微信或騰訊，以防止信息進一步被傳播成有害的。」 

「不過，我認為中國現在所做的，是積極雇用人員製作支持政府利益的內容，或者破壞持不同政見的內容，並且威脅驅趕這些不利信息，從而使人們不相信。」 

霍利漢說，「這是一種全方位的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積極塑造敘事和傳播的手法。…例子包括在釣魚島問題上塑造反日敘事；控制天津爆炸案的討論時將批評引向地方決策者，而不是中央政府；以及壓制新疆事件的不利信息。…所以政府一方面刪除敵對信息，另一方面積極培養友好的內容。」 

而上文提到的《外交政策》的報告還提到審查制度的配額制。審查員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刪除一定數量的帖子或帳戶，因而導致必須刪除較溫和的內容已滿足他們的配額。 

這種全面高壓的審查制度，正如霍利漢和王亞秋所說，訓練和培養了一代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不惜以揭發告密自己的朋友「不夠愛國」來表現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以及以此達到自己的另一些功利性目的。 

狂熱民族主義的後果 

霍利漢認為中國應該更加注意這麼做的後果。「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真的一落千丈…過去十年中國進行了巨額投資，試圖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但這幾年採取的這些戲劇性舉措實際上與這種目的背道而馳。 」 

王亞秋說，在習近平的治下，各方面控制的加緊從2013年「七不講」就開始了。中國一開始支持和西方交流，學習，現在覺得自己非常強大，沒必要跟西方學習，現在強調中國制度是最適合中國的，還要把中國制度推廣到其他國家。近幾年的這個變化非常明顯。 

霍利漢說，「隨着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合作夥伴將讓我們每個人從中受益。如果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動機或戰略持不信任，這會削弱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